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拷问之三：社会有没有一个公认的“公信力”主体？ 这是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在一个碎片式的利益与多元化的诉求混杂充斥的社会当中，尤其需要一根社会的“脊梁”，也就是我说的公认的“公信力”主体。在那里，人们的“纠纷”可以得到“仲裁”，人们的愤懑可以有效宣泄。由于是众望所归，因而人们对她的接受至少是平静的。喧嚣的中国现在特别需要这样的一支公信力力量！
但问题是，现实中有这样的一支公信力主体吗？客观地分析不容乐观：
首先看看公务人员的群体。 这些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作为工资，受人民委托进行国家管理的专业人员。但理论归理论，理论上的“公仆”与实际中的“领导”角色差异实在太大。这个庞大群体内部最重要的差别是：高层确实是有政治信念与精神追求的，特别是在民生政治、公平社会、环保发展、教育强国等理念与政策的提出上，反映了他们的长远追求；但纵观庞大的中下层公务员队伍，实在是无法让人民放心。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队伍。在中国，要想把好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实在的可持续的亲民政策与措施，需要切实的制度保障，需要官僚机构的大幅度变革，但由于涉及太多人的利益，这种变革绝对是坎坷荆棘。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就目前来说公务员队伍无法担当此项公信力主体的重任。
回到造假的话题。有人戏谑方舟子是只敢拍“老鼠”，不敢惹“大象”，讲得比较绝对。其实今天的唐骏已经不是老鼠了，但没有绊倒大象也是事实。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官员的学历造假无论是数量还是恶性程度都要比唐骏式造假更为猖狂，突出表现是他们得到的文凭往往是“真的假文凭”，即学位本身是真的，但这些官员们基本不会去上什么课，学位论文更是有秘书等一干人等为其效劳。他们甚至不需要像唐骏那样自己掏腰包去购买，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公款报销或用手中的公共资源来进行置换，做的是“无本万利”的买卖。而颇多的导师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媚官成风，纷纷献上自己的“真”学位，并以这些“校友”为荣，此举更加助长了官员们的学历造假风气盛行不衰。
再来看看“铁肩担道义”的出版界，早已把精神家园的看护神职责抛到九霄云外。 在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在新媒体冲击与挤压的缩小空间里，今天的很多出版社想的不是另辟蹊径，而往往是歪门邪道，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种：一是“雷书”不断，从早期的《学习的革命》到前几年的《没有任何借口》再到唐骏事件中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些广告语言令当年的文革标语也相形见绌。如《学习的革命》狂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科利华公司的高强度忽悠下，大半年的时间居然卖出7000多万册，堪比《圣经》与《毛选》。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本书，觉得自己的智商被污辱得无地自容；又如《没有任何借口》言之凿凿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圣经，竟然是国内策划的、胡编乱造的、伪造作者的不折不扣的“伪书”；再看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知道真相以后的读者大概最大的感慨是“他的成功不可复制，他的造假倒是可以复制”。……这些年，类似这样的“雷书”还在源源不断地面世。
二是名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在利益（也包括不少的人情与面子因素）驱使之下昧着良心做推荐的举不胜举。如果你现在到书店里去看每一本书的封腰与封底的文字，整个一个“形容词”最高级与“动词”进行时的大比拼，说这些话的大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或“学界泰斗”。而令人鄙视的是至少有70%的书这些名人压根就没有看过，就在那里胡吹神侃了，这样做不是典型的误人子弟吗？
我们家在当当与卓越买的书很多，买多了，就有经验了，我给LD的建议是：大凡那些特牛的人推荐的书一律不买；大凡那些好评如潮得离奇的书一律不买（网上的书评可以操纵的）；大凡那些数人编写或一人编著的一律不买。此乃购书小贴士也，可供参考。
