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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近代迟缓发展的症结及诊治
[作者简介] 林萃生，1939年10月生，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高级讲师，1963年7月于福建省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著有《论从现实出发研究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略论中国近代迟缓发展的症结及疹治》（以上两篇文摘被卢继传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收录）、《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被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的《教学与研究论库》录用）。
[提 要] 中国近代迟缓发展的症结是传统的个体手工业生产方式顽强地存在着，人们斗争任务本身就受它牵制，因而对先进思想的追求，都带有形式主义的特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按客观规律消灭手工业个体经济存在的条件，使中国社会主义在更加广大物质基础上得到发展。
[关键词] 个体手工业 形式主义 生产社会化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澄清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迟缓的缘由，剖析中国在这个时代形式主义的泛滥，可以启发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脚踏实地创造新的物质条件，改变中国原有的生产方式，扎扎实实为实现现代化作出努力。
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发展的出发点，考察中国近代发展迟缓而落伍的原因，应首先从生产着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07页）。在近代，由于中国没有能够全面建立起实现生产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社会环境，让传统的个体手工业生产方式保留了下来。这种落后生产方式的普遍存在，以及由它的存在决定的传统关系的延续，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迟缓发展的势态。
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个体经济并非病入膏肓、已成腐朽的生产方式了，而是正值发展的鼎盛时期，仍有生命力；虽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相比落伍了，而是由此而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此种生产方式却难以改变，它是整个社会长期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入主中原的满族贵族，曾强行把领主制的村社经济在京畿一带实施，但不久即遭全面挫折，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个体手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政策，个体手工业生产方式不仅在汉族地区，而且也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深入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和土地的开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准。正当这种传统的手工业个体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之际，欧洲的英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东西方相对孤立发展的格局也因之被打破；这样，在同一个时代，英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成为一种变动形的经济，（“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共产党宣言》），而中国手工业个体经济仍是在以匮乏的商品经济为存在条件的停滞性经济（“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同上），这两种经济相较，中国的手工业个体经济不仅落伍了，而且越来越落后了。由于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个体经济还有广大的生存空间，还在继续发展，一直到经过一百多年后的现代中国，还普遍的存在，仍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这就是使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条件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个体经济长期存在以及由它的存在决定的传统的各种关系的延续，构成了近代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情性力量，它是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桎梏，也是中国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持续拉开距离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社会恰遇上了中国王朝发展周期性规律所决定的，清朝政府由盛至衰，政治走向全面腐败，这种政治状况加剧了中国被动挨打发展的趋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之下，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能否创造条件使中国挣脱传统的生产方式，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成了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在祖国面临危亡的关头，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牺牲，要求变法，革命呼声日剧。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方案，都很难突破手工业发展的范畴。这就使中国人在近代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征途中，始终步履维艰，在曲曲折折的行程中，总带着某种遗憾。
近代中国的革命家、改革家都囿于小生产的局限，对先进思想的追求，难于逃脱形式主义的巢臼。个体小生产者地位不稳定，个体机遇的偶然性，使人们往往幻想在侥幸中获得意外的收获。这种特性使中国人对新出现的事物持欢迎态度，对新接触的外来文化的追求，往往带有某种狂热性，人们希冀从这里得到“启示真理”，从而马上把人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但是人们是从小生产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对外来的先进思想总是带着自己的偏见予以理解并阐释。这样，近代中国多次的革命和改革都和西方的先进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表面性、片面性、肤浅、偏狭的形式主义的特点。太平天国以外国上帝的名誉，声称要在人间实现农民梦寐以求的平等天国。因为采用了外来思想形式，很快就异军突起，超过同时代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发动和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仅仅是集小生产者的大成，企图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维持小生产的永世长存。戊戌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样板的，但它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企求于“皇恩浩荡”的恩赐，依赖在封建势力卵翼下的皇帝推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他们不亚于任何忠顺的臣民，仅仅是幻想在保留旧秩序的条件下出现新的奇迹。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赶跑皇帝，在形式上实行民主共和。由于未能触动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后手工业个体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着显然的优势，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更显突出。近代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发展是值得人们深思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无很大距离，日本是利用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打败中国的；但到1937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时候，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就悬殊太大了。这表明辛亥革命后中国日益落伍的根子并未有丝毫消除的迹象。
有的人认为，人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但实际上它是受本国生产力发展制约的。由于中国近代未能形成全面发展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环境，小生产的个体经济仍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中国近代的革命家、改革家都没有完全超越小生产的界限，他们斗争的任务本身就受着小生产以及由它的存在决定的传统关系的牵制。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此，它们为中国开拓向现代化、社会化的发展，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近代以来时代强烈要求彻底消除小生产的存在条件，建立大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扭转中国日益落伍的窘境。但革命先辈们为他们时代的物质条件所限制，提不出适应全面变换旧的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对策，而把这一严峻的历史课题，留给了今天华夏的子孙。
中国的手工业个体经济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在这种条件它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只要这种条件没有消失，它的运行规律以及由这一规律所决定的事物的特点也不会消失。手工业个体经济是以简单的商品经济为存在的条件。这种经济是中国历史上形成大一统格局的经济基础。它使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相互联结的市场，也在历史上使中国人主动地开拓了陆上的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把几个受地理条件隔离的文明古国联结起来。以广大地域联结的存在为背景，手工劳动的生产产生了匮乏的商品经济。这种匮乏的商品经济使竞争机制难以形成。缺乏竞争的市场机制成为十分保守的市场机制，一方面它使旧的技术被陈陈相袭地长期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它又使新的技术、科学发明被长期地搁置下来，使生产发展的停滞性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一个特点。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不够促成，也不够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资本论》第三卷366页）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工商业者获得了欧洲工商业者所不能获得的自由发展，代代都有财富巨万的商贾，代代都有规模宏大的工商业城市。但是，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在手工业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徘徊。中国保守的市场机制和生产发展的停滞性也就不会消失。
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全面转换旧的生产方式及其关系开创了前提。但是它也曾步近代革命先辈的后尘，走了弯路。在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后，中国人民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按客观规律，在现实的道路上，逐步铲除手工业个体经济的存在条件，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社会化。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堵塞了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可能性。这就使争取民族独立、挽救民族危亡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历史课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族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统一的、独立的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为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开拓了历史性发展的前提。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不满意的，中国经济建设曾经走过曲折发展的道路。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传统的手工业个体经济认识有一个失误，即只考虑到个体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走向两极分化的一面，没有注意到个体经济和商品经济赖以依存的一面，更没有认识到手工业个体经济所存在的一切矛盾，只有在消灭手工业生产，消灭其存在的条件才能完全解决。在手工劳动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搞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以此阻断商品经济坏的影响，防止两极分化。它是主观意想的产物，实质上是一种庄园经济。结果与人们的愿望相反，人民公社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37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是经济关系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中国生产力状况是发展不平衡、多层次性的，由此决定中国应该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不应该排斥商品经济，而应该把市场经济作为它的发展条件；这种市场经济不仅应该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且应该使它进入世界市场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稳定发展的条件下，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前提，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中，优胜劣汰，现代化、社会化的集团经济将完全排斥传统的手工业个体经济。这是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客观规律，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化，消灭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存在条件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10页）。因此，按客观规律，消灭手工业个体经济存在条件，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化的道路，就是在现实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就为中国人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在现实的道路上，消灭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条件，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更加广大的物质基础上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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