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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是否有必要重复西方管理发展过程ffice ffice" />
文，朱国成
科学管理，是否是企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否可以跨越，或者再具体一点来说，中国企业是否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不必充分经历科学管理而进入更高的管理阶段——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管理上适合的是最好的，但实质上我们无论从客观现实、还是心理感受上都无法否认企业管理是存在不同阶段的先后差异的。不然为何大多数大企业管理者将“以人为本”挂在嘴边呢？显然这句话被认为更“高级”，虽然这句话在大多数时候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但在几十年前的西方、乃至二十年前的中国企业管理者脑袋里不存在的。
在这种风潮下，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相信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但另一方面，管理者们不得不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管理现实和问题的时候去选择与自己适合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法。但究竟何种为适合却难以评定，除了那个终极的评价指标，即企业发展的实际结果。这种适合性的选择其难度之大、之复杂远远不是一句“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能够概括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在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下，科学、先进往往占据上风，否则我们无法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一波又一波西风东渐的管理新思想、新方法的热情追捧，近年来的标志性事件可以韦尔奇在中国引发的热潮为起点，平衡积分卡、以及基业长青、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纷继其后、此起彼伏。
所以，不要再以一句似是而非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迷惑自己，因为辨别什么适合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难题。这句话提供了辩证法，而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论。而这句话往往带来一个反面效果，打一个比方：这个时候企业就好比坐在自助餐厅里的食客，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食物，但前提是食客必须明白餐厅里有哪些食物、而自己适合吃什么；否则，失掉这个前提，既不知道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那么这种状态的食客只能是胡吃海塞一通而已。
因此，必须给这句话加上一个前提，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首先要知道有什么以及自己适合什么。而我国企业普遍未经历完整的企业发展和管理学发展阶段，或者只经历了压缩版的企业发展史，在极短的时间内上完了一个速成班。我们无法想象，像福特、GE等等世界级企业，他们简直就是一部管理学发展史；而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我们甚至无法和日本、韩国企业在这个方面相比，虽然在二战后我们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有一句谚语叫做阳光下没有新事物，但前提是要经历过前面阳光的照耀，否则，每一样都是新鲜的。这差不多是中国企业近30年来的譬喻，我们不断面对和解决新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西方企业已经经历过，虽然具体条件可能存在差异，但基本性质却可相互类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就是在新的环境下重复西方企业发展所经历的过程。
如果我的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西方企业所走过的道路搞清楚——当然，这一推论成立的更具整体意义的前提是，中国自从1840以来已经逐步地、无可避免甚至是无可奈何地被纳入了西方支配下的发展路径，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固有的传统发展轨道之上。我并不是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也并非妄自菲薄，只是在阐述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而已。
我的这种观察在最近的一次经历中有了具体的体会。我带着我两岁半的儿子去看病，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医生只是轻描淡写地两三句话，就开了一堆药。我问医生，您的诊断是什么，您开药的依据是什么，服药后可能有什么反应，在什么情况下再来复诊，等等，几个问题。医生的回答依然模棱两可，还似乎嫌我问的太多。这似乎是大多数患者面对门诊医生时候的正常经历。但我想，医生的服务是否可以标准化呢，比如应当主动向患者介绍哪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工作是否已经有先例呢？我查找了相关资料，比如，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CAHO）是美国国内实施医疗机构评审的专业组织，其下设的国际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JCI）JCI认证就是专门针对医院管理以及服务各方面的认证体系。该认证从1999年开始正式运作，虽然时间较晚，但是可以想见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多方博弈和艰苦复杂的工作。这个工作在中国恐怕所需的时间只会更长，而我们现在能够通过JCI认证的医院寥寥无几。
不仅是是医疗这种关于人身安全的行业，其他各个行业的标准化程度之高也是大多数中国企业无法企及的。都知道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对一个流水线工人拧螺丝的机械重复动作的演绎，那实际上表现了以流水线为代表的机器大工业条件下高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造成的问题。而在近八十年后，富士康的十二跳背后虽然有更复杂的文化、社会背景，但富士康内部对工作的高度细密的分工和标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员工对工作的倦怠和心理问题应当原因之一。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反面却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成熟和发展，而富士康在电子产品制造业称雄国内、无人比肩。
我的结论足够简单：中国企业甚至不是有没有必要重复西方管理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必然会重复这一过程；管理阶段不可跨越，虽然它可能缩短。
而在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世界工厂的定位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科学管理思想的充分发展。实际上，我国从前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科学管理成分，只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我们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已。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进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列宁就注意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列宁认为泰罗科学管理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当然，从政治的角度，列宁仍然指出，泰罗科学管理的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以上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维埃俄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构建。历史是吊诡的，世界早就是平的。
知道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目迷五色，是个进步；但知道如何选择是紧接着的下一步。只是知道选择，而不知道发展大势，也是更大的问题。所以，德鲁克以及其他管理学大师存在的意义主要地不在于提出了几个现实的管理方法，更在于对未来的洞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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