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加州理工到高盛银行》 -- 粟耀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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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 19 岁走出台湾赴美
[3] 进入加州理工
[4] 从物理转生物科技
[5] 得到芯片之父 Carver Mead及诺贝尔奖得主 Rudi Marcus的鼓励
[6] 到生物系找指导教授
[7] 我做出了一个经典生物物理模型
[8] 我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从事蛋白质工程研究
[9]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得奖
[10] 柏波提示我走从商之路
[11] 用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换取美国绿卡
[12]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向创投公司融资，开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3] 创办领导加州理工学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进军麦肯锡
[14] 麦肯锡McKinsey & Co。梦碎进军华尔街
[15] 一星期内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圣经”进入PIMCO
[16] 我在PIMCO受的训练
[17] 赢得「债券王」Bill Gross的心
[18] 我买卖房子一年 １６０% 投资报酬率
[19] 考入麦肯锡 McKinsey & Co。
[20] 我在麦肯锡受的训练
[21] 在麦肯锡McKinsey & Co。的日子
[22] 进入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
[23] 我在高盛受的训练
[24]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25] 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 初遇北京
[26] 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 再见旧金山



[1] 前言

整十年前，我妈妈洪冬桂博士写「我家胖比」一书，造成很大轰动。那个小名「胖比」的女孩，就是我─艾丽斯，粟 (Alyce Su)，粟耀莹。那本书写了我从降生到大学毕业的许多趣事，把我塑造成一个很逗人喜欢、奋发上进的小姑娘。我还记得那书最后的结论是：“人们不会怀疑十年之后的科学家名单中有粟耀莹的名字，可是到那时候，除了她爸爸粟教授外，很少人会知道世界上曾有一个名叫『粟胖比』的女孩”！

妈妈这个结论，是根据我当年表现出的性向而下的。我在科学方面的天赋确实很高，举个例子，我进入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已修完了所有物理系的应修学分，便到研究所去选修公认最难的课：量子物理学和相对性天文学，结果我前者拿了九十九分，后者拿了九十八分，满分都是一百。 我也拿到朱经武奖学金。那时我非常自信，认为此生应可拿到一项诺贝尔奖。

以前台大物理系的恩师们，丘宏毅教授，李文中教授，林清凉教授，扬信男教授，黄伟彦教授，张国龙教授，都对我诸多期许与鼓励。尤其是林清凉教授，在上量子物理时，总是以我作例子，教训和我同班上课不够认真的台大物理研究所的学长们。

后来很多人问我，Alyce，你拿了加州理工这么难念的博士，怎么不教书或作研究? 这个问题，自我从商开始，已经回答了N遍，答案是：我从来没有想要教书或作研究，我去加州理工，这个在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密度最大的地方，是为了接受其熏陶，以悟出如何得到诺贝尔奖的道理，并对我当年的偶象Feynman费因曼（著名的物理诺贝尔奖得主，著有Surely You’re Joking，Mr。Feynman 一书）生前待过最久的地方，进行模拜。

当年因为家庭环境的缘故，不知道还有Bill Gates，Larry Ellison，Warren Buffet，这种人，不然一定早就打算如何进华尔街或硅谷，作交易员或向风险投资家融资来创业。后来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些白手起家的富豪，二话不说，在加州理工学院修得生物科技/物理学博士，也就是受完最好的自然科学训练之后，马上跳出了科学方面的职场，慨然踏进了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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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岁走出台湾赴美

大学四年级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考完托福和GRE后 (多谢来欣补习班的方有毅老师，当年我的GRE 是全台湾考出的前三高分)，申请学校的结果，得到多所美国名校的入学许可。加州理工，哈佛，哥伦比亚，柏克莱，康奈尔，芝加哥，等等。加州理工物理系历年为全美物理排名第一。哥伦比亚给我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奖学金。柏克莱给我全额奖学金，其天文系第一把手徐遐生教授来台湾演讲时，还特地安排与我见面，希望要我选择柏克莱，以为中国天文物理界培育接班人。康奈尔也派出钟威，当年台湾清大有名的资优生，向我招手。钟威在康奈尔学的是最难的“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但后来也投身华尔街。

我和父亲特别到美国这些学校都看过，才决定加州理工。


[3] 进入加州理工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正告别了深爱我的家人，要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精致的大学深造。临行前一天，有缘和当年台湾最有名的天才，扬柏因见面。扬柏因刚从MIT回台湾，以4年时间修完博士，为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在台大时，扬维哲教授是学生最喜欢的老师，扬柏因为扬维哲教授之子，又是台大物理系的学长及当年有名的资优生，未见面前很多人告诉我很多传闻，听说是又矮又小。结果一见之下，居然又高又大。我们聊的很开心，可惜第二天我就飞美国了。

本来怀这雄心壮志到加州理工学院，结果才发现学物理的找不到工作，去拜见物理系的教授，不是不收学生，就是研究经费减少，然后就造就了许多10年的研究生，不时没毕业，就是一直留在实验室作同一个教授的博士后研究员。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怪不得读博士学校付奖学金，读MBA则要交学费。

当时我连计算机都不会用，只是理论很行，为了在研究中能生存，一九九二年夏天，一天晚到校园的计算机中心泡在计算机前苦练计算机。有一天，我计算机屏幕上有人从另一台计算机上给我写字，约我和他去喝COFFEE。我望那一台计算机一看，看到一个中国人，个头不高。原来他是中国大陆少年班出来的，12 岁进安徽的科技大学，16岁大学毕业到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班。我还以为我 19岁来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班多了不起，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他已经来加州理工4年了，正在写博士论文。

