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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透露,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来的公益型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意味着中国近500家出版社将与吃“财政饭”作别。转制中的中国出版业将何去何从?
4月23日,“世界图书和版权日”迎来了它的第8个年头,这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节日,在今年对中国的出版业而言却显得意义特殊。
“中国的出版业有过繁荣,但目前却显病态,且幼稚,是到了改革的时候了。”4月16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黄国荣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从去年9月1日开始,具备一定资格的民营企业可以申请出版物的国内总发行权及批发权;到今年4月初,国务院批准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再到今年12月1日以后,我国将对外资开放全国各地所有图书零售市场;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来的公益型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种种迹象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中国的出版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新中国诞生以来最激烈的变革。
激烈的体制改革背后,似乎可以看到出版业过去的一页,同时,也隐约让嗅得市场先机的人们感觉到了出版业的“春天”就要来了。但转制的中国出版业将何去何从?新一轮洗牌何时上演?这一切仅靠政策能行得通吗?
张女士的困惑
曾几何时,个人出书在热遍演艺圈后,学术出书也开始热起来了。4月18日,某科研所张女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她“曲折”的出书经历。
在今年1月份,张女士翻译的一部学术批判著作历经3载终于脱稿了,为了让自己的“心血”早日出版,张女士再三考虑后选择了北京某中央级出版社,准备自费出版。
一切进展很顺利,该出版社责任编辑在认真审读之后,同意在3月出版该书。于是,张女士按照出版社规定,交纳了3万元的书号费与审读费。此时,该书已经进入出版程序。
可是,该社社长在审读时却出现了波折,表示不同意出版该书,张女士说,“他就说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不适合出版。”
无奈之下,张女士在拿回交纳的费用后,选择了一个书商去运作出版的事。“现在书已经在印刷厂了。”张女士说。
事后,这个出版社的一责任编辑向张女士说出了原委,称该社长很稳重,因书中观点与主流论述不是很相符。
“我现在越来越不能理解现在的出版社了,为什么现在出书还不能按市场规则来办事。”张女士不可理解地说,“出书还得去买书号”。
其实,书号买卖已经是业界皆知的“秘密”,因为国家是明令禁止书号买卖的。而同为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小刘告诉记者:“社里的每个编辑都有8个书号的任务,现在全社都在卖书号。”
黄国荣说:“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有的没有市场活力,为了生存,只能卖书号了。”
而事业单位一统中国出版业情况,问题不只是买卖书号。
怎一个乱字了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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