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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共两党对"持久战"思想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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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3 14:4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是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考诸史实,国民党有意识地吸取中共的“持久战”思想,主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可惜好景不长,未能长期延续。
  【一】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共“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并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虽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31页。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到游击战时又说: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352页。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时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的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订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中共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困勉记》,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阶段”区分,而是“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系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线,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西北风云日紧”,指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本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八县和正蓝、镶白等八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55-356页。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重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石叟丛书?言论第5集》,第146-152页。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附表),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61页。上述意见,和蒋方震(百里)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大概在1928年左右,蒋方震就对他的学生龚浩说过:“将来中日战争我们应以三阳为根据地”,主战场“在平汉路线以西”。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219页。后来陆续发表过相关观点,如:
  “中日战事必难免,而沿海一带必不能守。”
  “无论从地理和民族性而言,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
  “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
  “中国的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一带有森林、有矿产,而且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则以昆明为宜。”
  “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
  “(战局)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
  “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37、139、184、188、229页。
  他甚至还谈到:“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84页。可惜,蒋方震的上述言论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分兵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至于“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则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1页。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552页。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浙、闽两省以及两广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兹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London,p 221 据此可知,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思想已经形成了。
  此后,国民党人一直以“持久战”为指导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甲案云:“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该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3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审订后送呈蒋介石。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第608页。同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33页。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页。。12月19日,在武昌制订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战,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四】中共对国民党的作战建议与两党“持久战”思想的交流
  中共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2日,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日,朱德、周恩来等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多项议案,其中之一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明确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该案具体提出七项战略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地阵地的消耗战”。第五条规定:“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其第七条规定:“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该案认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上述各原则,较之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显然更为丰富和深入。
  当朱、周、叶到达南京时,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年谱》,第383页。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中共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将“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中共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
发表于 2011-9-16 14:18:59 | 显示全部楼层
程思远之流只是一叛变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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