他的指导教授是Tom Prince在美国的计算机天文学中是领导。他们一天到晚有一大堆的资料，从看星星得来，要作数据处理。因为数据真的太多了，他们有时要用PARAGON也就是“超级并行计算机”来作”并行计算”(Parallel Computing)。那时全美国也只有５个地方有这样大计算容量的计算机，加州理工为其中之一。

他告诉我，暑假还是准备开学的考试。考过了，就不必花一年的时间修物理课。越早开始做研究越好。我听他的话，专心准备。

1992年9月，学校便给我们这些新生一个考试，要测定所有新入学者的真实程度，以确定对每个人如何安排，如是要念硕士还是直攻博士甚至是不是要转系。考试的科目为 (1) 古典物理 (2) 量子物理 (3) 数学物理。我前两门得了全班前五高分，数学物理得了第二高分。数学物理最高分的是一位哈佛Harvard来的，大学就和教授做“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的研究，大学毕业论文就相关的题目，还发表在Physics Review。我虽然一个最高分都没那到，和以前在台大物理系很不一样，我很高兴没丢台湾人的脸。我们那一年受了30个左右的新生，是从全球来的精英。

物理博士生第一年，主要是修课，谁要是不想修也可以，但又得参加免修考试，考过了就可免修考试考的都是很难的题目，那目的可能是要挫一下想免修的人的锐气，要人知难而退，乖乖修读所有课程。考试的科目为 (1) 古典物理 (2) 量子物理 (3) 高等应用数学 (4) 高能物理 (5) 核物理。其中我后4门都用考过的，只有第一们古典物理特别去上Kip Thorne的课。Kip Thorne是近代相对论的始祖，其嫡传弟子包括台湾清华大学名教授倪维斗。

考试证明实力之后，物理系的系主任及教授们都认识我，也给我比较多的自由。系主任有几次请我去爬山，我带朋友一起去。

这一年我因此而有比较多的空档时间，我把这些时间用来扫描物理学门中比较有发展前途的课题，以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曾去拜见过叶乃裳教授，叶乃裳教授是台湾有名的才女，当年上过Time Magazine，一个星期工作100小时，以作超导体著名。我一看，她实验室的博士生就是收在机器旁边等数据。我问这位女博士生，何必守在旁边和机器一起等数据，她说机器还是有可能故障，一出故障，数据收集要从新来过。这个女博士生出身不凡，是印度的公主。堂堂印度的公主在自然的面前也没有特权，可见这科学科技真的是凭真本事。

这时我发现，物理学本身几乎处于饱和状态，倒是物理学与生物学交界的学问，很值得研究。那时在这个部门用心的人极少，这就是今天全球正在热炒的生物科技，或称生物工程。

我打定主意，要以生物科技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是问题来了，我根本没有修过大学有关生物学的课程。没有这方面的基础，而想进行生物科技研究，并要取得成绩，实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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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物理转生物科技

说到这儿，我就要感谢加州理工弹性的教学体制。当我把我的研究计划提出来后，我要求到大学部去上生物课程，这在别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加州理工竟然准了，让我用一年的时间，跟生物系的大学生一道修生物方面的专业课，并学习基本的实验。加州理工大学部是有名的天才班，很多11的12 岁的小孩确问最犀利的问题，或能答出教授所问最难的问题。我20岁坐在那儿，已经算老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以前和我同学的学长姐们，有何感想。

所谓隔行如隔山，到我亲身从物理学界跨进生物学界，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在此之前，我从高中就不念生物，生物只有国中程度，对生物学所知真是有限，待进了大学生物系的课堂，才发现要学的东西多着呢。但加州理工毕竟不一样，教授讲生物思考模式，而不是琐碎的事件，常讲最新的发现，或是自己研究的发现。每一子科的课本中，重大的研究成果好像都从加州理工作出来，课本上面的某某，要嘛是加州理工学校的教授，或是同学的父母亲或亲戚，读起来真的很带劲，让人有一个有为者亦若是的抱负。

虽然物理和生物两门学问，不论在思考学习的模式或实验方法主体上，在科学?相邻最远，但我觉得物理于生物学交叉的部分真是蕴藏着无限的学问，故很愿意花时间下工夫。

但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定有所谓「保守势力」，他们对于具创新意义的事，总有些抵触情绪，连加州理工生物系也不例外。学校批准我这个物理博士生到生物系大学部修课，有些老师、同学都当笑话看，不知道学校在弄什么花样。直到我生物学修课了好成绩，并且用所学得的这方面的知识与物理学结合，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实验，且取得了可以实用的专利，投射在我身上的异样眼光才收敛掉，这是后话。



[5] 得到芯片之父Carver Mead及诺贝尔奖得主Rudi Marcus的鼓励

加州理工有一个新建的系，叫 Computation and Neural Systems 计算及神经系统系。这个系的创办人之一叫做Carver Mead，所有电机系出身的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是超大型机体电路VLSI之父，也是Intel创始人Gordon Moore的好朋友。Carver Mead是Feynman费因曼在加州理工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两人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的智力能及。Feynman费因曼在死前，在加州理工最喜欢的研究题目，已经不在纯物理的范围，而在Nano-Technology一类用做原子做工程的应用，以及物理和生物的交界尤其是神经科学这种和电有关系的，这正是Carver Mead 毕生研究的范围。

正像很多最杰出的工程师一样，他们觉得最了不起的计算机设计无他 -- 就是人脑! 故Carver Mead就想做chips that can see会看的芯片，chips that can hear会听的芯片。Carver Mead觉得要能理解人脑，一定要能建造一个，才表示懂。而人脑如此复杂，一定要把他分成几块，于是能看的这一块，和能听的这一块，都被他抽出来磨拧。Carver Mead用他的研究成果开了很多家公司，多在北加州，靠进旧金山及史旦佛大学一带。有一个公司取名叫Synaptic神经突触，其意不言自明。他在加州理工开课，就是为他的公司培训以后的员工。

