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在微软——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启示》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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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创业在微软——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启示（双色）
作者：许凤婷 编著
出版时间：2011年8月出版
定价：39.00元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身处软件巨擘微软之中，何来“创业”二字？
本书详尽勾勒了微软亚洲工程院（ATC）的成长历程，披露了工程院人在“创业”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种种酸甜苦辣，生动展现了工程院的独特文化，并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其领袖人物张宏江博士的心路历程和管理思想。

代 序
拥抱变化  永无止境
张宏江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
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
2011年4月，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在北京的员工搬入中关村西区的新址。家庭开放日、工位装饰评比、摄影比赛等暖屋活动接连展开，新楼里洋溢着乔迁的欣喜和兴奋。与我的同事们相比，除了分享这份踏上新起点的喜悦，与人生中最精力充沛的12年告别，心中荡漾的更多是留恋与不舍！希格玛大厦，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止一次……
1999年3月，我从硅谷回到北京，考虑加入刚刚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北京迎接我的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场沙尘暴，漫天飞舞的沙尘让我一时犹豫。于是，当亚勤问我准备回国工作几年时，我如实告诉他我只做了两到三年的打算。却不曾想，回来工作一段的想法，后来竟成为我12年未曾改变的承诺：在北京、在微软、在希格玛整整工作了12年。在这12年里，微软在中国的研发团队从最初单纯的产品本地化发展到全面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战略合作四大职能的创新机构；从十几个人成长到今天超过3000人的团队；职能更从中国拓展至整个亚太地区。1998年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走进一位IEEE院士，12年后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走出了12位IEEE院士、4位杰出亚裔工程师奖获得者……12年，我们在中国打造了一个世界一流的软件研发机构，这是不争的事实。
回望这12年走过的历程，我感到幸运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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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No”，你学会了吗？
      2004年，当萧圣璇刚回国加入微软亚洲工程院时，有一个现象让他难以适应：开会讨论时，大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发表的意见不温不火，会议结束后，大家却接二连三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开始对会议上的问题发表看法。在萧圣璇看来，这些原本要在开会时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留到会后才提出来？
      萧圣璇不是不理解大家的行为，因为他也是中国人，知道大家在会议上很多时候会碍于情面，不愿当面“挑战”同事，更别说向领导Say“No”了。
      但在萧圣璇看来，“挑战”同事或者跟老板说“不”，并非是要跟谁PK，而是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而是有技术、有想法、有理想的人。而且，这样做也能让工作更顺畅、更有价值——毕竟大家的时间都有限，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猜测彼此的想法上。
      说“不”不仅是职场中的个人应该掌握的技巧，对一个机构而言，“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样十分重要。
萧圣璇回忆起2004年他刚回国加入工程院时的情形。那时工程院刚刚创立，大家干劲十足，从总部接了很多项目——甚至已经超出自己的能力负荷了，还硬着头皮接项目。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满怀‘干事业’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吃苦耐劳吧，所以来者不拒。”萧圣璇说。但很快，他觉得这种状态并不利于工程院长久的发展，而应该比较系统地挑选一些对长远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来做：“我很为难。当时大家热情高涨，我该怎么说？但我认为还是应该根据最终的目标来考虑问题，就是‘什么对工程院好’。我坦诚地和张宏江院长谈了我的想法，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
      “不”字说出来很容易，但要达到预想的效果，却要费一番心血。萧圣璇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工程院成立初期，萧圣璇曾负责一个很有“来头”的项目——把Upen技术转化成产品。诞生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Upen技术曾经得到比尔•盖茨的高度关注，工程院计划把它转化成产品，并通过这个项目在总部“一鸣惊人”。萧圣璇不断被叮嘱：别的项目先不要接了，一切以Upen为先。做了三个月之后，萧圣璇告诉张宏江：“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因为我和团队成员为它设想了5种商业模式，都无法证明它能为微软带来收益。”
      但总部却希望萧圣璇和他的团队以“更有创造性”的方式完成任务。萧圣璇提出：他们需要再花三个月的时间为Upen考虑新的商业模式。
      三个月后，萧圣璇和他的团队得出的结论是：产品可以做，但会亏钱。
      这一次，为了让“不”字说出来时更有力度，萧圣璇和他的团队花费了大量心血，详尽地进行了市场调研，得出了上述结论。最后，在翔实而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面前，比尔•盖茨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对工程院的团队为微软节省了不必要的开支表示感谢。
“其实，我当时很担心自己的绩效评估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毕竟我负责的项目半途而废。但结果还不错，老板并没有因为我说‘不’而给我打低分。”萧圣璇笑道。
      萧圣璇知道说“不”的重要性，所以，也非常鼓励自己的员工勇敢说“不”。
       “只要你的建议有价值，不是故意唱反调，大家会接受的。”萧圣璇常常这样鼓励他手下的员工：“首先，你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方式）一定要礼貌。其次，用数据说话很重要。我不会喜欢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该怎样做，请用数据、技术和立场来展示你的观点。第三，你不可以只提出问题而拿不出解决方案。最后，你在说服人的时候，需要有‘联盟’。比如，你所在的小组有几个不同角色的人，拿出各自领域的数据来集体说明你们说‘不’的道理。”
现在，萧圣璇的团队开会时的气氛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这让他颇为满意，被他形容为“有生机”。（本文作者石丹）
本文节选自《创业在微软——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启示（双色）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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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金刚

