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段文字献祭于富士康陨落的年轻生命fficeffice" />
文,朱国成
工业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规模经济的原则。为取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工业家们试图将社会生产的一切方面“标准化”——以统一的外在尺度衡量原本不同的质,从而生产的平均成本得以不断下降。在市场价格与平均成本之间,工业家们获得利润。因此,市场竞争——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成为工业家们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最符合“工具理性”的驱动力量。越是竞争激烈,工业家就越是具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特征,欲罢而不能,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率不惜跃入万丈深渊。
——汪丁丁,《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盘旋的思想》
对于富士康接连陨落的年轻生命,一直想写一点什么,但落笔、开了个头,却又写不下去,似乎有什么拥塞与笔端、心头。
我既不是劳工问题研究专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我只是一个与企业较为接近、对企业还有一些了解的普通人。无论郭台铭以及管理团队如何从工作条件、劳工待遇、员工心理角度如何去解释,也无论已经介入富士康的多个部门构成的中央调查组的最终结论如何,读一读上面这段文字都足以让人心头战栗——当然,这段话所言说的也只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
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标准化”,一个是“工具理性”。
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制针过程的专业分工开始,到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志的流水线,分工之细密、深入,工作标准化之严格、具体,是几何级数发展的过程。伴随我们的经济发展、工业化过程的管理理论引进和实践的发展的,实际上也是以“标准化”和“工具理性”为基线的。人作为生产、管理过程的一个要素也被纳入到标准化的过程和工具理性逻辑之中。
比如,严格的、清晰的岗位说明书以及流程体系,还包括靠机器来发动、推动人的办公自动化;而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对人进行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招聘就是将对企业有用的人留下、让无用的人走开,绩效管理也基本是相同的逻辑,薪酬不过是紧随其后。我们都可以找到标准化和工具理性的深刻烙印。
不知道在富士康以及其他老板的眼睛里,产业工人是否还能作为一个有体温的、有思想的人而存在,还不过是经济学比较优势原理中对成本更为高昂的机器的替代而已。
因此,我悲观地以为,不是富士康,也会是其他什么企业,只不过是郭台铭走得最彻底、最冒进。要知道,《摩登时代》里卓别林的“拧螺丝”已经早早预见了今天这些年轻生命的终结。
更可怕的是,不仅是这些管理工具使用的对象,这些年轻的生命、产业工人,还包括各种管理工具的使用者也走向工具化:没有人关心工具实用效果之外的东西,实利已经成为所有参与者的绞索,将一切人都笼入其内、一点点勒紧绳套。
在西方,针对工作设计的改进,比如工作丰富化与扩大化,以及基于人性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比如德鲁克在目标管理本意中所说的目标本身即构成激励,等等,短期内在中国恐怕仍然不会有太多立足之地和实际应用。因为我相信,管理阶段不可跨越,但富士康陨落的年轻生命已经揭开了这个盖子的一角。至少,少部分人会开始在自身所处的中国语境下思考西方人所走过的路,这一议题的重要性的提高致使其提到议程的前面,如果代价能发挥这一作用则说明代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
但,我们仍然不可忽略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持续而翻覆的转型过程中中国被迫或欲拒还迎的西方化、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中国人行为方式、伦理情感的撕扯,这是一个更大的、更具深刻意义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