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从所在的上海工厂去位于中欧的工厂工作数月，而最近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类似企业削减人力成本的压力骤升，又在此制造重心不断东移背景下，稍微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任何观点都与研究对象本身的代表性，评判所用的尺度有关，所以这里仅供参考。
先谈一个小体会，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工作过几个星期，那里的地铁乘客进出站时并不检票，地铁列车上也极少有人查票。维也纳的乘客再老实，也该明白自己逃票的机会成本很低。看来，人似乎是越富足越不容易贪小便宜的。毕竟，这套制度放在上海地铁运营上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如果维也纳的地铁乘客都想到了且付之行动了，那当地地铁的运营成本必然上升，大家最终都没有益处，这有点像“囚徒困境”的博弈。
这个对比也可视为上海和中欧地区企业管理和效率差异对比的一个缩影。假定公司有一个需要10天的任务：在上海，如果受到上层的压力，可能最后变成5天完成，如果没有任何压力，可能会变成15天完成。在中欧，相对而言，无论有没有来自于上层的压力，结果可能都是10天。
中欧工厂管理层对效率的刺激作用往往没有上海厂的来的显著，这是因为：
首先，当地社保机制完善，公司内部工会势力强大，这样裁员困难而失业影响较小。
其次，相对薄弱的等级观念和较小的贫富差距（中欧、北欧较有社会主义倾向）。
最后，人力成本相对其它区域已经很高，继续提薪面临压力。
当然，由于受到亚洲的持续低成本竞争，最近中欧几个工厂不得不“背水”裁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其危机感。
效率的弹性可谓是双刃剑，管理得则好事倍而功半，管理得不好则事半而功倍。从理论上讲因为弹性效率的存在，完成同样的任务，上海工厂更有可能以较少的资源完成，可实际上却往往与之相反：
首先，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基地，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导致跨职能事务的随之增多。
其次，当地人力成本更低，面临这样局面，当地管理层更容易接受“人多好办事”的理念。
最后，大目标分解后相互制约，各个职能更高弹性地追求各自利益重现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因此，对于业务改进和优化，上海的工厂更为主动和进取，却更易因目标分解的差异化导致“囚徒困境”而“走样”；中欧的工厂更愿意接受削减流程而非完善流程的改变。总的来说，从资本家盈利角度来看，中国的“人海战术”因为低成本目前仍牢牢占据上风。
最后，做两个小的推论：
第一，如果推行公司内部的变革，在中欧的工厂，更需要争取自下而上的认同，而在上海工厂，恰恰与其相反。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两地的差距势必不断减小，双方都应该看到彼此这方面优劣势做出有预见性的调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4 8:41:14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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