2004年3月中旬，张宏江、林斌、张益肇和阿德勒四人前往印度“西天取经”。他们希望通过访问这个软件大国，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样板。当时的微软印度开发中心，是微软在美国以外设立的最大的开发机构。经过五年的经营，该中心的规模已经达到400人。张宏江说：“我们想去看看他们是如何确定开发方向、如何做项目、如何招聘和培训、如何与总部沟通的……”他们在印度的日程中还安排了参观InfoSys等著名软件公司的活动。

这次“西天取经”果然让张宏江等人“大开眼界”。由于担心不适应当地的饮食，张益肇带了一箱矿泉水、两箱方便面，但他们还是遭遇了“不测”。

“取经团”到达印度六大城市之一的海的拉巴时已是晚上。当晚，他们下榻在当地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第二天早上，当张宏江乘电梯下楼吃早饭时，忽然停电了。正当他在黑暗的电梯里惊慌之际，却发现当地人竟然若无其事。显然，他们对这种状况习以为常。大约过了一分钟，备用电源启动，电梯又正常运转起来。后来，他们在访问微软大楼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在InfoSys，林斌却看到了让他震撼的先进设备：在一个阶梯会议厅中，树立着一块很大的屏幕，它可以被划分成25块，供25方同时进行视频通话。

“这说明，印度的软件公司对远程开发已经摸得很透了。”林斌说。InfoSys、塔塔等大型软件公司多年的耕耘，为印度培养了大批的软件人才。“不得不承认，微软在印度的开发中心有一个先天优势——他们能从本土找到很多有经验的人。而当时我们在中国，能找到的是大批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基础很好，但都缺乏经验。要想找到有足够经验的人，必须从国外引进。”

但张宏江却对这次“西天取经”有另一种认识：印度的软件外包做得太成功了，以至于微软印度开发中心在经营了五年之后，仍然专事软件外包，并没有涉及核心的产品开发；虽然他们承接了众多的项目，但每个项目规模有限；虽然他们的企业规模很大，但是做出来的产品对本土市场影响很小。这些显然与张宏江脑海里工程院的愿景相差甚远。

“原本我们是抱着‘取经’的心态去的，却发现中国的人才结构和印度差别很大。而且，中国本土市场巨大，这也和印度不同。”张宏江说：“印度之行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们认清了一件事：绝不能成为纯外包机构，必须朝核心产品开发的方向发展。回来以后，我们信心大增，更有干劲了！”

除了林斌和张益肇，工程院在2004年春天又“网罗”到另外两员“大将”——幺宝刚和萧圣璇。

张宏江加上“四大金刚”，组成了工程院早期的核心管理团队。时至今日，“四大金刚”的故事仍然为人津津乐道。他们被记住的，不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有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为工程院所做的点点滴滴。2004年，在庆祝工程院成立一周年的年会上，年轻的员工们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ATC大时代》。他们把张宏江称为“总瓢把子张大帅”，对“四大金刚”的描述也是惟妙惟肖：林教头（林斌）统领七八条枪，内引一招张（张益肇），外招宝二爷（幺宝刚）和萧公子（萧圣璇）……

虽然被称为“四大金刚”，但如果仅从外形上看，或许“四大才子”才是更合适的称谓——四人当中除了幺宝刚身材比较高大之外，另外三人看上去更像一介书生。林斌说话时语气总是很平和，但却隐藏激情、敢想敢做；张益肇说话语速比较慢，甚至有点忧郁气质，是个心思缜密的人；萧圣璇像个阳光大男孩；幺宝刚表面上很“酷”，但是个热心肠。

但是，当这些性格各异的“书生”齐聚工程院，却像发生了化学反应，不断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事隔多年，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工程院，但当谈起在工程院“创业”的日子，他们的眼中仍然闪耀着光芒……

林斌对他和微软中国结缘的日子记得很清楚：2000年6月24日，他从微软总部回到北京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如此说来，他当年也是被创办研究院的李开复等人“贩卖”回国的。难怪在创建工程院时，他熟门熟路地担当起“人贩子”的角色，从总部招募到不少能人。

2003年，林斌在研究院担任技术转化组的领头人。在成立工程院的想法被提出之后，他当即向张亚勤提交了一份方案，提议在工程院建立与总部一致的开发、测试、项目管理“三足鼎立”的团队架构，并从技术转化组“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模式转变为“真正的软件产品开发”的模式。工程院成立后，林斌在微软总部的华人员工论坛中发布了招募启示，向总部的华人工程师抛出了第一个“绣球”。

2003年年底，在总部工作的一名华人测试工程师陈天看到了这则热情洋溢的启示，颇感兴趣，于是在圣诞节期间向林斌发了一封邮件询问具体事宜。然而，这封邮件却如石沉大海，迟迟没有得到林斌的回复。就在陈天差不多要放弃回国工作的念头时，他终于收到了林斌的邮件。很快，陈天见到了工程院派出的代表。来人并非林斌，而是幺宝刚。

