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4月17日新“国十条”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被高度激惹，一时间叫好者、唾骂者、悲伤着、行动者各有表现，新闻里、朋友间、网络上、市场面，众生百像，露骨而生动。“房产”这一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太敏感了，涉及民生、涉及财富、涉及面子、涉及子女教育、涉及投资保值、还涉及到养老颐年……涉及的面太广了，由不得你不去关心！
很显然，最新的“国十条”是对已经非常复杂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既有格局又重新注入了最为重量级的调节砝码，加之随后会出台的各部委规章等进一步作用于市场，由房产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开始在市场中逐渐显现。用“博弈”这一词汇来形容市场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恰当，而更加直接的词汇是“刺刀见红”式的博弈。可以预见，未来的五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可能面临更加可怕的社会变革，这是政府与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综合起来，目前的中国社会，由“房产”这一中心利益点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拥有大量房产为标志的新兴权贵阶层与赤贫如洗、前途无望的天量社会底层人士之间的深刻心理对立与行为对峙，这一对矛盾已经明显地反应在各种激化的社会过激事件当中。 此一矛盾还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其它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更加明显。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士由于需求层次中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受到严重挑战，由此更容易产生对富贵阶层、对政府的深度不满，这种情绪会迅速蔓延，极少数甚至演变成对于社会的畸形报复！
福建南平的郑民生就是在无房无婚、无房无望的绝望情形之下心生歹意、手刃孩童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过去曾经非常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他精神健全，崩溃与裂变是在临界点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发生的。郑民生的案例绝对不是个案，不断见诸于报端与网络的拆迁户自焚、暴力抗法等极端案例还会在可见的未来不断上演，值得我们深思其原始的根源。
网上“屁民”与“P民”盛行，说明下层弥漫着对于政府、对于权贵们极端的不信任与嘲讽的氛围。在现实的媒体与实际生活当中，这些人基本没有抛头露面的“话语权”，唯一的发泄渠道就是网络。而当偏激的言论甚至蛊惑的言辞长期没有达到合理纾解的时候，社会的底层将会汇聚一股巨大的“怨气”，不冲则已，一冲则会飞天。
二、从个人层面来讲，是“勤劳致富”还是“投机取巧”，越来越多的人做出了后面的选择。 传统的价值观要求我们要勤劳致富，说的是“天道酬勤”，但活生生的现实却是“起的比鸡早， 睡的比鬼晚，干的比牛累，吃的比猪差”，最后的结果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买套房子回到解放前”。而那些投机炒房的，不用高学历，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看老板脸色， 只要有胆量，只要用利益与开发商及银行搞好关系，个人收益即以天文数字增益。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有谁还有信心说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奋斗？谁不想着一步登天的好事？而当社会整体都弥漫着这种投机氛围，都幻想着“食利”好事的时候，国民的价值观念将会出现根本的转变，“创造”财富的源头就没有了真正的精神动力！
三、房产是作为居住的“消费品”还是作为投资的“金融产品”之间的矛盾。 现实的市场状况是：一方面是有着巨大的刚性居住需求的人群，特别是城市化进程越快的地方，这种刚性的需求就愈加强劲。太多人眼望市场林林总总的房子却无从下手，唯一的原因就是“太贵”；但另一方面，很多炒房客手中一二十套房子一点都不稀奇，上海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有一次就得意地告诉学生，自己买了17套房子，赚的可不是一般的多啊；还有就是大批的企业主宁愿关闭工厂，也要到各处跑马圈房。记得还是在三年前的2007年，我到温州给企业管理人员上课，听课的基本都是当地的企业主。我现场做了一个即兴调查，问他们“在上海买过1套房的请举手”，结果是100%的举手；拥有2套上海房子的比例也有90%，而拥有3套及以上的比例大概是60%左右……这个调查还仅仅问的是上海，没有问他们在杭州、北京等其它大城市的物业拥有状况。有趣的是，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到过自己购买房产的那个具体的地理位置。
《文汇报》4月26日刊登了北京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赖为民（还有他的个人博客）从2009年到现在跑了大约60个城市150个楼盘的“惊人”发现：现在买房的80%以上的是用来投资及投机的，真正的自住购房者绝大多数止步于售楼现场的高房价。
