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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翻阅了几本中外参考书。读完之后，明显感觉一些西方相关书籍面对国内的人力资源状况，借鉴意义不大。细细思考，我感觉现今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已经从侧重“程式化”转变为侧重“人性化”，从着眼于公司制度的规范性到员工管理的灵活性，从依靠制度进行管理到依靠激发员工自觉性提高效率。
造成这一差异的固然有不同社会之间法律环境、经济水平、就业压力、人权状况等因素的差异。而隐藏在后面的就是其历史根源。事实上，近代中外人力资源思想从其形成的初期，就已有显著差异。
以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人物的启蒙运动打破了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灵魂的桎梏，人性解放的时代到来了。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人性解放的社会思想背景下，神权被人权彻底摧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长久禁锢下的人性和道德的思想甚至被放大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人们逐渐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当初宣扬的那样完美。以工厂为例，工人与企业主根本不存在平等，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其恶劣。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有些批判甚至过火得有些荒唐可笑。笔者以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言论并没有从实际上超越启蒙运动的水平，更多的是以启蒙运动后的人性思想批判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而事实上，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显而易见的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当然，他们也会从人道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这，就是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根源——从人道的角度发现不合理因素，从人道的角度解决问题。当这种指导思想演化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关注在意员工的感受，每一个影响员工心理的细节都不放过。
我想，我国企业现在所推崇的人力管理思想事实上拥有两个根源。一个是被异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泰勒和丰田的管理模式。马克思开始从经济的角度探索资本主义对于工人的不平等性，为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源打开了一个缺口，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缺口很快又被马克思自己弥和了，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分析可以说仅仅是浅尝辄止（无怪乎萨谬尔森多次指出马克思著作的前后矛盾），其经济意义并未被西方社会，甚至是工人从内心深处所接受。而当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柬埔寨以红色恐怖的形式出现后，马克思的思想更加不为西方认同。马克思的“后人”则更是没有对经济产生一丝一毫的兴趣，他们更希望的是以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进行社会生活，以计划的模式和个人的意旨来指挥经济的运行。当然，在这些国家里，企业（我们姑且称其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业退化为人事管理。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是相符的。当然，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久维计。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我们发现，西方的经济管理在程序化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原本被列宁既赞赏又批判的泰勒的管理已进化为丰田的管理。急于进行财富增殖的人们很快将这些管理思想和我们的人事管理相结合，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这无疑是有效的。西方的管理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中国人服从管理的性格决定了这是有效率的。
但是，我们自看到了西方管理观念的一面，甚至是很小的一面。无论是丰田还是泰勒，我们看到的是数学和生理学是他们管理思想的的出发点点，寻找最大值和最小值几乎可以对全部的管理行为进行诠释（其实，在丰田的JIT生产方式中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人性化的思想）。而根植于西方人力资源思想深处的人本主义却没有人重视，而这可能恰恰成为未来中外企业的又一大差距。
或许，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中国求职者太多，多到企业无须站在员工角度考虑他们的感受；谋生的压力和管理制度会使员工们自我管理，自我调节。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不会带来利润，甚至会在企业的成本中心在加上一份。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地区差异，WTO，人员流动的便利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向企业叫板的空间会增大，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本主义的企业制度，或许不久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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