这时，陈天才知道，高度近视的林斌由于高强度的工作，竟然出现双目流血的情况，住进了医院。他这一病，差点让工程院错失了一名优秀的人才。幸而林斌在病刚有起色时就挣扎着开始工作，所以才及时看到了陈天的邮件。后来，陈天成为工程院招募到的第一名测试开发经理。

林斌在2006年离开了微软，成为谷歌（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工程院总监、副院长。

张益肇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老人”。张宏江对第一次与张益肇见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1999年年初，在张宏江已经答应加盟研究院但尚未回国之时，就受李开复之托，“面试”一位“电信系统的自然语言界面研究领域的先驱”，这个人就是张益肇。

在见面之前，张宏江就了解到：张益肇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开发出了新的语音识别算法，在通用电气研发中心开展了模式识别方面的研究，并在国际著名的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拥有多项专利。

在旧金山的一家餐厅见面之后，张益肇考虑问题的细致入微给张宏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从微软的股价，到北京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随口向他推荐了北京的一堆景点，其实这些地方我从来没去过……”

1999年7月，张益肇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语音小组的研究工作。

外表文弱的张益肇其实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你难道不用睡觉吗？”担任工程院与总部联络员的阿德勒有一次好奇地问张益肇。原来，阿德勒在美国往中国发邮件时，总是能立即收到张益肇的回复，而那通常是北京时间的凌晨。

2004年，张益肇出任工程院副院长，带领团队参与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Vista的开发工作。

2006年，工程院成立两年后，决定将根据本地实际需求进行自主研发的想法付诸行动，于是成立了新技术和产品孵化团队。张益肇再一次被委以重任，带领这一全新的团队。

新技术孵化组致力于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挖掘由技术整合产生的市场机会。这支团队汇聚了产品计划、设计、研究及软件工程等方面的精英，并以最终用户为核心孵化新的产品与服务。另外，新技术孵化组还将参与制定微软移动产品的新兴市场战略，帮助微软的网络、移动及通信产品在中国取得成功。

为了推进这一计划，担任新技术孵化组总监的张益肇（目前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战略和沟通部资深总监）还建立了一个内部创意收集网站，面向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全体员工征集最佳创意。这个网站在展示和探讨新创意的同时，也成为微软亚洲工程院各个团队与整个研发集团进行交流和协作的纽带和平台。

幺宝刚于1996年在美国加入微软。在总部工作的七年中，他先后在微软一些重要的产品部门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软件开发组长和开发经理等职位。据幺宝刚形容，他加入工程院是一个旋风式的过程——对国内的情形还懵懵懂懂，人就已经过来了。

其实在加盟工程院之前，幺宝刚就已经产生了回国工作的念头：“因为想离父母近一些”。2003年9月，他看到林斌发出的“招贤纳士”邮件。回了一封邮件之后，幺宝刚很快就接到了林斌的答复：即将有人前往美国和你面谈，来人是“Assistant Managing Director”。

幺宝刚一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工程院派过来的是一位秘书，但见面后才发现，对方竟然就是张宏江，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

2003年的“十一”假期，幺宝刚回国，和八九个人面试了两天。最后，当时的研究院副院长沈向洋请他在北京的老边饺子馆吃了一顿饭。

“一盘饺子、一瓶啤酒，就把我搞定了。”幺宝刚笑称。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当时是被对方“有所作为”的态度感染了。于是，幺宝刚在当年10月开始介入工程院的事务，11月就正式回到北京履新。

“我过去做两年试试看。”临走前，幺宝刚向美国的同事辞行，但对方表示不相信他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加入工程院之初，幺宝刚担任工程总监，带领微软在线广告平台团队。2007年，幺宝刚曾因个人原因一度离开微软。

“离开工程院以后，原来团队里的一些同事反而把我当成了‘向导’，遇到问题都愿意跟我说说，有时中午还跑过来跟我一起吃饭，让我帮忙出出主意。”幺宝刚说。因此，他似乎一直没有远离工程院。

2009年，幺宝刚回到微软，出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广告技术中心产品组经理。

萧圣璇1993年以华盛顿大学“最优等毕业生”的身份毕业，并加入微软总部。

在微软总部工作的11年间，萧圣璇参与了多个核心产品的开发。1993年至1995年，他参与了MSN 1.0及Windows 95的开发工作。1995年至1998年间，他在互联网商业服务组（Internet Business Service Unit）参与SiteServer多个版本的开发工作，并将Site Server Membership Server引入Windows 2000，之后被提升为开发负责人。1998年到2004年，他参与了BizTalk Server多个版本的开发及分别应用于HIPAA和RosettaNet的BizTalk加速器的开发工作。

2003年年底，萧圣璇在微软华人协会（Chinese Microsoft Employees，简称“CHIME”）的一次聚会中听说微软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新的开发机构，正在招贤纳士。

2004年春节期间，萧圣璇只身来到北京，花了三天时间对这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行了解。已在总部工作了11年的萧圣璇，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挑战。所以，当林斌和张益肇向他描述工程院未来的发展策略——五年内做出一个全新的产品时，萧圣璇马上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但他仍然心怀疑虑：这里真的充满激情和干劲，连周末都会有很多人加班吗？

