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民工荒现象在祖国大地上愈演愈烈。随着2010年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逐渐走出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纷纷爆出用工紧缺，新一轮的民工荒以势不可挡之势再度爆发。且不论此是因市场供需错位导致的“荒”，抑或为“贫二代”们“用脚投票”以示其集体觉悟所导致的“荒”，总而言之，民工荒即为经济学原理中所指的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现实表现。
然而，在同一个城市的边缘，却聚集着另外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从事着一份与自身价值相去甚远的职业，或者说在寻觅一份与预期回报率对等的工作。他们就是学者廉思在2007年提出的“蚁族”。“蚁族”大多为“80”后，是教育产业化后诞生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们头顶着“高材生”的光环，却在大都市的边缘过着犹如农民工一般的生活。因为大都市给予他们的机会，远远少于这类庞大人群的数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即为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按常理而言，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是不可能并存的，但这个悖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其背后的症结。
首先，这两类人群所处的并非同一劳动力市场。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有学者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劳动条件较差，工作岗位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点。由此可见，“蚁族”们目标劳动力市场为第一市场，而民工荒所出现的市场为第二劳动力市场，按照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中国这两个市场是存在严重的分割，因此，出现上文提到的悖论也无可非议。
其次，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失衡导致的严重后果。虽说媒体大肆宣传 “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的说法已经过时，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在我国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主要通过廉价劳动力来支持，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率却不到三分之一，这一点从我们进出口产品也能看出：我们出口的大都是衣服、鞋帽、玩具，而进口的却是电脑、手机、汽车。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我国大量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我国目前根本没有那么多满足大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导致大量蚁族出现的根本性原因。而随着中国经济向内陆、向农村的纵深化发展，农民工有了更多的选择。社会的关注、政府的重视让农民工议价的资格从无到有，一次次的民工荒，让企业一次次地妥协。而如今他们甚至可以“用脚投票”以权利自救。二代农民工在对父辈们艰辛的打工之路进行理性分析后，毅然选择回归，从而从本质上改变了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也加深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民工荒”和“蚁族”现象之间的矛盾。
第三，这也是中国教育断层所带来的弊端。教育产业化把教育推向市场，高校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使出浑身解数疯狂地扩大招生：一方面通过提升学校形象手段，中专改为学院，学院改为大学；另一方面置社会需求于不顾，随意设置专业，以满足大众需求。例如，原本理工科优势明显的大学，为了向“综合类”大学转型，设置了许多文科专业，致使四年后大量文科生严重过剩，就业困难。而当大学教育成为主流后，中专、技校等职业化教育逐渐边缘化，逐渐被淘汰，成为了物竞天择的牺牲品。人们的教育观也随着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被扭曲，更有甚者竟因为孩子没考上大学，只念了技校而感到羞耻，职业化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短板。职业化教育的缺失成为了强化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剧劳动力市场矛盾的万源之源。
已有学者提出，“民工荒”与“蚁族”的同时出现，正是一个解决劳动力市场矛盾的良好契机。纵然，方法方式多种多样，但唯有从“80”后大学生的心里诉求上满足他们对职业的预期，方能引导他们去填补社会上空缺的职位。比如，大力提高中低端岗位的社会保障力度；为中低端岗位从业者提供良好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同时加强应届毕业生的专业技能培训和政策性的就业引导等。然而，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这个酝酿了十几年的矛盾的爆发，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化解，这是一项重大的课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就需要国家从制度，国民从观念两个层面进行彻底的和本质上的变革，而制度和观念的惯性，同时也让这条变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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