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得意一时的“天炉战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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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去火车站接从大后方桂林来的白崇禧。

　　薛、赵到了车站，白崇禧的专车早到车站了。薛岳和赵子立上了专车后，和白崇禧寒暄了几句，就说：“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来亲自指挥吧！”

　　这话说得白崇禧啥也不好说，一个劲儿用手摩挲他的光脑袋。还是随从王泽民圆了场，他称赞了薛岳这次作战指挥卓越，并说：“困难已经过去了，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健公(白崇禧)一定和中央商议解决。”

坐了一会儿，薛岳不等白的专车走，就告辞，同赵子立一齐下车回去了。白崇禧讨个没趣，就调转车头回桂林去了。

　　薛岳为啥这样对白长官呢？除了一直以来两人的那些疙疙瘩瘩外，还另有原因。原来，一看胜利在望，白崇禧就在桂林使劲地发表“关于湘北作战的谈话”，桂林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在第一版刊以大标题报道，薛岳也不是傻子，见着这些夸夸其谈的大话空话，生怕白的谈话遮了他的功，因此，这次毫不客气地给他来了个难看，算是不做声的警告。

　　这次大会战，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大捷”。薛岳苦心布置的“天炉战法”只能说是成功了一半，又没成功一半。成功的是，他把鬼子引到了长沙城边(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占领长沙，可能不“引”，也会到达)；不成功的是，冈村宁茨并没有入薛岳的套儿，到捞刀河北岸，看了看长沙城就撤退了，没进入薛岳预设好的“天炉”去。长沙会战的结局，是双方互有伤亡。在整个战役中，中国军队所占的地形，都比日军高些，因此日军火力虽强，伤亡也不少。但中国军队也没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呢，也没击破中国军队任何一个部队。但是，战后薛岳对外宣扬说：“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好大喜功的大后方重庆则报纸、广播大肆宣扬说“长沙大捷”。在重庆媒体的鼓舞之下，战后，第九战区向外宣布：此次会战歼灭日军42190人。

　　但是，后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统计：日军此役死伤为3550人。

　　尽管如此，这次长沙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实实在在地打退，并且跑回了原地，可以说日军的战役完全失败了，因此对日军士气打击不小。同时，长沙会战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对于抗战的信心。

　　中国军队恢复阵地后，各地民众奔走相告，节衣缩食慷慨解囊，仅慰问三军将士的医疗创伤捐款就达34万元大洋。香港《大公报》发自上海的报道《孤岛的国庆》称：“自从租界当局限定悬旗的日子以后，孤岛上已经四五个月不见国旗了。正当湘北大捷声中，青天白日旗又满街飞舞，激动每一个人的热情，吐出一口窒悬已久的长气。”蒋介石也给薛岳发来了贺捷电报，其中也掩饰不住喜庆气息：“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人民满意，高层高兴，第九战区更是喜气洋洋，乐哈哈了。

　　会战一结束，参谋长吴逸志忙着让人挑灯夜战赶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然后加紧排练。在戏剧中，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4字是薛岳平时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则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当大戏演出时，立即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战区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

　　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诿，薛岳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

　　吴逸志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

　　由于宣传长沙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纷纷前来访问长沙。参谋长吴逸志、秘书长王光海都为这大戏生气，拒不接见，记者们只好往参谋处拥去，处长狄醒宇事先得讯儿溜了，结果众人“抓”住了反应较为迟钝的副处长赵子立。

　　这些外国记者是由重庆军令部第二厅处长纽先铭和一些中国记者陪同来的。赵子立只好说：“今日实在太忙，没准备。”

　　“再忙也不能把我们撂下不管！”老记们一直以“无冕之王”自居，纠缠住赵子立不放。

　　赵子立没办法，只好答应：“第二日详细汇报，容我稍微准备一下。”

　　第二天，当赵子立报告会战经过的时候，室内挂起了大幅的会战经过要图、日军伤亡数统计表。他参照重庆、桂林、长沙已发表的有关长沙会战的新闻，凑合起来说了一套。说完了，外国记者要看俘虏。赵子立对他们说：“没有。”