Carver Mead曾指导过一个天才女学生，Misha Mohawald，她是第一个加州理工获得最优秀博士论文的女性，也上过美国全国电视网介绍杰出女科学家的节目。Carver Mead和Misha Mohawald 共同作出了第一片能看到芯片。Misha博士后到Oxford拜师Rodney Douglas名下。Rodney为Misha 在瑞士最好的理工大学ETH开了一个系，叫Neuro-morphic Engineering仿神经网络的工程系。Misha于30岁出头，自杀结束了她精彩但短暂的一生。

我研究生第一年修Carver Mead的课。Carver Mead在加州理工是研究生心目中的神。每堂课爆满不说，每个学生都枪要坐前面，而且枪者回答Carver Mead的问题，希望引起Carver Mead的重视。那些学生多是电机系的，而且是加州理工的电机系，功力之高可想而知。我也属于坐前排枪答Carver Mead问题的学生，但高手环视之下，我大学又不是学这个的，出头很难。

不过，全班大概就我一个中国女生。期末，有一次，Carver Mead画了一个很难的线路图，很多平常的高手，不是没回答，或是答错。我一看原来那些答案是错的，我便举手，用了消去法，猜出了一个答案。Carver Mead一听，很高兴，觉得孺子可教也，课后就请我去Athenaem喝一杯小酒。那时快要过Christmas 圣诞节了，去喝一杯小酒很正常，校园大家都在开舞会。

Carver Mead的课是5:00 pm上到 7:00 pm。那一天晚上，7:00多，天色很暗，Carver和我在走在到Athenaem (Athenaem 是加州理工一个教员学生吃饭的地方) 的路上，我向Carver 问起我的偶象Feynman 生前的情形。在Feynman已经去世的情况下，Carver这位Feynman生前最亲近的朋友，感觉上是与Feynman 最相近的人。

我们在Athenaem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Carver 告诉我许多 Feynman 生前的事情，言语中充满怀友之情。Carver问我打算选那一个研究方向或题目? 我说生物物理方面，但还不确定那一个题目。我物理考试都高分考过，重新和大学学生一起学生物，也修电机系您的课，就是想多了解这个领域。Carver说: 我在班上有注意到妳，妳一看就是那种很努力，一天到晚想要跳得更高的人，妳需要一个教练。Carver 再说: 这样吧，我时间有限，不能亲自指导妳，但我的另一个好友，Rudi Marcus，刚的化学诺贝尔奖的那一位，身在学术界，应该有多一些时间与妳讨论，妳不妨去找他谈谈。

我第二学期就去修Rudi Marcus开的课。Rudi是个很有儒家修养的教授，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并无改变他的生活。Rudi对我非常赏识，提我写了很好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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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到生物系找指导教授

1993年，加州理工已公认我是本校物理系与生物系合作的拓荒者。在我之前，这所全美首屈一指的理工名校，还不曾有过一个扮演这种角色的人。至拓出什么名堂来，很多人还在看。但我的名气是不缺，所有生物系的教授都认识我。我很欣慰的是，1998年我博士毕业那一年，加州理工生物系特别成立了一个“生物物理奖学金”，开放给所有希望在物理与生物交界处作研究的博士生，就是像我这种人。

1993年的万圣节，我参加加州理工校园举办的万圣节Halloween Party。加州理工本来就是有名的怪，再加上万圣节这个作怪的节日，怪上加怪可想而知。每个人的装扮不止是面具，披风，有人用玻璃和晶体管把自己围住，装扮成计算机司服器computer server，引起很多人围观。那真的很厉害，从外面看还真的以为是计算机司服器。

我就是在那个舞会上，遇见Steve Mayo我后来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和他的第一个研究生Bassil Dahiyat。

Steve Mayo那时刚被加州理工聘进来当助理教授，他想做一个可以做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Steve在大学时就写过一软件程序做分子模型模拟，在加州理工念博士时，就是把大学写的软件程序推广，后来和他的指导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专卖这个软件给学术机构和大公司的研究部门。最后这家公司被 Pharmacopia收购，Steve的股票大赚了一笔。

Bassil Dahiyat大学念的是约翰-霍普金斯，三年就毕业，后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又待了两年，不但拿了硕士，还替他的指导教授成立实验室，发表多篇论文。Bassil的专长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生医工程，理论实验都非常厉害，是那一年加州理工有名的高材生。

这两人1993就有一个远景，要把这个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做出来，并且商业化。

我一听，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方向，第二天就去Steve Mayo的实验室和他谈，他也欣然答应受我作学生。因为他就是要找对生物有兴趣，但又能用理论的方式建立模型的人。

那时我是Steve Mayo的第三个门生，Steve Mayo 的第二个门生叫做Jay，是中国科大的高材生，得过科大的最高荣誉之一的郭末若奖学金。但Jay没有选择做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作别的博士题目。

Steve Mayo，Bassil Dahiyat，和我，三个人就展开了几年蛋白质工程的科技商业化之路。



[7] 我做出了一个经典生物物理模型

Steve Mayo的实验室才刚开张，由于Steve在计算机方面的功力和成功的科技商业化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成功经验，实验经费相当宽裕，尤其是私营的研究经费。Steve用了这些经费先买了好几台计算机，SGI，Sun，Mac，各种版本的都有，编译器也是有Fortran和C语言的。也买了一台600的NMR全美只有最专业的地方才有。其它的实验器材在慢慢的采购之中，实验室每天茁壮成长，渐渐成型。