还有一个拥有巨大房产存量的人群就是各级各类的官员，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以至于我们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真实的数字。唯一可以管中窥豹的是，类似文强、王益等贪官落马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人不仅拥有的套数多，而且更多是黄金地段、结构豪华的超级房型。
贪官拥有那么多房屋就不去多议论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主也要去炒房？其实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也即资本的原始逐利特性使然。这些人购买房产，90%以上是作为“投资品”来进行购买的，房产在他们手里与黄金、股票一样是金融产品而非住宅类的消费品，他们购买的目的就是为了价格上涨时再次出卖。特别是在2008-2010年的经济环境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美中的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已经使得很多人的工厂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还有亏损的可能。而环顾四周的其它投资领域：股市的风险很大，国债的收益太差，新的股指期货又玩不来，投资不动产就几乎成为这些资金唯一的出路了，怎不能白白地放在银行里面让自己的钱贬值吧？
另外，大量的外部热钱由于欧美的经济危机与市场低迷，加之对赌人民币的升值，更是大手笔的进入中国楼市，攻城略地、扫街荡巷。这些西方有钱人手中的房子显然也是金融产品而非住宅消费品。
一般炒房客与权贵炒房者、国有企业炒房团、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炒房团等是一拨，外资大鳄是另外一拨。这两拨人的共同点都是把房产作为金融投资品，不同的是前者往往利用与银行内部人员无孔不入的关系，运用银行巨量的资金来为我所用，金融的杠杆作用给这些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一点后面会有阐述；后面一拨的自有资金充裕，他们可以全额付款，像持有股票一样的待价而沽。
6000多万套的空置房子大致就是这样来的。当一面是颤颤巍巍去购房却无望而归，一面是大面积空关房子而浪费资源，这种强烈的对比情景，势必引发弱势群体的大面积抗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在穷人的胸中升腾，矛盾有一触即燃的焚烧趋势！
四、“人民公仆”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人民公仆”的主体是公务员的队伍。这几年社会上把考公务员比作是“国考”不是空穴来风，公务员的待遇与企业等组织的待遇有明显的反差，以至于在不少地方形成了围墙外的“公愤”，围墙内的“窃喜”的状态。不仅是日常的待遇，公务员的好处还特别体现在可以自如地游走于自己制定的房产政策的红线以内，利益最大化且常常有一袭合法的外衣。1998年的国务院23号文件开启了中国房产市场化的大门，但同时也留了不小的漏洞缝隙。23号文件的主旨是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代之以市场化的房改大方向，按不同收入标准分别由市场化方式、政府补贴的方式和政府保障的方式分别解决住房问题，这其中最有操作空间的就是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
用于违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来源无法八门（甚至可以代征以后变更用途），申请人资格的确定过程更是乱像万生；公务员单位在国家明令禁止集资建房后还不断有新的爆料案例，中央与地方皆如此。在北京，有国家部委的单位被爆料集资建房、定向开发，分给单位员工的价格是均价2000元每平米，而周围的楼价甚至已经达到50000元！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引起“人民”的公愤？而且这样的国家部委单位还不在少数；上行下效，各地方也毫不示弱，可以负责任的说，越是贫穷的地方，最好的房子肯定是“官邸”。看看香艳局长韩峰的府上，就可窥斑知豹！2008年底，北京市开启了公务员申购“限价房”之门，有官员称，限价房重点解决的对象包括北京市以及机关公务员。看看下面是怎样效仿的：山西忻州首例限价房项目“世纪花苑”成为当地干部福利房，市直机关正处级及以下干部一人一套，这些福利房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总体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日前，上级单位已经证实了确有此事，正在“严肃处理”当中。
“人民公仆”公务员利用自己的职位优势、对政策的解读优势以及各种审批当中的便利优势，基本上成为98房改方案中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有专家甚至比较悲观地说：能够在我国住房保障政策中受益的群体恐怕不足2.5%。看看这些数据与案例，怎能不加大公务员与普通人群的对立情绪？这个时候去说三个代表、去说和谐社会，显得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五、“法治立国”与“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与“计划调控”之间的矛盾。 法治是我国的宪法方向。有人特别指出此次新国十条的很多政策明显与法治精神不符，如“约谈、巡查、考核、问责”等写入国务院的文件，非常的不妥；还有如销售价格完全是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现在要求提前写在预售合同当中，这是明显的计划调控，如果发生了市场风险，应该由谁来承担？
