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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科举制，人们马上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这位屡试不中的穷书生一旦得知自己成了举人老爷，竟高兴得发了疯，在集市上飞跑，拍着手叫：“咦，好了，我中了！”一脚踹在泥水里，鞋也跑掉了一只……
作为小说节选，《范进中举》从解放初期就入选中学课本，亿万国人对科举制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这篇课文！于是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分析说：你们看，科举制把人的灵魂扭曲成什么样子？范进就是科举牺牲品啊！老师如此教，学生如此记，于是一个结论牢牢扎根儿心中：科举制是一种扼杀人才、制造废物的糟糕制度！
然而，你若肯多动一点脑子，便会想：范进从二十几岁考到五十几岁，前后考了二十多回，仍旧连个秀才都不是；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单是名利双收的美好前景，能引诱他如此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吗？谁能保证他的努力不会被金钱和权势所篡夺呢？
你进一步又设想：假如范进头一回考试落榜，而东邻财主家的儿子却榜上有名；第二回再度落榜，而西邻县长的侄儿却名列榜首……如此三四番，范进肯定恍然大悟：科举的游戏规则有“猫腻”，平民子弟玩不起！那么，他还会考第五回、第六回……直至第二十回吗？当然不会。他不如去当个私塾先生，甚至跟着岳父去杀猪卖肉算了。
然而在小说中，范进没有退缩，他连考了二十多次，在科举中押上了全部的青春岁月乃至身家性命！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范进的视线里，没发现科举有什么猫腻。是科举制本身跟范进签订了一纸无形的契约，保证他只要按照要求砥砺自己的学问，科举的大门永远朝他敞开着！
事实也证明，科举在范进身上明白无误地体现了它的公平公正。作为一介平民，范进始终挣扎在饥饿线上，无力用金钱为自己铺路；从政治背景看，范进没有任何有势力的“后门”关系为他撑腰，他惟一“有头有脸”的亲戚，是个市井屠户！在范进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人能提携他、引荐他、为他叩响富贵之门。正是这么个无钱无势的平民文士，几乎完全凭藉个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登上权力之阶！
他不但入学（即获得秀才资格）、中举，后来还中了进士，当上御史。由此看来，范进又哪里是什么科举的“牺牲品”，分明是科举的“幸运儿”！ ——当语文老师满怀鄙夷悲悯、居高临下地评判范进时，“绯袍金带”的范进正不知在什么地方悠然地俯视着他呢！
科举制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很高人文素质的政权管理人才。它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臣的权力，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的积极性。——说来奇怪，最讲等级也最重出身的封建社会，居然能产生出这样一种美好的制度来，比之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国人的这一发明对人类文明贡献更大！
就连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科举制产生了极大兴趣。18世纪来华的一名西方传教士在给红衣主教的信中就以羡慕的口气说：“（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当一个省的总督或省长死去，他的孩子同其他人一样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不管他们所继承的父亲的名字多么显赫，对他们也无济于事。”他的话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基本属实。——据考证，十九世纪英法等国实行的文官法，便是照搬中国的科举制！
这本来是最有分量的“申遗”材料啊！可惜我们把自家的宝贝当破烂儿扔出门，贬了又贬，批了又批！——不错，传统科举是有不少弊病，尤其是考试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八股文，过于束缚人的思想（不过拿四书五经当课本，可以保证贫寒子弟也买得起。八股文则是一种易于操作的考试文体，否则体裁上没有要求，你写一篇诗歌，他写一篇古文，都可以骗取高分，对其他考生是不公平的）。
作为千锤百炼的考试形式，科举制是科学的，蕴含着民主、法制的因子，杜绝了任人唯亲乃至世袭垄断的弊病，很值得我们再度审视。记得前几年任继愈先生接受采访，谈到科举制时，建议在现今的博士学位制度中，增加一种国家级别的博士考试及答辩制度，以增强其权威性，又不失为一种干部选拔形式。我觉得这一建议颇有见地，很值得研究考虑。
总而言之，我们的语文教师再讲《范进中举》这一课时，是否能做更全面的把握呢？例如怎样看待范进？他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正像鲁迅称赞的运动场上跑在最后却不轻言放弃的运动员吗？当范进发疯时，我们能不能给他一点理解和同情呢？奥运会上拼尽全力、终获冠军的运动员，扑倒在地、掩面而泣，不也是当众“出丑”吗？我们却能陪着他哭，陪着他笑，为什么单单要苛求范进呢？
要把小说作者的个人牢骚和科举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功绩区分开来，客观介绍，这样做，将更有益于学生全面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有益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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