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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中国涨得最快的，不是股票、也不是房产，而是蔬菜价格。中国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范围内平均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 ，在各项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中独领风骚。这还得了！老百姓们都很生气，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迅急下发40号文件，公布了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十六条措施，而这其中便有五条是直接针对蔬菜价格。
蔬菜价格的猛涨颇有让人费解的地方。前几天统计局刚公布了今年粮食产量的公告。中国今年虽有几处受灾，但粮食产量仍连续第七年丰收，比去年增产3%。肉蛋菜之类的副食相应的也不大可能有大的减产，所以，供应并不短缺。前一阵子出现过商家恶意囤积粮食炒作粮价，但蔬菜这玩意儿，保鲜期短，囤起来只会烂在自己手里，所以，菜价也不是这样被炒上去的。另外，种菜的成本虽有所上涨，但远远比不上城市里菜价上涨的幅度，而菜农的收入在很多地方不仅没有提高，还在下降。那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这涨出来的价钱到底被谁赚去了？
流通的瓶颈
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流通环节，而且，还不是从农田到城市这往往漫长的流通过程，而是进了城市之后，从零售商到消费者手里的这“最后一公里”。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所做的一个关于蔬菜价格的系列调查里就发现，从农田到城市消费者的餐桌上，蔬菜的最终价格比农民的生产成本普遍都翻了一番以上。而这涨出来的价格里，有将近一半是在从市郊的批发市场，到市区里的零售市场这一步中加上去的。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这可能只有短短几公里的路程中，何以就涨出这么多的价钱呢？
中国的城市居民现在主要从两个渠道购买蔬菜：社区的菜市场（类似新加坡邻里的巴刹）和超市。那么，蔬菜是怎么从农田分别进入这两种零售市场，又是如何一步步把价钱涨上去的？
菜农收了菜之后，离城市近的，可以自己把菜直接送到批发市场去卖，但要向批发市场按数量交管理费。离城市远、没交通工具、或者不想交管理费的菜农，也可以把菜卖给到田间地头收购的经销商，价钱当然就要低一些了。经销商再把菜集中起来，装上大卡车，送到大城市里的批发市场去卖。一斤的青椒，农民卖给经销商六七毛钱一斤；而在批发市场里从经销商手里进货的零售商，却至少要一块钱一斤才买得到。这些零售商把货进到社区的菜市场里，消费者再来买的时候，这青椒的价钱一下子从一块钱一斤跳到了一块五一斤。
可这钱却也不是被零售商赚走了。零售商涨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菜市场所租的摊位，每月都要向市场交付昂贵的、连年高涨的租金。租金因摊位大小和所在城市及市区位置而异，但各个大城市里几乎一致的，就是这笔摊位租金，才是在这流通环节的最后一步把菜价高抬起来的罪魁祸首。
菜市场里的菜已经这么贵了，而超市里的菜却还要贵。向超市供货的经销商把菜从农民手上集中起来、再运输过来，但在送到超市之前还要多出个环节：超市里的菜讲究卖相，要大小均匀、外表光鲜、很多还要分装成小袋。这样一番挑拣与分装之后，加进了劳力、材料的投入和菜的损失，价钱自然比卖给零售菜贩的要高出不少。但这还没完。中国的超市还有一个奇怪的中国特色：蔬菜经销商实际上不是把菜卖给了超市，从超市手上拿了钱了事；而是要付钱（叫“进场费”）给超市，才能获得个机会把自己的菜放到超市的货柜上，然后从消费者的购买中收钱。所以，超市实际上跟社区菜市场是一个做法，是在给菜贩子们提供一个与消费者交易的场所、摊位，然后收租金。而且，这超市里又是空调、又是广告，“摊位”的租金自然要比社区菜场里贵出许多。更有甚者，超市除了收进场费之外，还要按交易量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叫“扣点”）。这两项一加上去，在菜市场里卖一块五的青椒，到了超市里就变成了两块五。好在去超市购物的白领、粉领、金领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乎这点差价。