　　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

　　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

　　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哄堂大笑，结果赵子立本人被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这边折腾还没完，谁知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趁热打铁赶来了，在湖南南岳召开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大会上，他侃侃而谈，总结了不少包括湘北大捷在内的“军事作战经验”，然后，10月29日作训词道：“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

　　会战结束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抗战有功的战士，关麟征在总部设宴招待。宴会上，著名词作家田汉给关麟征写了一副对联：“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这次第15集团军的战绩几乎是第52军取得的，而第195师在前后期都是战绩最佳的。第195师的战绩得到了集团军总部和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随第195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报捷，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律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扬汉将旌”之句。关麟征论功行赏，下令撤销了不久前对韩梅村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少将级。

　　这韩梅村怎么受的处分呢？这也与关总司令有关。

　　武汉沦陷后，第52军撤退到新墙河东南后，敌我相持大半年，没有战事。1939年5月中旬，军长张耀明突然令第195师第565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南面忠坊村日军一个加强中队的据点，并且指令该旅刘平旅长亲自指挥。师参谋长韩梅村与师长梁恺也来到了忠坊西南高地观察，并与军部和刘平旅指挥所架通了电话。当天早上6时，刘旅长集中两个团迫击炮开始炮击，发射了近两百发炮弹，然后下令步兵突击。但日军修筑起来的防守阵地并没被炮火彻底破坏，鬼子仍顽强抵抗。进攻的这个团反而伤亡惨重，突不进去。韩梅村于是向梁师长建议说：“我们要求军部增援山炮4门，每门配弹百发，定能摧毁敌军坚固防御工事。”

　　但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前线太远，又要用马驮，我同意补发迫击炮弹。”

　　“迫击炮弹，该旅还有好几百颗，但不起作用。”

　　但是，张军长不知为什么没有回答他，就撂电话了。

　　下午1时，他们又发现临湘方面有500左右的鬼子向忠坊急进，韩梅村又向梁恺师长建议：“由我亲率一个团阻击由临湘来援忠坊之敌。”

　　梁师长做不了主，让一个师参谋长带兵上前线，说：“你去请示军长吧。”

　　结果去请示军长，张耀明还是不同意，并下令攻忠坊的第565旅撤退。

　　这一仗该旅伤亡近300人，折兵损将，又劳而无功。这引起了读书出身的韩梅村的深思。

　　7月下旬，军部令韩梅村率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詹家桥的敌军据点。韩梅村认为这样去硬打不是办法，他给梁恺师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袭击敌军坚固据点，必须配山炮、野炮，否则只能以一部围困据点之敌，以主力打击敌之援兵，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以前次刘旅攻忠坊，伤亡近300人为例，说明强攻不是好办法。并且还说，我们在湘北待的时间很长了，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组织起来，这是我们政工人员失职。梁恺师长看信后觉得说得有道理，但电话打给韩梅村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为权力所限，解决不了。我为你把信转交给军部吧。”

　　谁知他兴冲冲地去把这信转送军部时，刚好关麟征代总司令在军部和张耀明商议人事安排问题。关麟征看了这封信后，大骂梁恺：“无能，遇事听参谋长的摆布！”怒气之下，他下令撤销梁恺的职，并降韩梅村一级，调任上校师参谋长，处分的罪名是“怯敌”。

　　韩梅村和梁恺受处分后，没几天，军部派覃异之来第195师当师长了。结果，他们合作时，覃师长还是对这个参谋长言听计从，两人打了好几个大胜仗。但是，韩梅村至今还背着“怯敌”和降级的处分呢。

　　这次长沙大捷了，第195师功劳不少，关麟征不仅撤销了对韩梅村的处分，还对他说：“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希望你好好地干，要有功不骄，有过则改，以后有机会还是要你带兵的。”

　　长沙大捷的宣传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全是高层将领们在报刊上亮相、谈话，到后方做报告，进行巡回演讲，而下级军官和士兵呢，只是每个连杀了一头猪，打了一次牙祭。

　　俗话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第195师战功最大，也牺牲最大，眼看功劳全分配到了高级将领们头上，目睹士兵们浴血牺牲的覃异之师长良心不安，在自己立功受赏之后，举行了“第195师举行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他亲自写了一副挽联：“比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后来，有关部门花费巨资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韩梅村是影片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