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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想起亚伯拉罕·林肯,就把他看成是卓越的理想主义者,他也的确是如此。不过,他也是冷静的实用主义者,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使他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实用主义和他的政治手腕。作为政客,若论小恩小惠的手法,他可谓运用自如。作为实用主义者,他解放了黑奴,但只在南方邦联各州实现,而不在继续留在合众国边界内的各州实现。作为理想主义者,在最紧急的危机时刻,他满怀激情的维护合众国。为达此目的,他不遵守法律,违反宪法,篡夺仲裁权,践踏个人自由。他的借口是必须这样做。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释了为什么要大肆违反宪法规定的原因:
我曾发誓要维护宪法,因此,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以宪法为组织法的本届政府和国家,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是否可能丢掉国家而维护宪法呢?按常理,生命和四肢都应该保护。然而,往往为了救命而必须截肢。聪明人绝不会为挽救一条腿或一条胳膊而丢掉性命。我当时觉得,为维护宪法,从而维护整个国家,有些本来不符合宪法但属于必不可少的措施,是可以成为合法的。不管正确与否,我就是这个理由,现谨公开声明此点。
四十多年前,麦克斯·勒纳为了马基雅维利做作的一个版本写过一篇精彩的序言,其中提出,我们“至今一听到马基雅维利的名字还有点不寒而栗”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认识到,他当时形容的现实还是现实,无论在政界,企业界还是私生活中,人们都并不根据其职业道德行事……马基雅维利今天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即如何使我们的民主方法和概念适应当今世界的要求。当今世界上,支配外交事务的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在国内则是一意孤行的寡头政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要同勒纳的下述结论争辩是很难的:
让我们弄清一点:理想和道德观作为准则在政治活动中是重要的,但作为方法却几乎毫不生效。一位有建树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要关心公众情绪的细微差别,注意种种相近似的活动方式,猜测对手的策略手段,并呕心沥血的通过妥协和让步维持自己一派力量和团结一致。宗教改革派往往得以成功的使公众的精神境界更接近某些伦理准则,但是他们当政治家却永远不会成功。
人们常说,在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领域中,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不过,我认识的大多数伟大领袖,都是造诣颇深的演员,尽管只有戴高乐一人坦率承认这一点。他们像出色的演员那样,把公职的角色扮演的如此惟妙惟肖,实际上自己就跟创造出来的角色溶为一体了。
赫鲁晓夫擅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戴高乐则巧于运用象征法国伟大的事物。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弥补自己国家的不足。赫鲁晓夫扮演恶棍,戴高乐扮演傲慢的贵族。彼此都在搞心理战和小动作。虽然两人均属老奸巨猾,但是谁也不假。赫鲁晓夫就是个恶棍,戴高乐确实傲慢。赫鲁晓夫是举止粗鲁,戴高乐是一个相信祖国确实伟大的洋溢着爱国心的法国人。要紧的是:要演好角色,领导人必须与角色相匹配。
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煽动家。他能用自己的声音迷住一大批人,还能煽动起千百万人疯狂的仇恨、恐惧和爱国热情。假如戴高乐的目标与希特勒一样,他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不能。因为戴高乐的伟大力量、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品德方面的威望。如同不能想象戴高乐会在公共场合脱光衣服一样,不能想象他会煽动一批暴徒去杀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为人与角色相匹配,而他的角色就是要使法国成为一个至善的国家。有些领袖尽量掩盖自己的美德;有的则加以炫耀,甚至夸大其词。戴高乐的高雅华贵和林登·约翰逊的粗俗质朴在风格上大相径庭。然而,两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取得了好的效果,其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每个人都确实是超群的。约翰逊“疗法”是传奇式的,既有事实,又带夸张。戴高乐像乔治·华盛顿那样,总是自缚于帝王般沉默寡言的蚕茧之中。约翰逊要想说服一个人,那个人就会自觉地自己已被林登·约翰逊的话吸引住了。
没有坚强的意志,不是强烈的要突出个人的人,成不了伟大的领袖。进来十分时髦的做法是试图掩盖突出自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个人主义,而在外表上显得很谦虚。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位不是自我主义者的伟大领袖。有些领导人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但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谦虚。谦虚是一种姿态、一种装饰品,正如麦克阿瑟把玉米芯烟斗作为装饰品,而丘吉尔的昂首阔步只是一种姿态一样。一个人如果要像领袖那样克敌制胜,就必须相信自己。如果要像领袖那样自找苦吃,就必须相信自己的事业。只有自己的相信自己,才能说服别人相信自己。
1947年,一位对戴高乐做过评论的人对我说:“在政治问题上,他认为自己同上帝之间可以直接通话。他作出决策时只需接通电话直接从上帝那里聆听启示就可以了。”那些成功地用自己的意志推动历史的领袖人物,有时对,有时错。但是,他们很少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们信服自己的本能。他们也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仍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在多数情况下会十拿九稳的正确的。他们深信自己之所以能身居高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最适合做这项工作。既然是最适合,就不必去听从稍次于他们的人了。
领导人的耳朵善于倾听他们本人的心声,这是惯于发号施令锻炼出来的。当领导人看到自己做出的决定不断产生重大后果后,他们在决策时就更觉得心情轻松,也更愿意不惜由于自己的过错产生后果而冒风险,而不愿意接受由于其他人的过错而产生的后果。
领导人在决定该做什么时,有可能经历思考的痛苦过程。但是,几乎没有哪一个有建树的领袖在一旦做出决定后还会花很多时间为考虑此决定是否正确而忐忑不安。我对于我不得已而艰难的做出的试图使美国不再卷入越南战争的决定,往往不予进一步考虑。当参与决策的顾问事后私下对决定的正确与否表示怀疑时,我经常说:“别忘了罗得之妻的教训,永远不要往后看。”如果领导人过多的考虑其决定正确与否,就无能为力了。对于明天要做的决定,唯一能给与足够重视的办法就是,坚决把昨天的决定抛在脑后。
这并不是说领导人就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了,而是说,要以分析的态度看待错误,不要采取被迫的或充满那内疚的态度,而且这种反省基本上要在空闲的时间去做。戴高乐“在野”的岁月里,阿登纳在监狱和修道院时,丘吉尔在不当政的时候,加斯贝利在梵蒂冈图书馆的日子里——都有时间去反省,并都利用的很好。我发现,在我不当副总统以后到就任总统之前,是我最宝贵的一段岁月。在这个时期,我得以从纷繁的事物中脱出身来,更加仔细认真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