政府在为谁管理城市？
这么一分析下来，不难看出，蔬菜价格上涨的大部分其实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社区菜市场和超市其实更象个房主，因为掌握着稀缺的房地产资源（市区里的蔬菜零售摊位），而把租金一涨再涨。现在，深圳的某些菜市场里，一个不到两平米的蔬菜零售摊位，月租竟然要收到5000块钱！这得卖多少鸡毛菜才能赚回来！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社区菜市场在中国城市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以前一直是个便民的设施，何以这几年来却把刀磨得这么快、斩起消费者来如此厉害？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零售店面资源变得如此之值钱？
这后头，就像中国所有的事情一样，又少不了要牵扯到政府的头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城市里建立了一整套食品供应体系，包括每个社区都有的粮店、副食品店和菜市场。这些零售机构将国营商业体系的触角伸到城市的最基层，将各种按计划限量供应的物资分配到市民手中。
但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计划分配的功能丧失，城市里的国营零售机构迅速调零。近些年来，在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中，开发商和政府官员都发现，让那些老旧的菜市场占据着市区里的好地段实在是个莫大的浪费。于是，大量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服务性公益性的城市零售基础设施被拆迁，社区菜市场的数目锐减。
这还不够，幸存下来的社区菜市场，原本是由街道居委会管理经营的，在很多城市里，近年来也纷纷承包给了私人经营。这一转手，菜市场的性质也从服务性、公益性变成了盈利性，而市场里摊位的租金便节节高攀。中央电视台的调查发现，从2000年社区菜市场的私有化开始以来，十年间北京社区菜市场的租金竟然上涨了16倍！这不禁让我想起，去年在新加坡，昇菘超市收购了几间邻里巴刹之后，马上也把摊位租金涨上去的事情。
如果政府只是把城市公用设施出让给私人资本而已，这些私人资本倒也未必如此猖狂。菜市场里摊位租金太高，菜贩子可以不进市场，直接在马路上卖，市民也乐意买这些更便宜的菜。那为什么菜贩子还要花那个钱到市场里租摊位呢？还是因为有政府帮忙。
在各个城市里，菜贩子早就试着从菜市场里搬出来，直接上马路做流动摊贩了。可在马路上，他们却面对着更可怕的对手：城管。这些把中国美丽城市的干净街道搞得乌烟瘴气的小摊贩，一旦落到了英勇的城管手里，少不了要被没收家当外加罚款，比起租摊位来一点也不便宜。但现在的形势，逼得很多在市场里租了摊位的菜贩子只好双管齐下：老婆在摊位上守株待兔，老公则挑着菜担子到马路上打游击。
政府为此出动的，除了城管这样的杂牌军，还有警察这样的正规军。城市菜价要下来，砍断那些中间环节，让郊区的菜农直接进城卖菜好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城市里，也确实常见推着板车卖菜的菜农。但是今天的郊区菜农想把他的农用小三轮或拖拉机开到城里卖菜，比老鼠过街还难。一进城市边缘，就象是地道战里的日本皇军，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前有城管堵、后有交警追，就算这些都躲过了，还得遭城里司机的白眼，说你这小破三轮，又吵又臭的，占了他的路。若是一旦被交警活捉，别说车跟菜没指望了，连人都得给扣下。谁还敢来？
所以，私营菜市场之所以敢把摊位租金越收越高，是因为他们有对城市零售空间的垄断；而他们之所以有垄断，是因为政府有意无意地成了为私人资本服务的鹰犬，以维护市容为名，帮他们扫除市场上的竞争者，用国家机器把菜贩子和消费者都往他们的羊圈里赶。
蔬菜价格的上涨，说到底，涉及的却是一个政府在为谁管理城市空间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北京的故宫后面、景山下头、后海周围这些中心地段的人行道上，都专门划了空间让菜农或菜贩子摆摊卖菜。而今天，这些地方，和城市里其他的许多空间一样，已经被砌起了一道资本的围墙，没有钱别进来。在居民的便利、菜农的福利与城市形象的光鲜、资本垄断的利润之间，中国城市的政府选择的是后者。
张谦（作者任职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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