其实中国房地产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确实非常之多，最为典型的就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前提是产权清晰、权责分明。但中国的房子严格来说分“土地权”与“房屋权”两个方面，土地权是理论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由政府代行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背景下，土地的出让金又与地方财政的多少息息相关，政治意图与法律条规经常在一些房产项目上错综交汇，再加之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与股东背景等的不同，房屋权与土地权相互影响，法律关系有的实在是十分混乱，什么大产证、小产证、蓝卡、黄卡，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这些都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现实。
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新的国十条在法治化与市场经济的方向上是退了一步，而在民生政治方面则是进了一步。如关于第二套房的认定标准，关于户籍制度的作用等，都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政治领导人的考虑大概是：一边是可能要杀人的“穷人”，一边是可能要跳楼的“富人”，到底要顾及哪一边呢？一旦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的话，法制社会的基础就没有了，还是首先救穷人吧。毕竟，跳楼是个人行为，而杀人则是严重得多的社会行为，不可不管。
六、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开发商与未购房者之间的矛盾、购房者与未购房者之间的矛盾。 首先来谈谈开发商与未购房者之间的矛盾。开发商显然是高房价的倡导者与执行者，华远集团的任志强更是急先锋，有网友称他为“人民公敌”。概因为他说话直接、伤人太多的缘故。其实，从这几年的各种传统媒体来说，开发商的话语权由于其财大气粗，可以对各方机构利益其手，因而一直占据着主导的话语位置。而民间舆论的主战场则集中在网络之上，有被称为“地产三剑客”的时寒冰、牛刀与曹建海等为广大低层弱势群体代言。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人格的强势还是研究的深度方面，这三个人都没有办法与任志强匹敌。
外号“任大炮”的任志强，是中国房地产界的重要人物，也是这一产业最重要的代言人。他的特点是多年潜心研究地产、研究地产政策的演变，并且实际指挥与运作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北京华远集团。任志强敢说能说，数字熟悉、逻辑清楚、立场鲜明，但常有生硬语言、并且不拘言笑。由于一直赤裸裸地维护开发商的利益，不知迂回，且高调主张高房价与为富人造（商品）房，因而社会形象不佳。但他的文章非常耐读，最新解读国十条的博客在六天之内阅读人数已达30万人；而以“三剑客”为代表的高价房与地产商的反对派们，在语言的煽动性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细致的说理方面就要逊色很多。当然也有借宣泄民众情绪来兜售自己讲座的，如牛刀，就常常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做法。
人的屁股永远指挥着他（她）的脑袋！任志强与三剑客在前面冲锋陷阵，而大批的蚂蚁军团则跟随其后。基本上支持前者的都是些已买房特别是已购多套房屋者，而跟在后者的就是那些买房无望的穷人与失意人群了。网民之间的谩骂有时候让我看得汗颜，看到了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群体之中，围绕着利益人们之间是如何赤膊上阵的。
也有一些比较理性而有水平的声音，比如叶檀，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现在“专家学者”中能够让人们相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七、“创新中国”与现实中人们“守成谨慎”的矛盾。 这几年国家不遗余力地鼓吹“从制造到创造”，强调“人才强国”。在此大背景之下，人才的引进与流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这一次的国十条在异地人才引进方面显然设置了非常大的障碍：“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后面这一条规定显然针对的是现在愈演愈烈的异地炒房者，特别是像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等对象，积极意义很是明显。但一棍子打死的也有很多“良民”，特别是高素质的需要引进的人才。他们将面对的不仅是天价的货币付出，还有异地置业中很多不确定的政策制约。这些障碍对于那些亟待引进各种人才的企事业单位来说，确是一个挺大的利空消息。
其实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高房价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是：它对众多想自己创业的年轻人念上了强大的精神箍咒，使得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得不惟命是从。因为如果丢了饭碗，就会彻底丢掉房子，丢掉生活的基地。“房奴”的主语是“奴”，奴性也许于一个组织来说是好事，但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肯定是坏事。高房价带来的肯定不是一大批雄心勃勃的创新性人才的涌现，而极有可能制造出亿万个唯唯诺诺谨慎有余的“守成者”。
