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事件的三大公共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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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著名社会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 （http://t.sina.com.cn/1932619445）上传微博的活动，是2011年开春的一把大火，温暖的是亿万民众的向善之心，烧痛的是拐卖及残童者的虎狼之心，引发的是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极为广泛的关注之心。就目前的态势来说，其积极意义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属于一次非常漂亮的公益营销事件，其中有些做法与发展路径值得好好总结与大力推广。归纳一下，最大的启示有三：

    一是利用微博这样的现代信息手段进行“葡萄藤式”的沟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亲身参与。 在信息高度泛滥的今天，人们的“注意力”日益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无论是商界、政界、教育界、媒体界等，要想推销产品、推行政策或引发人们的兴趣等，最基础的就是要“聚拢”公众的“注意力”。这次由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就是利用了三个方面的因素迅速聚拢了非常广泛的社会注意力：一是对于“乞讨儿童”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关怀之心是绝大多数公民内心深处都有具备的天然情怀，几乎每个人在现实中也都遇到过类似的乞童，对这一现象不陌生。基于此，于教授提出的“随手拍照”行动最大的特色是极具现实操作性，于我们以往熟视无睹却无能为力的现象中立马体现出了真实的爱心价值，因而决定了其号召的广受欢迎，也很快就聚焦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力；二是不可否认的“明星”效应。于建嵘教授由于自己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的卓越造诣与坦陈直言，特别是去年著名的批强拆言论与怒罢县委书记宴席事件，名声大噪，由这样一位有着学者明星头衔的人物发起的社会事件，其本身就有着良好的“注意力”群众基础。

    但需要特别提出讨论的是，由于现代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达与交融，一种全新的社会沟通方式已经诞生，它可以围绕一个核心话题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葡萄藤式”的蔓延，对于社会大众的注意力攫取有着“绝杀”的作用——这就是最新诞生的“微博”形态。微博这样一种互动性极强、图文并茂、关注与被关注者错综交融的沟通形态，决定了它可以第一时间渗入不同阶层、地域与年龄人群的注意力当中。从刚刚过去的2010年“微博元年”的一系列大事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微博全新“葡萄藤式”沟通模式的巨大威力。可以这样断言：微博的诞生，彻底宣告了传统媒体垄断地位的结束！将来的社会管理沟通不再遵循“点到面”或“单向传播”的方式，也不是简单的“双向沟通”，而是“多向影响、多向启发、多向分享、多向监督”的“葡萄藤式”沟通。只有做到这样的程度，才有可能真正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而最终实现管理者的预定目标。

    二是对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倒逼机制”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公务部门要逐渐适应在此种社会监督氛围下面工作。  公务员考试成为“国考”的潜台词是公务员工作带来的很多灰色收入与巨大的寻租空间，当然也捎带点有识之士对社会精英热衷于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部门”而非“价值创造部门”现象蔓延的深刻担忧。这些都是真实社会中活生生的现实，谁都不能够加以否定。但从这一次（也包括2010年的诸多微博事件）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民间活动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民间（草根）力量对于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倒逼机制”初具雏形，开始形成一股巨大的监督力量，使得政府工作的“不作为”很容易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而无所逃避。

    最为典型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前所未有地高调宣布配合此项民间行动，且都有明确的表态与相应的措施。应不少网友的提议，建立类似于流浪乞讨儿童DNA数据库这样的制度化措施已经提上了公安部门日常管理的议程；相应地，政府的民政管理部门、公检法部门与学界专家等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沟通与酝酿，准备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相应的议案或提案，希望在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方面诞生更加有效的政策或法规。其实这样的呼声已存在多年，但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在民意的“倒逼”之下令事件的推进如此之快。

    回顾一下2010年的一些重大公共管理事件，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一种来自民间、借助网络力量的“倒逼机制”正在逐渐成形，政府管理部门势必要快速适应并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如“局长香艳日记门”事件以及后来揭示的公款出国游与天价招待费事件等，对于公共财政的阳光支出以及官员合法执政行为进行制度性监督的呼声非常高涨；江西宜黄强拆自焚微博直播事件以及后来一系列强拆事件的网络曝光，可以说对2011年1月21日公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与推动；2010年11月15日上海静安高层的一把大火，经过网络尤其是微博的直播，直接推动了上海对于建筑市场管理规范的反思与检查以及对“官员问责制”的落实；还有著名的“李刚门事件”、“唐骏学历门事件”、“天价微博事件”、“跨省缉捕记者事件”等，同样经过网络的传播与发酵，对相关的政府部门或国企垄断部门，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迫使其必须做出相对顺应民意的政策或制度性改变。

    三是未来的公共管理者必须是“网络达人”，学会娴熟地运用网络沟通工具与实时通过网络洞察公共舆情。  有一个本人觉得比较靠谱的数字是：80后平均14岁多上网，90后平均11岁多上网，00后平均7岁多上网，将来10后可能平均3-4岁就上网了。对于这些独生一代来说，网络与信息化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但看看今天处于管理层的很多50后、60后们，不仅自己不知道MSN、QQ、开心网、人人网、微博等如何运用，甚至还执拗地认为那些是“不务正业”的东西，总想用各种办法加以限制。殊不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的公共管理者已经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十字路口，选择做“网络达人”是唯一的选择。再端着架子，自说自话的那些管理者将会迅速被下属们集体抛弃！

    说到做“网络达人”，首先要真正感受与认同网络的巨大传播力量。有人说任志强的一个博客就相当于半个住建部的能量，真的一点不假，他每篇博客动辄十几万人次的浏览量，哪个政府官员的讲话有如此号召力？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每位省长、部长乃至局长、处长等都能够有自己的博客（至少是微博），群众对于政策的解读与官员的执政理念等就会有更鲜活与多样化的了解渠道，产生曲解甚至敌意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其次，要改变目前公共组织开设博客（尤其是微博）而公共组织的领导人却置身网络之外的状况。只有公共组织的领导人率先垂范，懂得网络即时沟通工具的妙处与效用，才能够真正推动组织的网络化工作的持续与创新。前些年很多政府组织的网页陈旧与落后，与其领导人置身网络之外极有关联。像日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亲自打理博客与TWITTER，中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热心编织围脖，就能够很好地带动自己领导的组织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从而增加了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彼此理解，也增加了执政者的管理智慧。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类似汪洋这样的管理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