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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 政治家和文学家。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为宦官曹腾养子。曹操官至丞相，封魏王，谥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武皇帝，史称魏武帝。
曹操自幼机警，有胆识。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以孝廉推举为郎，任洛阳北部尉，入仕途即与祖辈所从属的宦官集团针锋相对。中平元年(184)，出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继任济南相。四年，辞官还乡。次年，受诏为典军校尉，复得军权，奔赴洛阳。时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冲击下摇摇欲坠。六年，董卓入朝专权，曹操拒其拉拢，聚兵5000，与各地豪强一样拥兵割据。次年，参加讨董联军，任奋武将军，拥袁绍为盟主。十余万联军观望不前，曹操孤军奋进，战败而还，遂决意独立发展。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出兵镇压黑山军白绕部，占据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三年，被济北相鲍信等拥为兖州牧。继软硬兼施，收降青州黄巾军30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后来征战的重要力量。曹操立足兖州后，盘踞南阳的袁术向北扩张，勾结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对其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曹操审时度势，表面仍从袁绍，以争取支援，先击溃公孙瓒，继迫袁术败走淮北。
初平四年秋，曹操以报杀父之仇为名，贸然进攻徐州，纵军屠杀数万人，因粮尽，于次年春退回兖州。夏，再次出兵徐州，而兖州大部被吕布等乘虚夺占，经艰苦奋战，方收回失地。纳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三国志·荀传》)之策，吸取教训，巩固兖、豫二州根据地。建安元年(196)，率军至洛阳，靠近汉献帝，受封建德将军、镇东将军，任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参预朝政。不久，迫汉献帝迁都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大将军，总揽军政。在许县及交通沿线实行屯田，足食强兵，减轻民赋。此后三年，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策，相继击败张绣，擒杀吕布，遂与兵多地广的袁绍抗衡。
建安四年，曹操为抗击袁绍南进， 预作周密部署，争取战略主动。次年，乘袁绍迟疑不决、刘备新据下邳而兵力分散之机，率军击败刘备，将其赶出徐州，避免了两面受敌。当袁绍统兵10万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境)时，曹操鉴于敌众己寡，先以声东击西战法解白马之围，继退至延津南击败追兵，大挫袁军锐气，再回师官渡(今中牟县境)，待机破敌。后采纳部属建议，坚意拒守，并相机先后袭烧袁军故市粮车和屯于乌巢的粮草，乘势发起攻击，歼袁军7万余，致袁绍此后一蹶不振(见官渡之战)。继而乘胜北上，吞并冀、青、并州，进击幽州。十二年，曹军受阻渤海滨，曹操佯称缓进，率军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至冷口一带)，攀崎岖小道直指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击败袁氏残余势力及与之勾结的乌桓王蹋顿(见曹操攻乌桓之战)，统一了中国北方。次年，挥师南下，轻取荆州。又率精骑昼夜兼程追击，大败刘备于长坂(今湖北当阳境)，直下江陵，以图进占江东。由于骄傲轻敌，加之军中流行时疫，且不习水战，以致被孙权刘备联军大败于赤壁(见赤壁之战)，被迫退回中原。接着，战胜朝廷内逼让兵权的政敌，致力于巩固北方，同时大治水军。十六年，成功地进行了渭南之战，全据关中。又转向东与孙权争夺江淮之地。至二十年，取得合肥之战的胜利，遏制了孙权攻势。从此，曹魏在淮南的优势逐渐形成。二十四年，赴汉中，拔曹军出困境，集中兵力于荆州，并着手离间孙刘联盟，欲各个击灭。继唆使孙权袭杀蜀汉名将关羽，使曹军在荆州战场转危为安，迅速形成优势。正当军威大振之时，病卒洛阳。
曹操戎马倥偬一生。用兵灵活，长于选将用将，治军严整。严格训练，赏罚分明，坐骑惊入麦田，当场割发代首以肃军纪。体恤将士，赢得军心。曹操好兵法，自著兵书十万余言。 又集录诸家兵法为 《接要》。所著《孙子略解》(即《孙子注》)，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其"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因事设奇、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颇受后世推重。他的军事著述大部亡佚，中华书局辑校的《曹操集》，汇集有曹操存世的用兵文书。
曹操乘东汉末年各地豪强拥兵割据之机起兵，改编青州黄巾军为青州兵，独立发展武装，在南北征战中雄踞一方，成为魏、蜀、吴鼎足之势中的主导性力量。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诸家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裴松之《异同杂语》、《魏书》)。其著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其军事思想：
1、战争观。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三国志·武帝纪》)，“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2、治军思想。
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 认为"礼不可治兵"(《孙子注》)，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遗令》)，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他“揽申、商之法术”(《三国志·武帝纪》)，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三国志·武帝纪》)。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武帝纪》)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孙子注》)，"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三国志·武帝纪》)，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擢张辽、张郃、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对有过失的“贤”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之战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3、谋略思想。
曹操说 ：“欲攻敌 ，必先谋。”(《孙子注》)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三国志·诸葛亮传》)。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孙子注》)，从而将其谋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新书指挥作战 。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三国志·武帝纪 》裴松之注 )。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同前)。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 战将强弱、 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 至实击至虚 ”。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吴、蜀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 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 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 致其“ 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三国志》作者评价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其军事思想也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杂质，虽以刑拨乱的成效显著，但有时强调刑罚过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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