为了看到更多“真相”，萧圣璇在周末独自悄悄去了一趟工程院的办公室。他看到的场景果然和张宏江描绘的一样——即便是周末，工程师们也在办公室里忙得热火朝天。

2004年6月，萧圣璇正式加入工程院，开始了每个周末都加班的生活，融入“每个员工都被激情和野心燃烧着”的生活中。

六七年过去了，萧圣璇成为“四大金刚”中留在工程院时间最长的人。他的普通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昔日的“大男孩”头上也渐渐出现了白发，而他带领的团队则对众多微软核心产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4年3月，张宏江与团队访问印度InfoSys公司

2004年12月16日，微软亚洲工程院成立一周年，张宏江和“四大金刚”

本文节选自《创业在微软——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启示（双色）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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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工程院院长：1万多应聘者挑不出100人
      “过去两三个月，我最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雇人上。遗憾的是，1万多名应聘者中，居然招不到足够合适的人。”今天，在北京中关村希格玛大厦微软亚洲工程院总部，新任院长张宏江博士情绪不高。
     2003年年底成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的主要功能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开发成关键技术，并孵化核心产品。张宏江直接向负责微软研究院全球事务的公司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博士汇报工作。
     按照当初的设想，微软亚洲工程院在今年7月份左右应该到位100名软件工程师，可让张宏江头疼的是，现在只招到50多人。“微软亚洲工程院现在已经启动了10个项目，至少还需要30人才能满足工作运转的需求。我简直不知道该去哪些地方找到这30人。”张宏江说，他甚至怀疑可能是招聘行动的声势不够大，没有引起能人们的关注，或者是项目来得太快，令人应接不暇。
       6年前，比尔•盖茨看中了中国软件人力资源的优势，在北京建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飞速成长，使得它很快被提升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据说，比尔•盖茨每次听见亚洲研究院的名字都会非常兴奋，“因为总有好消息”。
      6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在技术领域有若干突破，还网罗了50名世界一流研究员和120名国内顶尖人才。
      微软亚洲研究院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使微软看好在中国设立微软亚洲工程院，可今天院长却为招不到合适的人发愁。
      为什么1万多应聘者，微软亚洲工程院都相不中？张宏江博士说，因为工程院的使命是把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换为关键技术或者开发成产品，所以需要大量的软件项目管理员、软件构架师和软件测试人员。但来应聘的人中，却很难找到符合条件的人，优秀的软件项目管理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已经找到的软件项目管理人员，要么是曾经为微软工作过的，要么是从微软总部聘来的。
      在张宏江看来，真正懂软件工程的人，要能把用户的需要转换成软件的功能。大多数人只懂得编程，能把单个的程序写得很好，但却不懂得怎样把程序运用起来。他说，其实写程序只是整个软件工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可据他观察，不少毕业生都认为，只要能把程序写得流畅就等于懂软件工程了。
       在1万多名应聘者中，微软甚至只给两三百人参加考试的机会。张宏江说，考试的结果暴露出，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基本功很不扎实，对各门知识之间的关联性理解不够，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割裂的，有的人或许知道该怎样写程序，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宏江最近去了印度，那里一家非常优秀的企业告诉他，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雇用的员工就从几百人上升到数千人。“我不敢肯定，在国内我能找到那么多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张宏江说。
      从下个月开始，张宏江和他的副手将在国内十多所著名高校举办讲座。他们想告诉学生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大家在哪些方面完善自己。
（作者刘世昕，原文刊于《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25日）
本文节选自《创业在微软——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启示（双色）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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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领导，如何让别人听我的话？
     “想借用职务的权力来提升你的影响力？在微软的文化中，滥用权力是不被接受的。” 萧永正开门见山，告诉我们在建立影响力过程中最忌讳的事。
     曾在微软亚洲工程院任项目经理的萧永正，目前是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商务软件部总监。他曾经看见过因为借领导之“力”，企图影响其他同事，最后遭遇严重情绪“反弹”的实例。人们常说，“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难事，难就难在没有钱怎么解决问题”。同样，在工作中，权力可以帮助建立影响力，但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又该如何通过自身的影响力获得他人的支持呢？