那时，有个名气很大、人也非常好的犹太教授亨利-乐斯特 (Henry Lester) 和他一个超强的，从以色列来的犹太博士后研究生瑟拉-美革 (Sela Mager) 他们有非常稀有的数据，从某稀有蛋白质 (neuro-transmitter transporter)上量到。这种蛋白质，对了解药物上隐，有很重要的药理功能。他们希望对这一类的蛋白质输送分子的行为，做一个动力模型，以方便日后科学家对药物上隐学的研究。有一天，他两走进我们的实验室，找Steve谈。因为这个模型的建立需要用计算机，写程序，是Steve的专长。

Steve那时正亲手写一个快速寻找的计算机程序，没有这个程序，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是无方运做的，故在等这个程序的过程中，Bassil和我都先做其它的项目。Bassil和Beckman Institute 的一个实验室合作，做实验。我则在Steve，Henry和 Sela，的同意和指导下，开始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为他们的实验数据做一个模型。

制作生物学模型须依助计算机。当时我的计算机功力还不强，还没有完成过高级的设计。正在这时候，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厉害角色，出现在我的身边。

这个人叫Erik Winfree，是个德国裔的犹太人，只比我大两岁。他在计算机方面不是普通的高强，真称得上是圣手级。Erik的父亲Art Winfree是有名的教授，得过McArthur (Genius) Award，在美国那个叫天才奖。Erik也替 Mathematica 的创办人，也是加州理工前校友，另一个天才 Steve Wolfram 做过程序及研究。这种背景，计算机与逻辑的功力真是无庸置疑。Erik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立刻被加州理工聘为教授，这是极少极少有的事。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后来也拿了一个McArthur (Genius) Award。

Erik和我常常就这个模型讨论，也在计算机方面给我的指导。Henry和 Sela 也很够意思，每有新资料就喂给我的模型。Sela 和我也经常就这个模型进行讨论。讨论到一定程度是，就报告给Henry看还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他们本来只要解释他们自己的数据，结果看哪个模型越来越厉害，连他们还没测量到数据也可以预测，就变本加厉把别的实验室量到，有关这种新潮蛋白质的资料也拿来看我们的模型是否能解释。给他们这样一搞，这个模型把那时所有的数据都不但解释，而且预测到了。

我所做出的这模型，不但可以解释Henry和Sela他们发现的现象，还可预测一些别的新的实验现象，这些预测到的现象，后来在其它的实验室如UCLA的名实验室中被发现，因此我做的模型在生物学界相当轰动，Henry 和 Sela到那一阵到什么地方都讲这模型。

Henry 和 Sela 这两个老犹对我完成的工作满意极了，他们在我毕业后为我写求职推荐信时，把我写得非常完美。 Henry 和 Sela是很典型的犹太人 (Henry 的儿子取名叫 Ben，可想而知) 我为此不但对他俩，也爱屋及乌，对所有的犹太人充满预先的敬意。

1995年，我从加州理工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就是说明这个模型所统合的各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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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从事蛋白质工程研究

我和Henry 和 Sela的合作，实验资料是他们提供，我自己是一个实验也不用做。生物学为何初学时感觉是很多片面的知识，因为实验是生物学的基础，生物学便是由这些实验结果基类出来的。如果只是用记忆实验结果的方式，而不去探讨为何会去做那样的实验，是无法了解其精髓而为己所用的。

蛋白质工程和一个纯生物物理模型的差别，是一定要有实验数据来证实或推翻一些假设。用已证实或推翻的假设为基础，再往上堆积。我从 1993 年到 1994 年，陆续修了一些大学部的实验课程，从最基本的 Pipetting (一种实验仪器)开始学。这是最基本的蹲马步，问题是这些学会了之后，和真正能设计自己的实验，并完成这些实验取得可信的实验结果，是两回事。

实验最恐怖的是变因太多，当你以为都想好时，可能结果跟你预期的不一样，因为还有你没想到的变量。故可能要多做几次，才看到所有没考虑到的因素。这时，一要耐心和体力，二要经费。实验是非常耗费金钱与资源的。随着实验越做越多，技巧越好，越能越快得到好的数据。所以一般的指导教授喜欢找有经验的实验研究生，如果以前没有做过实验，没有经费的指导教授是不愿意让这些学生浪费钱的。因此，我从进入 Steve 的实验室开始，无时无刻在想我要如何说服 Steve 和 Bassil 能让我做实验。

Bassil 是做化学实验出身，可以在不用仪器之下，做出很长的蛋白质。但若要更有效的做出更大的蛋白质，必须买仪器 (peptide synthesizer)。但再大的蛋白质，就的用分子生物的方法，买 Oligonucleautide 用 PCR 技术备份，再把这些 DNA 和载体 (Plasmid) 都用效素在特定的地方切，再用粘效素 (ligase) 把 DNA和载体结合。这种 Recombinant DNA 进入细胞以后，就利用细胞现成的机制，把 DNA 变成蛋白质。这个蛋白质从细胞中做出来，到纯化，到干干净净又大量的能进入试管中，做生物物理的定量研究，如 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又需要很多人力。 这就是所谓的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是蛋白质工程?面很重要的一环。

为了让这个蛋白质设计软件不止是个理论软件，其设计结果有实际用途，我们必须把软件设计出的蛋白质序列从实验室中做出来，然后用生物工程的仪器，如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等，测出所设计蛋白质的性质，如抗热性，稳定性，结构，等等，来看看软件设计的结果如何。软件设计的结果如果不如预期，我们便要调整软件?的参数，重新再预测新的蛋白质序列，重新再做实验，看结果如何，一直到软件?的参数能够值得信赖地预测出设计者要的蛋白质。