三是“励志”方面的书籍乌烟瘴气。一本小小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在短短时间内就衍生出《我动了谁的奶酪》、《我敢动谁的奶酪》等二奶式、三奶式产品，里面充斥着胡编乱造、充斥着武断教导，还外带着错字连篇。曾经有人也要我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么一本“畅销书”，实在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没有答应。试想，对于那些涉世未深，思想单纯的年轻人来说，看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说，出版界也没有资格担当“公信力”的主体！
接着来看看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新群体——企业家阶层吧！ 由于他们行走于风口浪尖，创造的是人人喜欢的财富，因而这一阶层在今天的中国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人们的羡慕与关注。他们是如今电视荧屏与网络窗口的主角，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但遗憾的是，这一阶层中很多人的真实历史与现状，一旦公之于众，会让普通大众惊讶得合不上嘴的！
那些烂的就不说了吧！例举一两个大家熟悉的典型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老牛牛根生牛吧？那句掷地有声的“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名言曾经激荡过多少年轻人的豪情，可三聚氰胺事件却给了老牛一记响亮的耳光！想不到的是，蒙牛也干了如此“缺德”的事情，而且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推理老牛及蒙牛上层是早就知道这种事的！如今，昔日电视荧屏上那个侃侃而谈的道德楷模老牛安在？
史玉柱是青年创业者心目中的绝对偶像，他对市场的惊人敏锐力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史玉柱的营销天才与坚韧毅力确实值得年轻人学习，他在推销保健品时所使用的夸张宣传与离奇手段，虽然有的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但考虑到时空背景，也还可以接受。但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征途》中植入的放大与弘扬人性丑恶的内容与做法，如排行榜与装备跳级等，本质上是赤裸裸的金钱崇拜与名利宣扬！他把现实社会中的很多丑陋现象融入到网游当中弘扬，于无形当中毒害着青少年，自己却在一边数着大把的金钱，我不知道这样的企业家对于年轻人的真正借鉴意义究竟何在？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什么金融大鳄、地产巨子、实业领袖等，太多人的言论无法经得起真实的推敲，特别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再结合如今企业界的诸种乱相如三聚氰胺、地沟油、紫砂壶、五常米等事件，可以得知企业家的自律与企业管理的规范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程度，因而也就无法担当社会“公信力”主体的角色！
最后我们来看看最应该有“铮铮铁骨”的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吧，看看以下高校当中的一些普遍现象，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高校的校长、书记真正负责的对象是自己的行政上级，而不是服务的对象学生与老师。高等教育的行政级别制恐怕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怪胎。毕竟，“沟通”好少数几位上司与服务好上万的师生员工，所需要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上面提到过，高校中的一个处长职位，会引来十几位甚至更多教授的应聘。在中国的高校，以学问为终极追求的教授不多，而以学问为敲门砖、再腾挪政坛的教授却大有人在。原因何在，请看下面。
“长者通吃”的格局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的“长”指的是院长、校长、书记等。一旦到了这个层次，所有的课题、先进等，带“长”者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关键是因为自己手中有可以跟别人进行交换的公共资源，由此我们就会看到某些“圈子”里面相互关照、轮流坐庄的现象很是平常。举个例子：当年上海某著名高校一从美国引进的院长（学校突击破格给他升了教授），造假手法低劣到常人无法想象：他先让民工打磨了从美国公司购买过来的芯片，自己再打上“汉芯一号”的字样，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居然从“一号”一直造假到“五号”，而且正向“六号”进发。在此过程中，他不断以这项“伟大发明”为幌子，一路申请各种课题几十项，金额超亿元。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伪装被揭开以后，国内的芯片专家们基本上是一片沉默，有知情者说，几所顶级的微电子学院的院长们都在他的各种课题申请表上签过字，再表态说他造假，不是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吗？