     “永远会有一些事情是在你的控制之外的。” 萧永正开玩笑地说：“即便是比尔•盖茨，也需要去影响他的客户。这时，多大的头衔都是无效的。如何帮客户实现商业目标，影响他的生意，才是制胜的关键。”
     在萧永正看来，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如何“理解并迎合别人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技巧是聆听。”萧永正强调。有时候，人们急于表达自己，以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却忘了聆听不仅仅是礼貌，更是有效沟通的前提。
     “很多人看起来是在聆听，但其实是一边听一边在想着要如何反驳。”萧永正说：“不能很好地聆听就不能很好地沟通。不满足他人表达的需要，人家又怎么会听你说呢？没有双向有效的沟通，你又怎么能把别人拉入你的‘阵营’，并去影响他，让他支持你的决定呢？”
     萧永正分享了他实现影响力的“秘籍”——找到那些你希望影响的人，并和他们建立共同的目标。
“有时候，即使一个领导公开表达他的想法和目标，别人也不一定会认同。共识不是单向的‘对他说’，还需要得到对方的‘反馈’。”萧永正说：“就是拉他‘入伙’，分享你们共同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施加命令。”
     萧永正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强化他的这个观点：“比如我饿了，请同事帮我去买点吃的。我是应该告诉他‘我饿了，你看着买点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就好’，还是告诉他‘我饿了，你买点某牌子的饼干给我’更好？通常，大家肯定认为后一种表达含义更明确，对方不容易理解错。但如果超市里恰好没这个牌子的饼干怎么办？他可能需要返回办公室问我该怎么办。这样，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也会让帮忙的人觉得很烦。事实上，我只需要告诉他我的目标——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买什么由他做主。”分享目标，是形成影响力的基础。
     在遇到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情况时，大多数人都会产生抵触情绪，可能在第一时间就会“扔”出强烈的言辞。对此，萧永正的解决方法是，把意见写出来，然后删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无奈，甚至有些小小的“悲哀”。“但这就看我们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了。”萧永正的办法是正向看：“当成人生的磨炼吧！”不让情绪恣意，并让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此得到提升。
     “何况邮件本来就不能非常准确地传达情绪，稍有不慎，就容易让人误会。”萧永正的主张是，最好先用电话沟通，然后再跟一个邮件进一步明确，这样能避免很多误会的产生。如果必须用邮件沟通，就要在发送邮件之前通读三遍，不要有让自己后悔的内容出现。“邮件发出之后，是Recall不回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把邮件）发出去就后悔了，赶快跟一封Recall的邮件，结果更糟糕。”萧永正说：“对方可能会因为你Recall的动作而关注你之前的那封邮件。”
     最后，萧永正谈了一个平凡而重要的话题——尊重。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人呢？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职场这个无比现实的舞台上，人们多多少少都会戴着“有色眼镜”，俗话说“看人下菜碟”。不过，高科技行业变化很快，也许你曾经的同事甚至下属转天就成了你的大客户或者上级，如果当初你对他有过小小的“不尊重”，大家再见面时岂不尴尬？
     “最终我们需要的还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中国的软件行业需要的也是一群踏实的人。他们不关注是否可以在短期内飞黄腾达，而是真的热爱自己所做的工作。” 萧永正说。也许有了这样的情怀，实现沟通将不是难事，实现影响力也就不在话下了。
（本文作者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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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媲美“超女”海选的招聘狂潮
      在工程院成立之初，张宏江和他的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人手短缺。工程院的牌子挂起来之后，全部人手——连张宏江在内不到30人——马上投入到第一个紧急任务中。他们要赶在2004年3月之前，把来自研究院的7个项目做成产品模型拿到TechFest上去展示。张宏江的计划是，在工程院成立后的3个月内招来70~100人，因此，最初的20多名员工在争分夺秒开发项目的同时，还肩负着招兵买马的重任。
      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2月，是国内各大高校的招聘季。瞄准中国高校毕业生的企业，除了微软，还有IBM、英特尔等IT巨头，2006年之后，另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谷歌又加入其中。各大公司对人才的争夺，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宏江要求我们，一旦应聘者确定被录用，Offer（聘书）必须在48小时之内发出去。因此，有时我们下午面试完，晚上就要给入围的学生发Offer。”时任张宏江秘书的金燕说。
      很幸运，在招聘方面，刚刚诞生的工程院并非毫无经验——他们沿袭了研究院的一部分做法。在过去五年中，研究院已经摸索出一套校园招聘的办法，先是组成宣讲团到重点高校进行演讲，然后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时接收简历。但是，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张宏江说：“以前研究院每年招的人很少，而且方向很明确，人群很集中——就是要计算机方面的博士生。相比之下，工程院招的人更多，面向的人群也更广，更像是一场‘海选’。”