在我开始做实验之前，Bassil 都是用化学的方式，用 Peptide Synthesizer 把蛋白质做出来。这个方法对于小一点的蛋白质可以，但对于大到 60 个 amino acids 左右的蛋白质就不行了，因为 coupling efficiency 不够，产量太低。所以非得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我们实验室?，从来还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做成功过。

我因为设计的蛋白质有 56个amino acids，起初用Peptide Synthesizer 做产量太低，根本无法量产到够做后来的测试实验。而且这种方法非常贵。我只好想办法用基因工程的方法。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学生，以前是 UC Davis 生物系大学部的高才生，她不做蛋白质设计的软件，做别的题目。我和她研究这个基因工程要如何做法。她给我画出了实验步揍，我去买了实验原料，照着她画的步揍做。一开始总是做不成，前面的几个不揍还可以，但到了粘接的步揍总是不成。我再查了其它的书，和其它实验室的朋友请教，把每个实验步揍需要的时间，非常精准地写下来。然后带着一个定时器，只要定时器一响，就算是凌晨 3:00，我也照样从床上爬起来，从宿舍走到实验室进行下一个步揍。很多时后我干脆睡在实验室。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居然被我弄成了第一个蛋白质成品。这也是我们实验室第一次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做出来 – 被一个理论物理出身从没作过生物实验的人做出来。从此 Steve和Bassil对我刮目相看，不但不阻止我做实验，还尽量鼓励我多做几个。

原来以前实验室没有半个人做出成果，是因为不按照时间来。可能凌晨 3:00 该起来做下一步时，他睡到上午 8:00。或者星期五晚上，该做下一步实验是，他去吃饭跳舞。只有我这个笨蛋，愿意随身戴一个定时器，照着自然的规矩来。等我熟能生巧后，我就可以安排做实验的时间，而不必再过那种非人的生活了。

这样的日子足足过了三年。那段时间，有两次爸爸、妈妈从台北到美国来看我，我竟然抽不出时间到旅舍去会他们，他们到学校?来，我也只能匆匆跟他们打个照面。他们心疼得不得了，尤其是我妈妈，我看到她的眼睛一离开我，就在掉眼泪。

很多人也问我，Alyce，你为何一个博士花了那么久才拿到。其实，如果我愿意选一些无足轻重的题目，随便弄个计算机模型跑一跑，也可以毕业。这种博士有很多的。但我选择了硬干，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生物实验都不懂，到做出实验室第一个基因工程的实验，我向一个重要却困难的题目挑战，而得到了好的成果。现在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最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博士，一来现在大家都去念 MBA 了，二来，如果那是我入加州理工的志愿，我还可以更早毕业。

现在，「蛋白质工程」在学术界已是很红、很热的题目，可是在我起步的那时候，我却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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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得奖

1997 年初，我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尚未毕业，但我发表的蛋白质工程相关论文，已使美国的学术界注意到我这个人。麻州理工学院有个大大有名的教授卡尔-柏波(Carl Pabo)，是诺贝尔奖评审团的委员之一。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Steve Mayo由于只是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要升正教授，其研究成果必须得到美国研究领域最上层的认可。卡尔-柏波就是这类权威人士的代表。于是Steve Mayo便请 Carl Pabo由东岸的麻州理工学院飞到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来亲自审核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Carl Pabo来时，时间排得很紧。既有安排他的专题演讲，每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尤其是年轻的助理教授，都排队要见他。应届毕业的研究生们，想继续在科学界找工作的，都抢着要当他的招待。那时因为Carl Pabo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请来的，而我的研究成果，和Bassil Dahiyat 的都是我们实验室研究成果的代表，我有幸和一些应届的精英研究生和Carl Pabo一起用中饭。

我向他解释我的研究题目及结果，他认为我的题目选得很好，不但把古代和现代经典的研究方法连在一起，有实验结果证实这套方法的可行性，并兼具研究及商业的价值。

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能被他注意到，是非常不容易的。经过他一品题，身价就不祇暴增十倍了。由于柏波教授的推荐，我得了美国蛋白质学会的学术奖。这个奖颁给我这个二十出头的「黄毛丫头」，让学术界大感意外，因为这个奖在美国蛋白质学术界是很崇高的，许多人在争取，不够天分的科学家可以为它努力了一辈子还得不到。



[10] 柏波提示我走从商之路

当天下午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Steve Mayo 赶紧把Carl Pabo拉到他的办公室，好好地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一番。那天下午我恰好身体不舒服，先回宿舍休息。傍晚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是Steve Mayo打来的，问我晚上去哪里吃饭。我正纳闷，因为Steve Mayo向来不打电话到我宿舍的。结果电话那头忽然转手，Carl Pabo把电话抢了过去，并说“把中间人干掉 (Let’s eliminate the middle-man)”他问我晚上可否和他单独一起用餐。

这个机会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我当然说好，虽然我身体不舒服。

遵照他的吩咐，我替他带来一些素食，到他下榻的Athenaem去。他坐在床上打坐，我坐在和床离一段距离的书桌旁边的椅子上，和他聊天。

我当时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论想往何处发展，总是有志者事竟成，连理论物理都能转到实验生物科技。但我对是否留在科学界，有很大的疑问。我的个性喜欢和人打交道，作研究太孤独了。我那时已经开始看华尔街日报，也觉得华尔街日报的内容很有意思。但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非常与世隔绝的地方，连商学院都没有。我不晓得原来我的性向是喜欢从商的。

