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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现实出发研究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
[作者简介] 林萃生，1939年10月生，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高级讲师，1963年7月于福建省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著有《论从现实出发研究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略论中国近代迟缓发展的症结及疹治》（以上两篇文摘被卢继传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收录）、《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被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的《教学与研究论库》录用）。
对弘扬民族精神的种种议论，归结起来是个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以下摘录《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话，对我们应有很大的启示：“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5页）经典作家这里指出了社会意识的本原问题，社会意识是现实社会的反映，社会意识应该从现实社会的实际关系中得到解释，只有改变现有条件，旧的社会意识才会被新的社会意识所取代。用马克思的认识论分析问题，就应该从现实出发研究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
弘扬民族精神，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它的继承性：民族的传统精神，是它发展的出发点，在现实的条件下，有的部分，仍有继承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二是它的批判性：对民族传统精神的否定性、变异性，它的发展是扬弃，是适应时代的发展，是从现实中吸收养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变成新的东西。
它继承性有三个因素，因为是必然的，无法摆脱的，因而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一）任何民族精神的产生，都要受民族传统精神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在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路德维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个人道德修炼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把道德修养的培育看作是治理社会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受儒学这种思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都对传统文化持否定的态度，即把国民“劣根性”视为中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先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之予以无情的鞭鞑。梁启超1922年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这种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并没有超脱儒学个人道德修养的培育是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窠臼，其思路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新加坡人强调用法律规则制衡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刻意追求通过道德修养要约束个人的行为。这也表明，东亚社会儒学渊源对现代生活深刻的影响。
（二）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它使古代有些理论家的某些理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1页）孔夫子和释迦牟尼、摩西、穆罕默德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敬鬼神而远之”，除去了神灵的光环，他不是替神宣讲经义，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传播者；二是他把文化看作是个内容可以有变化的体系，“知者乐水”、“知者动”，而没有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教义。因而他创立的儒家学是个开放的体系，诸子百家以及一些外来文化都为它所吸纳。这个思想体系，是个世俗的经验汇集，它不同于宗教，没有形成僵硬的固定形态，虽然具有统一的形式，但内容非常庞杂而且是变化的。但是，一、具有严格统一教义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并没有能与欧洲、中东等地形成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相联系；而内容驳杂而有变化的儒学却成了中国长期统一的精神支柱；二、世界上只有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延续下来，是唯一的未曾中断的传统文化。这里的原因，不能用文化本身来说明，而应该由经济发展的状况来说明。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突破了村社经济形成了个体经济。这种经济，一方面是分散的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又以简单的商品经济为其村续的条件。这就使从春秋战国开始形成的我国封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相互联结的市场中发展。它一方面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发展了多样性的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使我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与“大一统”相结合的多样性，“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系辞下》）这种世俗的、与大一统相结合的多样性的文化成了我国多部落、多民族发展为一个统一体的精神支柱。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个体生产和简单的商品经济互为条件，长期地持续下来；同时，近现代条件虽然有了变化，但是商品交换仍然是生产存续发展的条件，“大一统”与多样化的结合仍然是近现代社会的特征，这就使中国儒学这样的传统文化能够绵延二千余年，至今某些内容仍具有生命力。
（三）旧的社会意识是在旧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旧的事物仍然存在，旧的社会意识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44页）个体的小私有的手工业经济使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平均主义思想。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把平均看作是维护小私有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石。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这种思想作为维持长久治安的根本国策，由于害怕在个体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工商业发展会激化社会矛盾，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历代农民起义，也都是在平均主义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和平均主义相伴随的是封建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存在着，在农民起义队伍里也存在着。当今，从整体的角度看，个体手工业经济的生存条件在中国仍旧存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被平均主义和等级观念所困扰。要反对平均主义和以官本位制为核心的等级观念，空发议论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有充分发展生产力，铲除手工业个体经济的生存条件，才能使“平均主义”和“等级观念”寿终正寝，在中国的土地上完全消失。
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批判性，即扬弃，“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308页）
（一） 对民族传统精神的否定，是社会现实关系变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为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07页）中国近代民族精神危机，是中国近代物质文明落后和民族危机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曾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文化，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已经扣响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给予了致命的打击；那个时候是东学西渐，中国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欧洲，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作用，中国人并没有觉得有转变头脑的必要。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变革性的经济，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战争打败了中国，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在现实面前，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深感自己祖国物质文明的落后，而且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很突出的，不仅提出了反对旧的伦理道德，有的人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等偏激的口号。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批判，也就是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扬弃，即民族精神的发展，它不是依赖纯理论的研究，而是在革命的社会实践中验证和产生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化传统未曾中断和形成了稳定的统一趋势的古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近代中国落伍，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堵塞了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可能性，使争取民族危亡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历史课题。具有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以思想为根本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来代替政治经济变革。与之相对峙的新儒学家学派，在中华民族遭到最大危机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成分抽象出来，大谈其“超脱乎一民族生命的保存问题”的世界文化意义，而置实际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民众斗争于不顾。这两种思潮虽然在文化哲学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它们没有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解放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统一的明确的斗争目标，正确的斗争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统一的独立的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精髓，它使中华民族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以蓬勃的生机，顽强拼搏的毅力，勇于探索的精神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强固的凝聚力。当代，我们要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实现跨世代的转变，使中国彻底从传统的手工业型的经济挣脱出来，形成进行世界性、全球性交往的变革型的经济，使社会主义中国立于世界先进的强国之林，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为指导，使全中国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共同奋斗目标的征途上，以牢固的团结，昂扬的斗志，百折不挠的决心，排除阻力，乘胜前进！
（三） 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批判，永远不会有终结。马格斯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30页）因此，精华和糟粕总是对立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精神，将变成过时的，有消极影响的东西，精华变成了糟粕。例如，平均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历代农民起义都曾利用这面旗帜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但是，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它是消极的东西，它不利于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创造精神，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我国的经济向与世界交往的变革性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我们要创造条件，克服它，消灭它。
（四）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的问题也是个认识的问题。研究民族精神，应该把它和现存实际关系相联系。只有踏踏实实地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不空口说白话，就能真正地建设精神文明，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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