八、“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传统财富观与现代多元财富观的矛盾。“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古老价值判断，涉及到中华文化的核心——面子，也涉及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核心——定居。有人说丈母娘催生了高房价，有其一定的道理。
各大城市极高的租售比说明了售卖的市场是相当的火爆，而租赁的市场却非常低迷（不是说没有租房的需求），也极不稳定，对于那些租客来说时时有如芒在背的感觉，迫使他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加入购房者的行列，如此“刚性需求”就会骤然上升，供需之间的不平衡也会急剧加大。加之那些真正投资租房的人看到纯粹的租赁毫无利润可言的时候，自然也会快速加入到炒房者的大军当中。这样的结局是：人们发现市场上剩下的唯一可供应的产品就是高价房产，没有第二条道路选择。
高房价的提倡者恰恰总是会提到要培育租赁市场，但在当前状态下几无可能。因为在中国还有一些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单纯的租房是没有问题，也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当联系到子女教育等无处不在的涉及户籍、住所等问题的时候，为了孩子而勒紧裤带买房子就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家庭选择，基本上也是无二的选择。房子身上除了基本的居住功能以外，还被赋予了太多的其它社会功能。在现实当中，每一个房产中介都懂得“学区房”的价值，这就是中国特色。今天的“恒产”概念包含着如此之多的不同内涵与功能，在这些非本分的功能简化、退位之前，恐怕是很难改变影响广泛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传统财富观念的。
九、国家的政治意愿与个人的经济愿望之间的矛盾。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形象在一些网民身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汶川大地震后，温家宝的亲民形象达到顶点；这次的玉树地震，他的言行又为他增分不少，网上与现实中人们对他是好评如潮，有不少人甚至把他比作周恩来第二。但最新的国十条颁发以后，一部分曾经的粉丝、曾经对其赞誉有加的人，立马改称他为温秀秀，意在专门作秀，别有用心者更是称他为温神了。
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巨呢？只有一个原因：温总理倡导的房产改革触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而且是根本的利益！
事实上，在温总理任上发生了一系列亘古未有的大事：如废除农业税、试点农村养老保险、特殊时期更有家电下乡等举措。这些内涵一致的政策，折射的是他一贯秉持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可以诠释为“民生第一”。温总理主导的新国十条的政治意愿非常明显：国家要重点照顾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温暖与关怀。正如他在今年两会闭幕时答记者问所说“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如果你读过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读过他在《人民日报》上回忆与胡耀邦一起工作点滴的文字，再加上知道温总理童年及少年时代的家庭背景，就不难判断：普济众生、关注穷人是他的基本信念，也同时由于他的职位关系而上升到了一届政府的政治意愿。
相信想给温总理施加影响的权贵不会在少数，但我也相信温总理通过另外的渠道知道了很多一线群众最真实的住房状态与内心渴望。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决定，但政治意愿在国家层面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如果回到每一个个体角度来说的话，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并不丰裕，有一点财富的积累非常不易；又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自身的体悟，而是来自于与别人横向比较以后的“相对优越”，这种比较的最好标的物就是财富的数字。于是，经济的愿望就很容易跃升为个人最核心的价值，任何触犯与妨碍此价值实现的人都会遭到攻击与报复，温总理也不例外。
关注民生于政府来说是关注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比例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关注房价的升跌于个人来说是关注一个重要的投资收益比，对于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安全感至关重要。这两者都没有错。但从整体的政府与不同的个体来说，诉求的不同不可避免，如何合理地去解决？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考验的是智慧，对于公民个体来说考察的是道德。理想的状态是，两者的交集愈多愈好。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