Pabo告诉我，他在科学界这么久，他觉得科学界和宗教最像。如果我决定在科学界发展，他以爱才之心，愿意全力帮我。但柏波又说：“科学界的天才已够多了，天才们想出来、做出来的东西，要放到市场?，做最好的推广，让许多人能够享用，这件事也要有天才去做”。

他这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我从小到大做的都是科学家梦，现在已到了实现的边缘，这时要换一个大方向，真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柏波教授再说：“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罢！我有一个学生叫Philip Ma，过去在我的实验室表现得很优秀，但大学在英国牛津念生意的，一天到晚看华尔街日报，后来被招进了麦肯锡公司，居然有更杰出的表现。如果你想走这条路，我可以介绍他跟你谈谈”。

过了几天，柏波的这个学生Philip Ma菲立甫-玛，果然打电话给我。跟菲立甫一谈，我才知道在科学之外，还有一个宽广而多彩的世界，商业是一个足可与科学抗衡的行业。我也才知道了麦肯锡公司是干什么的。这些东西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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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换取美国绿卡

1997年中，我的博士论文大纲及相关数据都已准备齐全，要写的话可以很快写完，也开始想加州理工毕业之后该做什?。这时我发现没有美国绿卡是多麻烦的一件事。 不但很多奖学金，很多工作，都无法申请，而且也听说很多老板会故意拖延替你申请绿卡的程序或种类，如此他可以多用低薪留住你，使得许多移民都是廉价劳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只好照美国的规矩。那时我一心想在美国工作，绿卡非常关键。

那时美国也体认到高等智慧移民的有用，故开了一个新的移民种类，叫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国家利益豁免，是Alien of Exceptional Ability杰出人才的一种。

我听说加州理工的华人博士生圈中已有几个案件通过了，以上述的方式得到绿卡。我便向他们请教。原来重点是研究成果和推荐信，这个我不缺。从美国国会议员，诺贝尔奖得主，大公司老板，名教授，都不吝大力推荐。我照着这些华人朋友的范本，把这些推荐信放入。幸运的也通过了，以此获得美国绿卡。



[12]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向创投公司融资，开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997年底，我的博士论文已全部完工。论文题目是：「Coupling Backbone Flexibility and Amino Acid Sequence Selection in Protein Design」，这已不是物理学的论题，完全偏向生物科技尤其是蛋白质工程方面，但是因为我进学校时是由物理系收我的，所以我仍被列为物理学博士。

Steve和Bassil作的成果也被发表在Science杂志。此时，他俩正积极的为他们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找创投公司融资，开一家公司叫 XENCOR。这时我才发现，我辛苦了这?久，把我的青春放在实验室?这么多年，也为他们作出成果，原来一点股权也没我的份。Bassil说，为了保险起见，他希望为我申请专利，然后XENCOR 可以向我申请专利，付我专利金。这个意思就是希望买断我所做的蛋白质设计的研究成果，以免那一天我自己找到了风险投资家融资，和他们竞争。Steve 也从此不在公开科学发表场合介绍我的研究成果。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博士研究生，能有什么还价的余地呢?

从那时开始，我义无反顾的踏进商业界。

XENCOR 目前是美国生物科技界一个被视为很有前途的事业，Bassil是CEO。很多台湾的风险投资家都知道 XENCOR 这个公司，也很想再去投钱。很多作生物科技创投的朋友，也会把手上的营运计划让我看，让我来帮忙评估，因为像我这样有踏实生物科技背景，再加上有日后 McKinsey 和 Goldman Sachs 的工作经验的，实在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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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办领导加州理工学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进军麦肯锡

1997年9月到1998年6月的毕业典礼，是我一生很大的转折点。25岁之前，我从来不觉得钱很重重要，甚至对钱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一年，一来看到自己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在钱的面前，对自己的学生是一点也不保护。同时又开始接到爸妈从台湾的一些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找工作，赚钱，买房子。真是废话。我那时只恨为什么没有人早告诉我这些东西，我的那些时间可以用来学如何赚钱的，都被浪费在实验室?。然后，一个加州理工博士又能卖到多少钱?

我以壮士断腕的心态，打定主意，非从商不可。

从商，对一个加州理工博士谈何容易? 所有美国顶尖的大学都有商学院，就是加州理工没有。我那时知道唯一有名的商业团体来做校园征才的就是 McKinsey 麦肯锡咨询公司。我想，加州理工可能有一群想从商的人，我一定要把这一群人找到，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分享资源，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好的商业工作。

因为麦肯锡在面试时，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的Case面试。这些Case是真实商业界里面大公司会遇到的问题。麦肯锡就是以这些 Case来淘汰那些没有商业感business sense的博士生。因为我那时一心想进麦肯锡，故把这个团体取名为Case Practice Group，顾名思义，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收集，练习，以破解麦肯锡考博士生的Case。

我建了一个网站，解释了Case Practice Group的宗旨，活动方式，也放了一些收集到的考题，我这个创办人的电子邮件以供大家联系。然后做了很多海报，一点也不华丽，就是白纸黑字，把网站的内容及网址放上，然后自己一张张的贴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1997 年那时网站还在学校酝酿，没有掀起后来的网络疯狂 internet frenzy。我那时就发现加州理工这种地方，用网站和电邮是最方便有效的广告及联系方式。

我一提出这个建议，尚根本不是「登高一呼」，竟然有廿七个人写电邮给我来报名参加。加州理工很少有这样大的社团，特别是以研究商业为目的的社团，我这个物理学博士候选人，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社团的头。我举办了第一次的社团聚会。

这时有人在我们的社团活动中提出，现在好像有一种趋势，许多大银行、证券公司、咨询公司，常到学校中来招收学自然科学的人，似乎对数学程度好、反应快的人特别有兴趣。而过去，这类单位只在社会科学的范畴招人。