2004年4月17日，浙江大学校园宣讲会
      2003年，工程院没有等到11月正式成立之后才开始动手招聘。林斌说：“在七八月间，我们还没有正式宣布成立时，我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可以说，我把95%的时间花在了招聘员工上。”
      10月中旬，张益肇为即将到来的高校演讲制作了一份PPT，其中不仅介绍了工程院的由来、招聘的要求，还分析了软件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且鼓励学生们：“一流的研究人才要进研究院，一流的工程人才要进工程院。”
      一轮在十几所国内顶尖高校的宣讲做下来，各高校的BBS上开始大量流传关于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招聘信息。与此同时，工程院的招聘启事也在中华英才网上线。很快，工程院在各个高校掀起了招聘狂潮，简历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涌向工程院。
金燕对当时收到的简历数量记忆犹新：“足足有两麻袋”。再加上从网上收到的，简历数量超过了10000份。
当时国内另一个牵动无数年轻人的活动是“超女”的选拔赛事。难怪当年有国内媒体称：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招聘盛况只有“超女”海选才能媲美。
      经过第一轮筛选之后，张宏江和他的团队发现，选出来的应聘者仍有7000多人。怎么进行下一轮的筛选？他们的决定是，采取中国学生十分擅长的一种方式——笔试。
      说干就干！众人马上组织出题小组讨论考试题目。试题分为两大类：选择题和主观题，其中主观题还包括编程题。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来自全国的简历有近万份，考试的顺序应该怎么排？
有人提议先从北京开始考试，然后依次在其他城市进行。但这个建议很快被否定了，因为题目只有一套，先考完的学生很有可能把题目传到网上。所以，为了防止试题泄露，考试必须同时进行！
      这次笔试被工程院的“考官”们笑称为“计算机基础理论全国统考”，因为当时国内拥有顶尖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高校基本上被全覆盖了。
     第一轮笔试在北京、上海、广州、合肥、南京、杭州、成都和西安八个城市同时举行。考虑到要避开学生们的上课时间，考试定在一个周六的上午。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6日。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仍有不少学生没能赶上第一轮笔试。于是，商量过后，他们决定在11月13日再举行一次笔试。第二次考试除了覆盖上述8个城市，还增加了哈尔滨、大连和武汉3个城市。
考试结束后，抱回来数千份考卷的“考官”们意识到，他们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虽说是计算机考试，但评卷的工作却不得不靠人工来完成。选择题部分的评判工作可以“外包”出去，但主观题就都得由工程师们一道一道来评审了。于是，这20多人开始昏天黑地地和几千份试卷“搏斗”，而与此同时，还有7个项目等着他们去开发。
      此时，工程院还没有专门的招聘负责人。其实原本可以“借用”研究院的两名人力资源经理，但其中一名在2003年年底离职，另一名因患病正准备动手术，所以只能由张宏江的秘书金燕帮忙协调一些招聘方面的事务。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招聘原来分社会招聘和校园招聘两大类。”金燕说。扑面而来的繁重的招聘任务，让她既紧张又兴奋，也让她从协调工程院的招聘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人力资源经理。
      笔试之后，候选人仍有500多位。经过商量，大家决定，再通过电话进行第三轮筛选——每位经理每星期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两个电话面试。
三轮筛选过后，10000多名求职者中只有300多人接到了工程院的面试通知。
有应聘者后来形容，工程院的面试对于智力和体力都是一场考验。因为，面试过程有可能持续一整天，面试者要和五六位考官对话。如果符合条件，第二天可能要再谈一天。虽然过程并不轻松，但应聘者们都希望自己在面试中走得越远越好。
在招聘季，工程院把每周二、周五的上午设定为“面试时间”。面试者比较多的时候，工程院甚至要一整天开足马力。“我们通常一周要见40个候选人。”金燕说。
到了面试的日子，满怀期待的年轻学生们就会涌进工程院的办公室。他们每人都会拿到一份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们需要在几点几分到哪个会议室面谈。
从上午9点到12点，他们通常要面见三位考官，与每位考官面谈一个小时。到了中午，工程院会招待他们一顿午餐。学生们的午餐有时是麦当劳的汉堡，但更多的时候，工程院为他们提供的是鸡肉饭和牛肉面。
金燕这时会走进来，和学生们讨论一些较为轻松的问题。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面试——观察学生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是如何表现的。
和学生们“闲聊”一阵之后，金燕会离开会议室。等到午餐快结束时，金燕又会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手中也多了一份名单——这是下一轮测试的入围者名单，“榜上有名”的学生们将在下午迎接新一轮面试。
      后来，有人总结出一个“规律”，并在网上广为流传：中午领到鸡肉饭，意味着进入下一轮面试名单，而如果发到手的是牛肉面，则意味着闯关失败，吃完饭就要“打道回府”了。
      “这纯粹是意外。”金燕说。原来，在学生们吃午饭时，在旁边的一间会议室里，考官们也在开午餐会。考官们一边吃饭，一边把上午面试的情况汇总，然后确定下一轮入围者的名单。
      因为每位考官的考察角度不一样，有的考察应聘者的逻辑能力，有的则着重看应聘者的创造性或对细节的关注，所以，考官们常常会对同一位应聘者持有不同的意见。而金燕也会在和学生们“闲聊”之后，加入考官们的讨论，并说出她观察到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我暗中观察看好的学生，和面试官决定的名单非常契合，只有少数时候观点不同。”金燕说。这时，金燕也会站出来挑战考官们的决定。
招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期间也出现了不少插曲。
有一次，一名工程师到了约定的电话面试时间，却仍然埋头做项目，没有给应聘者打电话。金燕得知后，“天不怕地不怕”地挑战了这位工程师。
  
