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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如此看重这一纸文凭ffice ffice" />
文，朱国成
复旦大学的八位教授也没有让陕西高招办改变主意，国学小天才孙见坤今年恐怕无缘复旦校园了。我们倒也不必责备陕西高招办，人家坚持的是制度的严肃性，不能随便就开口子；要是什么人写个条子，高招办就开口子，那样问题才严重呢？当然，这不代表高招录取没有黑幕，但这至少说明那些桌面下的操作仍不敢拿到阳光下来。
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倒是为何所有人这么看重这一纸文凭，包括复旦八教授、也包括孙见坤，更包括对此事耿耿于怀的我们。
国学大师，陈寅恪留学海外十几年，先后在就读，而终于也没有拿回一个文凭。是因为当他感觉到在无法学到新知的时候，就选择离开。因而没有办法拿到毕业必需的学分，文凭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当陈寅恪经XXX介绍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时任校长的梅贻琦问起此人为哪国博士、有何著作的时候，
我们往往把这看做学林雅事。同样是文凭相关的问题，却是一桩公案，发生在同时代的大师级人物胡适身上。围绕胡适是否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问题，学界曾有过一番争论。因为此公也曾在年从哥大转学康奈尔大学，哥大授予胡适学位则在年，问题集中在为何胡适在十年之后才拿到哥大学位问题上。为此唐德刚先生还有一番考证。
再把问题扯得远一点，唐代诗人杜甫一生并未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他到长安后，向当权人物、皇帝本人呈上自己的诗赋，希望以此博得进身之阶，但结果是县尉之类的小官，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因而杜甫曾在任上过弃官而去。而让杜甫终生不能释怀仍然是不能获得一个真正的进士出身。终于，唐宪宗杜甫
其实，胡适、杜甫一般无二，纠结的就是一张文凭。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看起来，今人比古人更高尚；而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为学之人为的是获取新知，获得个人精神的自由、独立，而今天的人则是将自己改造为一个好用的工具，正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待价而沽是也。当然我们不能用孔夫子的标准来看待今天的教育，因为当代人的不自由状态恐怕是孔子在两千年前无法料到的。
其实国学这类学问，倒是强调家学、强调师承。所谓家学，就是诗书继世，孙子继续读爷爷的书，难得孙见坤就是这个路子；所谓师承，绝不是阶梯教室上大课，而是入室弟子之类，能登堂入室的就那么三五个徒弟而已。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已经是批量制造了，不是一个博导都带47个博士了吗，那么复旦八教授愿意不愿意成就学林新佳话，在体制外带这一个徒弟呢？不大可能，虽然教师在课堂外可以办培训班。因为，无论孙见坤、还是八教授都处于体制的恢恢天网笼罩之下，都处于高度的不自由状态。我们不能要求孙见坤不为这一纸文凭，板凳坐得十年冷，铁砚磨穿，去探求国学真知；也不能要求复旦八教授于体系之外另设课堂，不计名利，得国学英才而教之。
孔子当年所举办的不是官学，而是私学，拿几串肉干、交了学费就可就读；而近代钱穆先生只身在香港兴办新亚书院，全靠钱先生募款艰难维持，而新亚正是延续了孔子两千年前的办学精神，要为国学保存下一脉香烟。那么如果现在有这种花钱可读、质量上乘的“私学”，倒也是孙见坤的一个选项。而当代绝不可能再有钱穆的新亚。大一统、行政化的教育体制绝不可能容许的这类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胆识，我还是天真的期望教育体系能够留有一个缝隙，在类似国学之类的不太容易混饭吃的学问领域建立某种特别机制，让真正的读书种子能够有机会获得读书机会。不是我们的职称外语考试也已经对中医之类的、实在不需要外语的专业领域法外施恩，允许免考了吗？类似的机制能否在类似的专业的大学录取中得到借鉴呢？
或许孙见坤只不过是个方仲永，永远成不了陈寅恪，但能不能给孙见坤成为陈寅恪的机会，就是体制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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