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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为工作原因，不断参加高层论坛会议，结识了一些比较有水平的人，比如狂人严介和、比如上市公司的副总裁、比如销售过30亿的民企老板，比如一单做了1800万的咨询公司老板。与他们交往受到新的启迪，对做人做事的感悟有些提高，不敢忘记以及独自受益，因此想分享出来。
说话做人大家都说难，其实细想，这个难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态度问题，比如不愿考虑如何做好人说好话，坚持我就是这样子，我的地方我做主，就做自己，没有好好去想如何做好人；还有一个是技巧问题，不知道如何去做，做人要不要有原则，又如何去坚持原则，这些都是技巧的问题。我先讲中国人往往说话做人做不好的文化历史根源，然后分享如何做好的技巧。
一、做不好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在技巧上，例如如何去坚持原则，中国人在做人的教育体系是混乱的。我们的受到最多的教育是孔孟之道，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我们历来的政治教育都是教育我们要为了原则，比如国家民族道义应该去牺牲生命。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人最讲原则。
但另一个方面，我们天天面对的如何去揣摩皇上的心意，自己的观点不重要，皇上的喜好决定一切的独裁事实。当然这个皇上并不是指一个人或某个最高统治者，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有这个帝王思想，特别是为官者有的这个思想，压制异己。对于决策没有独立科学精神，而是靠威权：比如城市建设如何规划，不是由规划者而是市长书记决定；比如某个人是否违法不是由学法律的人来进行判断。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人决策又最没有原则最没有专业化精神。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事实，这两种事实往往会有两类极端：一个是读书越多越讲原则越有骨气越难融入社会（越反动），这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真的是数不胜数，比如明代方孝孺，近代的就不说了；还有一类是唯领导是瞻溜须拍马步步高升的，比如明代的魏忠贤，近代也更多。这个极端都可以在我们身边找到大量的实例。
说这些，那又如何去做人呢。首先谈一下做人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以前农业社会，统治者又拟制经商以及人口流动，因此大多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造就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同时又具有很大的传承性，因此我们文化骨子里其实很少得到人与人的协作精神与训练，也因此才有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的说法。
但社会进入到现在，工业化的分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积累，同时我们其实是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但如上所述，我们是回不到我们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去的，因此我有一个结论，在现在以及以后永远，不知道如何与人合作的人是不能够融入社会与潮流中去，是不可能有大成就、大作为的人的。我说这句话是指不管他有多努力、多么坚持原则、多么高的智商，如果他不能学会与人合作如何做人，都不可能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二、做好人说好话的技巧
那么到底如何做人。其实这个倒是有很多工具，我只是简单的说一说，市面上有大量培训资料与技巧可供参考。做人难，那做自己是很容易的。但真正做好自己（也就是做人）是不容易的，做好自己有三个境界：本我、自我与超我。
本我就是我的本色，我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我就怎么去做，不用考虑规则、不用考虑他人、不用考虑情境，这样做起来当然容易。年轻人都向往的境界却是做人最低的境界。
自我（也许这个词不准确）就是遵守社会法律规则的本我。这种人很多，比如有原则的那类，这种人值得我们尊敬。但遵守原则如果做不到超我，他还是不够如鱼得水。
超我指我们是融入环境与情境的自我。这种人不但遵守社会规则，而且更尊重当时情境，比如对方的性格、感受以及场合。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境界，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些话在这个场合该不该说。举例说明吧，比如我们该不该要老板奖励涨工资，这个该不该说，不是由绝对的事实，而是要考虑到老板的当时的心情。在如何做到超我，大概有一些工具与境界：
第一，对不同人说不同话。我们很难把人严格分类，但有一个分类还是有一个价值，就是这个人是感性还是理性。对感性的人尽量从他的利益、他的感受去说；对理性的人尽量从道理从事实与细节上去说。通常来说女人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就有我们常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个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对感性的人说话得到的结果。
第二，说话之前判断场景。就是别人的心态准备，本来是让你来捧场的你却提了一堆建议；要实质提建议的时候又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正确的废话都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判断场景。
第三个，也就是最难的，就是说话按照别人理解的顺序而不是按照自己想说的顺序去说。这个是有很高的难度的，最近流行的教练技术也是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特别是对于像我一样急躁而且理性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着急起来还管他如何去听，本来正确的道理还管他内心的感受，这是我之前的沟通水平。
非常感谢高人的指点，希望写的这些东西能对看的朋友有一些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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