2004年9月27日，北京天鸿科苑宣讲会
“我们得赶在TechFest前把产品模型做出来，到底哪个更重要？！”那位工程师的上级经理非常不满意，当即冲到张宏江的办公室去“告状”。
金燕面对老板们的对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张宏江只好叫她先出去，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对宏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他承受的压力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只是他不说而已。（当时我们）要完美地交付研究院的7个项目，手里又没有足够的人手。”金燕回忆道。
      经过一番“软硬兼施”，工程院上上下下开始全力配合招聘工作。就这样，经过筛选简历、笔试、电话面试和若干轮面试，工程院在头一年的面试过后只发出去了50多份聘书，这仅仅完成了张宏江设想中招聘任务的一半。
      这时恰逢《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前来采访，张宏江便向对方透露了上述状况。后来，这名记者以“1万多应聘者挑不出100人”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然而，这篇报道被另一份报纸转载时，却由于失误，在“1万”后面多加了一个零，变成“10万应聘者挑不出100人”。这两篇报道为张宏江带来了不少麻烦。外界一时议论纷纷：微软亚洲工程院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如此挑剔？
而更大的压力来自微软总部。张宏江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在获知这两篇报道后，透过越洋电话质问张宏江：“Why are you making this point？（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别忘了，雷斯特曾经以“中国遍地是人才”为由，跑到比尔•盖茨那里为工程院的前景打过包票。难道现在工程院却要告诉大家，在中国招不够合适的人吗？
      “其实我们只是想强调，在短时间内找不到足够的中层骨干。”张宏江说：“中层人手短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做大面积的校园招聘，但我们的面试官人手远远不够。
本文节选自《创业在微软——微软亚洲工程院成长启示（双色）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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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江的艰难抉择
       是继续留在驾轻就熟的位置，还是从零开始接受创业的挑战？不少从业多年的人士都曾面对这样的选择题，张宏江也不例外。
工程院成立典礼结束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张宏江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时，张亚勤从外面走了进来。
      张宏江抬头一看，张亚勤已经坐在对面看着他。不久前，张亚勤告诉张宏江，他有10%的机会被调到雷蒙德总部去管理一个新的产品部门，就像当年李开复被调到总部负责.NET的用户界面工作一样。现在，张亚勤开玩笑地和张宏江说：“结果这个10%变成了100%。”
      听到这个消息，张宏江的第一个反应是伤感，因为共事四年多的张亚勤要离他而去。可是，当张亚勤告诉他，将由他接任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一职时，他的伤感即刻变为震惊。
      张宏江回忆道：“我问：‘为什么？’亚勤说：‘看看目前工程院的项目，事实上有一半都是你带领的研究团队做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张宏江是微软在中国的团队里最受尊敬的高层之一，在研究和技术转化两个领域都非常有经验，而后者要归功于他从前在惠普工作的日子。还有谁比他更适合领导这项新事业呢？
      里克•雷斯特也支持这个决定。几天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张宏江：“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有信心你能把它做好！”
与张亚勤和沈向洋不同的是，张宏江并非什么少年天才，也没有就读于顶尖大学的经历，他取得成就的过程，更像是一名寒门子弟的奋斗史。
      张宏江的父亲是原电子部下属的一家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名工人。40年前，当张宏江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随父母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黄莹坡——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的叶公居住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黄莹坡是一个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
      1976年，15岁的张宏江就要从高中毕业了。那时候的社会风尚与今天大不一样，人人都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张宏江的哥哥已经在两年以前到农村去了，现在又轮到他。他的父母却开始忧虑。在那个年代，父母通常没有什么“望子成龙”的念头。张宏江的父母只希望大儿子赶快从农村回来，二儿子别再到“广阔天地”去了——就算没有工作，在家闲逛都是好的。但是，1977年7月，张宏江高中一毕业，他的城市户口便立即被取消，并且转到了农村。按照规定，他除了追随哥哥到农村去，别无他途。
      但就在这时，高考制度恢复了。1977年12月，张宏江和哥哥一起参加了高考。
很快，这个焦急等待的家庭迎来了第一份录取通知书——是老大的。左邻右舍都来祝贺，张宏江的父母既兴奋又心焦：一个儿子“解放”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啊！
      张宏江的学习成绩一向比哥哥好，又有自信。他对父母说：“哥哥能拿到，我也能拿到。”
       但是张宏江的父母不太敢相信——他们不是不相信张宏江，而是实在不敢想象能拥有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的幸运。
一家人在兴奋和焦虑中又过了三天。第四天傍晚，有个人忽然跑进来，满口说着祝贺的话。父亲以为又是祝贺大儿子的，就说：“都过了四天啦，还祝贺……”可就在这时，父亲呆住了，眼睛直直地望着面前的邮递员和他手上的录取通知书——它来自郑州大学电子系，是张宏江的！
      母亲一声惊叫，父亲一声不吭，只抓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父亲才一个劲儿地说：“喝酒，喝酒。”
      进入郑州大学之后，尽管张宏江在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习成绩十分出色，但毕业之后，他又一次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他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或者卡耐基梅隆大学这样的美国大学，而是到丹麦技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张宏江曾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科学学院，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到位于美国加州帕罗奥多（Palo Alto）的惠普实验室做了四年的研究主管。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张宏江选择的研究方向是遥感图像处理，从此，他与图像处理和检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最终成为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和查询方面的学科领袖。