再看一现象，今天高校当中的“处长博士”那是比比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大凡已经是副处以上级别的，几乎没有考不上在职博士的。尽管一些高校的博士生入学竞争异常激烈，但处长们基本上是一考一个准。何故？有一条小门叫做“特批”也。谁有资格特批？当然是手中有资源可以置换的人！这些学校里面的官员博士比政府部门的还要厉害，隐蔽性更强。在高校的人基本都见过各个部门的重大课题的第一负责人是谁吧？基本上你这样理解就正确了：名单最后的那一位是干活最多的那一位，而名单最前的那一位是从不干活的那一位，但却是奖金最多的与拿奖最多的那一位！
很多人批评政府部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其实，在高校当中，这一现象也十分常见。SCI、CSSCI、自然科学资金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些都是衡量“水平”的重要指标。但问题是，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结了那么多的课题以后，到底有多少人阅读了？到底后续的价值增值点何在？这些就没有下文了。令人很难接受的是，不少的文章与课题在得过一轮奖，发挥过一次“作用”以后，又会改变一下题目，换一个包装重新披挂上阵了。这其实是高校当中“不假也假”的一些比较普遍的做法，也是高校里“数字出官”大背景下很多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由此可以明确：在目前的形势之下，高校与科研院所要充当社会的“公信力”主体还为时过早！
当然还可以接着分析很多其他的群体，但结论是大同小异的。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一个真正的具有“公信力”影响的主体还没有出现，是否正在孕育当中我们也不得而知。可知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年代，这点倒是不假的并得到多数人确认的。
拷问之四：谁来支付高昂的“社会交易成本”？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个良好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高效、有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人们内心放松而不紧张的社会。满足了吃饱喝好这样一种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后，“高效”、“有序”和“放松”应该是新型社会的三个重要关键词！
看看印度政府的办事方式，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高效；看看索马里的海岸线，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没秩序；再看看朝鲜人民那一张张紧绷的脸，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放松！
中国人民没有以上列举的那么极端，但我们离高效还有很大的差距，离有序还有相当的距离，而离心理放松还远未达标。高效、有序与放松虽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其中有一个共通的交集：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包括物质、时间、精力与心理的综合交易成本的减少！
先举几个我在美国亲身经历过的小例子：
例子一，去年在美国访学，发现在任何场所刷卡消费，都不需要输入密码（我们从国内带过去的双币卡绝大部分都进行了消费密码设定），只要一个签名。付款的速度很快。后来知道，美国人初始时认定你是诚信的，但一旦后面发现你有欺诈等不端行为，你将面临的绝不是一家银行的惩罚，而是整个社会的拒绝，极端者甚至再也没有办法在那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这跟他们社会的征信系统发达与完全联网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例子二，我曾多次亲眼见过我的同事在美国各类商店退货的情景，由此而有很多的感慨。在美国，绝大多数东西，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在30天内退货。30天后的商品，只要外观没有损伤，基本上也都可以退货。我就见过一同事在退一盒昂贵的化妆品时的情景：那盒化妆品已经买过来近二十天了，拿到柜台的时候，外面的盒子都有点破旧了，店员只是问了一句“你确实没有打开过吗？”在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再也没有多余的问话与动作，立即全额退款。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要是在国内，那么贵的东西，营业员小姐还不要左看右瞧，打开外包装仔细甄别？还不要反复询问？说不定还要请出自己的经理来解决此事也毫不为奇。但我看到的美国现状是，绝对相信你！因为如果多问几句的话，那就是对顾客人格的一种侮辱，时髦一点的说法是侵犯了他的人权！