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引起整Group成员强烈关注。因为加州理工的毕业生以往的出路，几乎固定是科技界，而现在科技界似乎有人才饱和现象，不但求职难，而且入了行待遇也不高，比不上金融业，甚至只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大家的共同认识是：我们既然是在美国这个大共同体?，无论在那一行服务，都是在促进美国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价值都是以钱来衡量，包括知识都是如此，获得的待遇高，那意思就是获得社会比较高的肯定。有了这个共识，我们这个Group的成员，就不再把求职的范围限制在修习的本行了。

经过一番酝酿，Group的多数人，竟然把进麦肯锡咨询公司当成了第一志愿。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很特别，它本身并没有商业业务，甚至严格禁止它的成员介入工商活动，它只是为各行各业的单位提供咨询，也就是提供卓越的知识，来换取金钱。进入这个单位，我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及修习得的知识，可以得到比进入本行更好的发挥。

于是，我们开始搜集麦肯锡公司过去招考新人时的考题，加以解析，大家一道研究出最合理的答案。不但如此，我们还想办法请了历届被麦肯锡录取的加州理工学长姐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我设立了一个团体电邮，把这些会员的电邮放在一起，大家要互相联络，就把自己的问题或经验透过这个团体电邮分享。我则把每次搜集到的麦肯锡的考古题和解答提示放到了网上。我们并定期准备相互练习的机会，即大家聚在一起，两两一组，进行角色扮演，互相扮演面试者及应试者。

我可以看网站是谁在看，而知道谁有兴趣。一开始不过是会员在看，后来加州理工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就业辅导中心也在看。后来这个社团名声大了，连麦肯锡的人都上来看了好几次。

我参加麦肯锡的口试，通过第一轮校园口试。第二轮在旧金山举行。第二轮有一个麦肯锡董事 Principal 问我。他第一句话就说「阿丽丝小姐，你确实很厉害，我们都知道你和你办的 Case Practice Group 但我们希望你回去后，能把麦肯锡公司招人可能考的问题从网上拿掉」。

那年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但是，加州理工所有被取的学生，都是我的Group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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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麦肯锡McKinsey & Co。梦碎进军华尔街

当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之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华尔街的校园征才。那时虽然听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是华尔街的老大，可惜已经错过高盛公司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虽然错过了高盛公司，但幸好还赶上了投资银行Salomon，和避险基金如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和D. E. Shaw等，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

那时康奈尔学“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 的钟威已经弃物理转华尔街了，在 Morgan Stanley 替人家作金融工程及模型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Modeling)。我打电话向他请教，他说，理工科的博士去华尔街要很小心，在面谈时要注意是面谈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 (financial engineering)，像他一样，或者只是提别人写计算机程序 (computer programmer)。 如果只是提人写计算机程序，你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Salomon是其分析能力最有名的 Yield Book部门在招人。Yield Book 是Salomon 对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的金融软件，上面有华尔街常用的所有金融模型，让使用者都能作产品定价及风险管理。

Salomon在所有加州理工第一轮面试考了一大堆数学问题，只选了三个人非到San Francisco做第二轮面试。我一到San Francisco 才发现所有西岸有名的学校如Stanford，Berkeley第一轮通过的人，都在一起。这时候Salomon比较资深的长官都出现了，技术上的问题问得少，但重视你对Salomon的了解，和你是否有其它地方的面试。我那时为了Salomon的面试，特别买了一本“Liar’s Poker” 来看。同时我也被华尔街当时最有名的两家LTCM 和D. E. Shaw避险基金请去Greenwich 和New York 做第二轮的面试。

华尔街是特别讲究市场效率的地方，他们特别喜欢互相抢。他们看上的通常是最好的，也以比谁抢到最好的货色为傲。Salomon 一听我和LTCM 和 D。E。Shaw 都会在东岸进行公司内面试，二话不说，也叫我去 New York 总部面试。我去了New York 之后，才知道我已击败Stanford，Berkeley 的博士们，是西岸的代表。

Salomon 这份工作不是好拿的，因为这个工作不写计算机程序，而是为 Yield Book Group 作金融模型，尤其是 Term Structure 和 Prepayment Modeling。华尔街在交易方面对金融模型非常注重，因为如果你的模型错了，你就回用高价买进低价货，或用贱价出售高价货，让别人赚钱，你就要关门了。理工科的博士生如果想进华尔街翻身作金融，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怪不得挤破头。很幸运的，决定这份工作的人是亚洲人，也喜欢我，在所有人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把唯一的工作承诺给了我，年薪十四万美金。纯写计算机程序的工作，后来给了加州理工的另一个大学毕业生。

有了Salomon的工作承诺之后，我还是必须与LTCM和D. E. Shaw这些避险基金作最后的面试。“Liar’s Poker” 这本书写的是 Salomon 以前的超级债?交易员 (这些人有个不太雅的统称，叫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这些书本上的人物，我竟然在 LTCM 都见到了。LTCM 的合伙人Greg Hawkins 是书中的一员，亲自来加州理工挑人，挑了我和其它两个人去Greenwich。LTCM 的办公室在 Greenwich，是东岸很多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我在西岸天气好的地方住久了，看到不管是Greenwich 或 New York 都很不习惯和害怕。东岸很冷，Greenwich 的树都枯了，New York 人好多又都是摩天楼，让我这个从西岸来的乡吧老很害怕。D。E。Shaw是华尔街有名的 Quant Shop里面全是数学竞赛冠军。我和LTCM 和 D。E。Shaw这些避险基金都谈得很好，因为大家都一样会算数学。LTCM期望我能去日本。当时我因在加州有个很好的做独立电影导演的男友，故希望留在加州。

