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总理--段祺瑞

growth

民族气节爱国情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北洋军阀都是一些只会吹胡子瞪眼，面目可憎、祸国殃民的家伙。这种看法的形成当然是与诸多小说、电影的文学描写有关，然而，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北洋之虎”皖系军阀段祺瑞曾六次主政，先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湖广总督等职位，经历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三·一八”惨案等那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民国初期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具有立体化的人格特点，其性格也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在反对帝制方面，段祺瑞可谓旗帜鲜明。在对待“三·一八”惨案的态度上，段祺瑞也表现出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家身上少有的人性与人道，这是政治家身上最宝贵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发生了了政府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当学生游行队伍到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射击，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段祺瑞因此被定格在屠杀民众的封建军阀形象上。
　　所有关史料披露，在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期，基本上勉强维持了统一的局面，局势相对和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作出严厉处罚凶手的指示，并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忏悔，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溃疡发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到医院治疗。由于段祺瑞身体虚弱，医生家人纷纷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段祺瑞断然拒绝：“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作为当时的一名政治人物，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对待“二十一条”和日本人的态度上，段祺瑞也展示出一个爱国军人气度。1915年日本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想袁提出卖国“二十一条”，袁周围许多要员主张对日妥协。但在2月1日，段以陆军总长身份领衔19个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并在5月8日独特异议，主张动员军队以强硬态度对待日本。虽被袁拒绝，但段祺瑞作为一名军人的浩然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段在下野之后，即使在生活困难之时也未动摇其对日本的态度。
　　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此时，段祺瑞成了日本人拉拢的对象。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数次到天津，秘密会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的严辞拒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企图在占领我东三省之后继而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为了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本人在京津两地物色代理人，最后将目标锁定在段祺瑞身上。以日本人的眼光，段祺瑞是当年的亲日派领袖，与日本政府有种特殊关系，虽退隐后无权无势，但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其影响不可小觑。
　　段祺瑞认定，自己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他又不敢断然拒绝日本人的要求，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年近古稀的段祺瑞拖着衰病之躯，以“腿疾多病”、“女儿在上海读书”为借口，1933年1月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开始了人生最后3年的岁月。
　　段祺瑞看清了日本人的真实嘴脸，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抗日态度。来到上海之后，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虽然段祺瑞来到上海，也未能躲得了清净，受日本人指使一直想拉段祺瑞投靠日本的王揖唐，就一刻也没有闲着。王揖唐曾是段祺瑞的旧部属，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卖命，极力拉拢段祺瑞重返天津，并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密电风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王揖唐为了拉拢段祺瑞，给段发了一封稀奇古怪的电报：“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
　　在外人看来，这封莫明其妙的电报似出版商之间的购书合约，而段祺瑞却心知肚明。电文开头的“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乃指中国的“华北五省自治”，电报署名“王赓”即王揖唐。王揖唐，字慎吾，初名志洋，再名什公，后又改名为赓，字一堂，号揖唐，别号逸塘。王揖唐因善于钻营和投靠日本人而被称为“华北第一奸”， 抗战至此胜利结束。稍后，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整肃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给时任军统局局长戴笠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其立即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笠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揖唐。
　　看完了王揖唐的密电，已经铁了心与日本人决裂的段祺瑞，当机立断复电一封：“专电转陈。玉公谓：股东决不同，不约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预约者，请作罢。”
　　王揖唐和段祺瑞来往的密语电报，竟被上海的媒体记者所获悉，准备通过媒体对外公布。段祺瑞主动接受上海报纸记者的采访，把他与王揖唐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顷刻间，这封电报成了上海各大报的头条新闻，段祺瑞的爱国举动迅速传遍浦江两岸，再波及神州大地，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和好评。
　　晚年的段祺瑞在日本人面前却保持了做为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普遍好评。1953年春，段祺瑞的女儿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她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3000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
　　临终嘱咐警后人
　　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祖父和叔父都是淮军将领，段祺瑞小时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他在七岁的时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祖父给段祺瑞请了塾师带他念书，但年少时的段祺瑞却最喜欢舞刀弄棍，因为有了家庭殷实的生活环境，段祺瑞的童年生活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段祺瑞14岁那年，正值花样年华，他的幸福童年却戛然而止，引以为豪的祖父段佩突然在军中亡故，段祺瑞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能将祖父的灵柩送回合肥老家安葬后。年仅16岁段祺瑞，只身一人步行2000多里，风尘仆仆数十天，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堂叔段从德，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
　　尚未成年的段祺瑞只身来到威海，父亲段从文放心不下，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哪想到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年仅39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受到很大打击，但由于军务缠身，加之他是刚入伍不满两年的新兵，上级未批准其请假奔丧。不幸之中，打出接踵而至，8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回到家中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这时大妹妹也只有12岁，最小的弟弟才9岁。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弱冠之年，段祺瑞就要独撑3个幼年弟妹生活的重担。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磨练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段祺瑞发誓刻苦攻读，立志出人头地，他20岁考入北洋武备学堂，22岁以最优等成绩毕业，23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获准到德国柏林学习军事，揭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晚年的段祺瑞，在谈及进退得失和人生修养时，常常回忆起他幼年时的私塾老师，流露出对教师的崇敬和敬仰。段祺瑞很能记得人家的好处，受施不忘恩情。
　　段祺瑞是在8岁那年离家赴祖父任所宿迁读私塾的，在那里结识了他的私塾恩师侯老先生。由于年纪尚小，当时并未领会恩师的良苦用心，上学时不用功读书，对教师的批评我行我素。不过，段祺瑞成名后，却对这位启蒙老师十分尊敬。每逢侯老先生来京，段都待为贵宾，一日三餐相陪，开口闭口老师。侯老先生离京返乡后，段祺瑞不仅经常送衣送钱，还将老先生的旧居修葺一新。段祺瑞晚年的的生活虽十分窘迫，但仍坚持按时向侯老先生寄去生活用费。
　　段祺瑞另一位印象很深的塾师，是他在合肥念私塾时结识的许老师。直到晚年，段祺瑞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学生都要把主副食带来塾中搭伙，师生在一起吃饭，厨房是由许老师的女儿负责管理的，学生们都称她为师姐。
　　段祺瑞因家里困难，基本上都是带些咸菜来，很少能从家里带来肉菜，但在一次吃饭时，却发现自己碗里有一块肉，便非常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学生哪有肉吃呢？他以为这是师姐搞错了，因为有肉的菜一般是给老师吃的，可他又不敢问。
　　可是从此以后，他经常发现碗里有好吃的。有一次他趁添饭时，跑到厨房去问，结果挨得师姐一顿数落：“碗里有肉你尽管吃就是了，管那么多干啥？”这时他才晓得是师姐的多情照顾，便心领神会，默默走开。往后数十年，他对此事一直记在心里。
　　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国统一后，段祺瑞告别军政舞台，晚年退居上海，他便想方设法打听这位师姐的下落。通过合肥一位旧友辗转打听，居然把已经白发苍苍的师姐找到了。段祺瑞高兴地邀请师姐到上海见面。师姐回去的时候，段祺瑞还送她500元，聊表心意。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漩涡中争战一生，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八勿”，其中蕴含的哲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警示及启示意义。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到北京后，曾将段祺瑞的“八勿”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复发，胃部出血不止，11月2日晚在上海宏恩医院去世，时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