例子三，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有很多的加油站兼小卖部。小卖部里都会有可乐、咖啡等现制饮料出售，机器边上有大中小等不同的纸杯让顾客自取，这些机器很少有像国内那样是放在收银台边上的。这样做自然会节省不少店主的劳动，但也有一定的“风险”：我就在好几个加油站看到过我们的同胞，站在饮料机旁接了以后狂饮，等喝得差不多了，再端着一个小杯到收银台那边结账，丢脸啊！
当我们羡慕美国的富足与强大的时候，不少人总是把眼睛盯在它的高科技上，其实，我们应该学的还有它的很多软性的制度与诚信环境的营造之法。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节约了大量的社会交易成本。
再来看看国内的一些“高成本”交易的情景：
首先是规模惊人、产值巨大的“造假”行业。有如此巨大的造假规模，就有数量可观的“打假”机构与队伍与之相匹配。如著名的“中华”香烟在上海的每个区都有一支专职的打假队伍。前几年我的一位在职学生送我一条中华香烟，我并不抽烟，却不敢贸然立即转送他人，还是专门跑到他们的打假办，由专人用专用的仪器鉴定以后，才敢放心地送给他人，还不忘（也必须）跟朋友说已经过专业鉴定。
由造假带来的反造假在中国绝对是一个大产业，创造了很多的GDP，但那些实在不是我们希望的GDP。
其次，假东西盛行的另外一个最普遍的危害就是人们在寻找、甄别、判断以及购买的过程中，不得不花去海量的时间，去做很多无谓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功课”。举一些例子吧：比如我们去买水产品，还必须学习什么样的化学原料可以让黄鱼颜色鲜美但祸害无穷？什么样的药品会让黄鳝粗大无比但雌激素吓人？在买服装类产品的时候，要懂得什么叫做原单、什么叫做尾单、什么叫做行货、什么叫做正品行货？在买书籍的时候，要能够鉴别来头大的人的推荐未必靠谱，一个人写的东西往往比一群人写的更有价值，哪些是真卖点，哪些是假噱头？……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的是当事者确实应该具有的常识，但更多的却是当事者不得不额外掌握的“知识”。从本质上说，当事者做这些“功课”都属于“不务正业”，但由于“性命交关”，他们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只能花去很多的时间与精力。从社会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讲，是大大地提高了交易的阈值，相应的社会效率也就会有很大的损失。
再次，造假盛行的另外一个更重大的影响是人们心理方面的变化——缺少坦然，容易处于焦虑与猜疑，使得社会氛围中充斥着怀疑与不信任。这种无形的精神成本要远远大于实际的时间损耗与精力丧失。记得看过一幅漫画：一买鞋的在对着光线仔细辨别所买的鞋子到底是“牛皮鞋”还是“牛皮纸鞋”；旁边的卖鞋人则仰面迎光，仔细甄别手中的百元大钞是否有假？类似的情景在很多场合都能见到：淘宝上、商店里、地摊边，经典的场景是一边疑虑重重，一边信誓旦旦。如果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充斥着这样的防范与被防范，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试想，有谁还能够笑口常开？不憋出精神病来就已经不错了。
回到前面讲到的美国社会，是否那里的人们天生就很诚实呢？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社会的总体诚信状况要比中国好，不在于人性的本质有所不同，而在于美国社会在驾驭人性弱点方面较早就达成了一致，并用法律与规则很好地界定了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在实践过程中全面执行这样的法规，久而久之，人们的诚信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当中。而中国，首先在认识方面就有着很大的分歧（如这次唐骏事件中的两派意见），其次在法律与制度建设方面也有着很多的真空与漏洞，最后更不要说法律与制度的切实执行了。由此也就造成了社会的总体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源头上抓起。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让不诚信的人所付的成本极其高昂，令其望而却步；让诚信的人的心情愉悦、工作高效。当前最要改变的恰恰是成年人、大人的思维与做法，从道德上反而要向自己的子孙辈学习，在法律上慢慢适应近乎苛刻的对待不诚信的惩罚。如此循环数年，形成一种气候的话，风气自然会改变，氛围也会和谐起来。只有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之下，高效、有序与放松的生活状态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至于更具体的法律之道与教育之策，不是本文的阐述范围，就不做进一步的赘述了。
综合起来，“一元的价值追求”、“缺少思考的盲从状态”、“公信力主体的严重缺位”以及“社会交易成本的居高不下”，这四点内容是唐骏“造假门”事件给中国社会的四大实实在在“拷问”，要想有一个好的答案，恐怕需要的不仅是亿万人改变思维与意识，更困难的是转变行为与习惯，是真正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