1997 到1998 年，加州理工新出炉的博士的行情，一般是八万美金一年，十四万已真是高薪。当我从纽约回到巴沙底那，准备收拾行装去赴任的时候，在校园?碰到一个学长，他向我说，Newport Beach新港有一个叫Pimco的投资管理公司有一个美金廿万年薪的工作机会（Pimco 是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简称）。

那个学长来头不小，叫Oleg，俄罗斯人，是加州理工应届独一无二的金融博士，以前代表俄罗斯参加全世界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试，得过第一名。他去Pimco应试后，Pimco惊为天人，给他美金廿万年薪。但他没有接受，因为他想留在学术界。加州理工内又很多像这样的怪才，天赋异秉，但对钱完全不稀罕。

我想，他不去，那我去试试看。于是我向那个学长要了Pimco的地址和联络人，马上写信过去。

我的信发出不过一两天，就接到了公司的回信，要我去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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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星期内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圣经”进入PIMCO

新港离巴沙底那不远，开车也就是一个钟头左右。我开着一部1983年美金1500元的Chevy烂车，有点怕半路抛锚。车一开进新港，马上天空澄蓝，马路平坦宽阔，和风徐徐，恍如室外桃园。令我感觉最深的，是和巴沙底那及落山机比起来，忽然好车如龙，BMW，Mercedes，Porche，Jaquar 最多，Ferrari 也偶有。我那一个大Chevy烂车在中间真的格格不入。海边望去，还有许多游艇和帆船。旁边的 Fashion Island 有最贵，最新，最高档的限量欧美服装。

新港是美国最有钱的人退休圣地之一，和东岸的 Greenwich 并提。怪不得很多退休金管理公司都在这?。在巴沙底那及落山机常见的墨西哥人，新港半个都看不出到。也几乎没有亚洲人，全部是白人。更不用说是非裔美人了。 和东岸华尔街严寒枯黄的景象比起来，新港的感觉真像天堂。我心想，若能在这?工作居住，该有多好。

在PIMCO见到的第一人是一位金发年轻的帅哥，坐在一个大办公室，年纪么约三十出头，已经是Executive Vice President。他和我寒暄了一下，忽然话锋一转，问我一些数学问题。我回答的很好，他又问了一些金融问题。我对金融的问题其实不很懂，但是我告诉他我会用如何的思想架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时，他可以感到我有天分，但没有受过正规的金融训练，故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向我扬了扬，问我以前看过这本书吗﹖

我接过那本书看了看，那本书就是Hull and White on Derivatives，我听过华尔街的钟威学长提过，但在加州理工书店内找不到的书。我老实告诉他，我听过，但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这本书。

那位先生说：「我发觉你确实很聪明，数学能力超强，现在我想测试一下你的理能力和吸收能力，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念念，一个星期后来跟我们讨论」。说完，我知道这一场口试已结束了。

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是 PIMCO 的大红人，年纪轻轻就爬到很多人一辈子也爬不到的地位，几百万美金的年薪，我离开PIMCO 的那一年，他被封为 Partner 是PIMCO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Partner。他本来在 Upenn 的 Wharton 从大学部直升博士班，是金融科的助教，也教 Executive Education 中的管理层们如何应用金融，Wharton 上上下下都认识他，故博士班才进了一年，就被华尔街挖走了。就是他和加州理工的Oleg学长惺惺相惜，给了Oleg 美金二十万年薪的工作承诺。Oleg 给我 PIMCO 的联络人就是他。

当天还有两个面试，两个都是 PIMCO的Partner。一个以前在Salomon一个以前在Goldman Sachs。PIMCO 的最上层，很多是以Salomon的超级债权交易员，即 Liar’s Poker中所称的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他们告诉我，PIMCO 是非常独特的地方，不召中间的管理层，但用比华尔街还高的价钱，华尔街最好的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做最上层投资管理员 Portfolio Manager。每年新进的金融工程师最多只招一个。在华尔街每年新进的人很多，要和上层的人见面不易。PIMCO 的好处是新进的人少，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出头很容易。

我拿了那本Pimco方面给我的书回到巴沙底那，好好把它翻了一下。所谓隔行如隔山，我对那?的内容几乎没法领会。但是，这件事是我自己找上去的，在这个「难」字面前，我怎么能退缩﹖时间还有一个礼拜，我就好好拼一下吧！

中国古训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本Hull写的大书，竟被我在一个星期中弄清楚了。我如期前往Pimco。

Pimco 是一个非常有效率，注重实效的地方，我第二次到公司，二话不说，就被带入一个房间考试。考了一个上午 Hull 那本书的内容。题目是一个俄国人，Yuri，出的。Yuri 比我早进 PIMCO 几年的金融工程师，是 Chicago 物理博士转念 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金融MBA，他把以前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期末考题目拿来考我。

我很冷静地定下心来，接受考试，结果，我考了将近满分。这个公司录用了我，年薪比照加州理工的Oleg学长。我不得已告诉 Salomon 那位对我很好的亚洲主管，我选择到 PIMCO。虽然说这句话不容易，尤其Salomon的那个工作承诺也是费尽心血拿下来的，我想，把Salomon 的机会给了另一个需要那份工作的人，也是好事。

后来我才知道，Hull那本书，在ＭＢＡ课程中要念一年，而且得有教授讲解。我进了Pimco之后，Yuri 这个自负的老俄 Chicago Finance MBA 加物理博士 对我说：「你一个星期能读通那本书，程度还算不错」！

1998 年最后一个学期，我到加州理工的金融系修了一个 Option Pricing，就是OLEG 的指导教授开的课程，用Hull这本书，我得了一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