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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各国资本纷纷涌进中国，出口工业企业从珠三角开始发展起来。
这些出口工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2009年，中国农民工达2.3亿人，他们之中37.9%从事制造业。这一年，他们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时代》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知名杂志《财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1992至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正是中国农民工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奇迹。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然而，“中国模式”背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008年，中国人均GDP 已达3267美元，但最低工资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只有687元，约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9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417元，但这以超长加班时间为代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占89.8%。6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及福利，他们的权利被人为压低，他们议价的空间被压缩到最小，他们原子般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 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尽管早在2001年，有关部委便联合发出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收费，然而，撼动限制着农民工流动自由的制度沉疴，则要等到两年之后，一名大学生的悲惨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这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曝光后，民众愤怒声讨，3名博士、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6月，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废除。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一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块钱，外来工月薪在600左右，长三角地区略高。工资不仅超低，需要以加班来获取，还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资的最大祸首，仅2001年各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660.75亿元。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国各行业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之后，政府才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
次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2009年，患肺尘病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在维权无门后，只能跑到医院，“开胸验肺”，才最终引起关注，获得赔偿。职业病顽固的维权之门，因为一个农民工的悲怆之举，才艰难地得以开启。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0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后罚钱。”
“中国的社保像是在抢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积月累的制度剥夺。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这之后，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如果终止劳动合同，他们能拿回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学者刘开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收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有300亿以上。直到2010年，他们才能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不能退个人所缴金额。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神。
闲暇时光，他大多在老乡范大叔家里打牌，或是看看电视。可是电视越来越不顺眼，他觉得“新闻联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闻”。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还是那个命。”
他指了指身边 80岁的范大爷。范大爷耳背，没有任何的保障，靠着57岁的儿子赡养。儿子范大叔进东莞10年来，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废品为生。范大爷呆坐在小凳子上，烤着炭炉度过漫长的冬天。保君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未来。“东莞只是一个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他在小卖部里和母亲吵了起来。过去10年，他的父亲在工厂做保安，母亲是清洁工，辛苦攒了3万块，回家打个地基就没了。她希望儿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愿。“谁想回去住！”张柱厌烦母亲的牢骚，他希望母亲把钱拿出来，支持他创业。
“他们这一代人，赚一分钱就想把它埋到房子里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变成两分。”张柱看人的眼神坚定，毫不闪躲。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5月，广东南海。一群本田工厂的年轻工人行动起来了，因为不满过低的工资待遇，罢工抗议，要求与资方谈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革薪酬机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后，工人有条件复工，推举出一位代表，并组成谈判代表团。代表团在网络发出公开信，要求资方同意召开员工大会，要求由一线员工选举产生工会等，并声明若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在3天后再次罢工。他们写道：“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反抗中国劳资双方的不平等。他们打破了群体的沉默、无力与沉沦。
同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惟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
希望每一位打工的朋友能以此为鉴，在平凡的打工岁月中，能不遗忘自己的人生目标，不随波逐流，最终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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