      1993年6月，张宏江在《多媒体系统》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现代多媒体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为现代视频检索和内容查询的研究建立了基本框架。1994年，张宏江写作的《多媒体系统中视频和图像的处理》一书在美国出版，成为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随后，他开发出了一套视频检索系统并获得了专利许可，柯达、英特尔等知名公司纷纷购买这项专利，并将该技术应用到一系列的产品研究和开发实践中。在美国，甚至有数家公司在张宏江开创的理论框架下创业成功。张宏江成为这一多媒体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开山鼻祖。1998年年底，张宏江应邀担任ACM多媒体世界大会技术委员会主席，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华人。
      在美国的日子虽然有些单调，但舒适惬意——生活方面，经济来源稳定；工作方面，从事的又是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有时候，张宏江甚至认为自己的下半辈子都将在硅谷的实验室里度过。但是，偶然看到的一部国产电视剧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个周末，张宏江和家人去一家亚洲超市采购食品。付完款后，他拿到了一张租借录像带的优惠券。张宏江注意到货架上有一部中国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就把它租了下来。
      “（虽然）剧情和角色都不记得了，但我现在还记得，在看这部剧集时，我被其中人物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白深深震撼——我突然感到，自己好像太久地远离所生长的那片故土，对她的变化是如此陌生。”张宏江说。从那以后，回国的想法就不断在他脑海里闪现，驱使他寻找各种回国工作的可能。
      半年后，张宏江得知微软将在北京成立一家基础研究机构，领头人正是业内赫赫有名的李开复和张亚勤，而他们正在招募计算机领域的顶尖人才回国加盟。很快，李开复就找到了张宏江。随后，张亚勤又对他进行了说服工作。
那个时候，对张宏江而言，回国的念头已经不可遏制。但基于多年来理性判断的惯性思维，他还是决定在回国之前先回去看看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当时正值1999年初春。一天，张宏江来到北京的一个房屋租赁中心了解租房的行情。中午，他在一家饭馆吃饭，窗外霎时狂风大作，天空变得昏黄。张宏江心里“咯噔”一下，旋即明白，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尘暴”。
      沙尘暴和污染，正是一些朋友劝他“慎行”的原因。但张宏江却立即决定，这件事必须从给太太的“考察报告”中删除。
后来，他回忆道：“那时，我的心其实已经回来了。感性的‘东风’压倒了理性的‘西风’，所以回国看到的一切都能从正面支持自己的决定，负面的印象都能够被潜意识所忽略。”1999年4月13日，张宏江回国并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
        现在，在张宏江办公室的墙上，仍挂着他获得的10项美国专利的纪念匾；书架上摆着一摞微软公司颁发的“专利石”（Patent Cubes），每块石头上都刻着他的名字、专利名称和提交申请的日期。此外，张宏江独自撰写及与他人合著的论文数量达到400篇。
由于张宏江在搜索和信息检索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加盟微软仅两年，他就被提升至Partner（合伙人）级。在微软的级别体系中，一名研发人员能成为“合伙人”，意味着他已经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人才。2003年，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授予张宏江院士（Fellow of  IEEE）称号。
       除了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张宏江在研究院带领的多个团队也颇有建树——多媒体计算、自然语言处理、分布式计算系统和搜索这4个项目都是对微软而言举足轻重的技术，其中，搜索项目当时刚刚被确定为微软的战略重点。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度过异常忙碌的四年后，张宏江意气风发。他心里盘算：“是时候放松一下，和孩子们玩玩了。”但没想到，这时张亚勤提出让他带头做工程院，打破了他的“美梦”。
       “如果接着做研究院的工作，应当是驾轻就熟的，而且能预见到未来的成功。但是去做工程院，开发和研究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把过去的成功、未来的安逸统统放弃，所有的努力推倒重来。”张宏江说。一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犹豫，甚至有些恐惧；而另一方面，正是开创新事业的这种不确定性，又对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吸引力。这才是最让他纠结的地方。
2003年圣诞节期间，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带着各自的家人，一起到海南三亚度假。他们三人在工作中是好伙伴，他们的孩子也是同学，因此他们的家人之间十分熟络。
       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很清楚，这次度假结束之后，他们三个人都可能要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张亚勤赴总部任副总裁，沈向洋将接替张亚勤任研究院院长，而张宏江则将成为工程院的院长。
      “我表面装做轻松，但其实心事重重。因为我还在考虑到底对亚勤说‘Yes’还是‘No’。”张宏江说，他当时内心挣扎得很厉害。
张宏江想起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作出的几次重大的抉择，似乎都没有这么困难，即便是面对回国工作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也是很痛快地作出了选择。张宏江在想：是什么让自己变得患得患失？是年纪大了吗？还是获得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
       “既然‘上面’这么支持，这应当是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一个可以把事情做大的机会！”张宏江忽然意识到，他们开创工程院是一件独一无二、前无古人的事情，不仅在微软未曾有过类似的机构，而且在当时中国的软件业界也不见得存在类似的能够从事高水平核心软件产品开发的机构。
当离开三亚回到北京的时候，张宏江已经说服了自己，从张亚勤手里接过了工程院院长的重任。他开始构思整个计划。他回忆道：“我的感觉是，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张宏江说：“当了工程院院长之后，有时我仍然会在心里假设和比较，如果继续做研究会怎么样，成就会不会比今天更大。但当时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动力让我接下了这份工作，你可以把它称为‘使命感’。”
       2004年1月7日，微软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张亚勤升任全球副总裁，并将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职位，前往微软总部负责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这一天也是张亚勤37岁的生日。
       研究院和工程院的新掌门人也在这次发布会上亮相：原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沈向洋晋升为新一任院长，而另一位副院长张宏江则升任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沈向洋和张宏江都将直接向负责微软研究院全球事务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汇报工作。
同时，研究院的几名资深人员在此时被宣布成为工程院的高管：原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技术助理张益肇升任微软亚洲工程院副院长，原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经理林斌出任微软亚洲工程院工程总监。另外，来自雷德蒙研究院的高级总监丹尼斯•阿德勒将兼任工程院副院长。
张益肇、林斌，以及随后从微软总部回国的幺宝钢和萧圣璇，后来被称为工程院的“四大金刚”，他们是工程院早期四名直接向张宏江汇报工作的“大将”。

微软亚洲工程院成立早期（拍摄于200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