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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只道其一，而未道其二。
我们国家的税负确实比一些发达国家高。目前，我们国家仍旧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而这种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投资驱动型，即以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大型基础性项目，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更是我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一种选择。姑且不论此种选择的优劣及其在未来的负面作用如何，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效支撑了国内工业体系、金融体系乃至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人民币币值保持了相对稳定，物价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那样的物价急速回落、工业骤然衰减、金融体系发生危机、通货出现紧缩的经济恶化情形。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政府主体投资来继续执行经济驱动，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常见的情况。
当然，行政效能及行政成本应该有效降低。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触及这一部分，逐步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服务模式。这是方向。
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欧洲的法、德、意、西班牙等国家，其税负逐渐减少，大力增加社会福利、医疗福利、教育福利、养老福利等一系列对公众的福利投入，这与其政治体制关系极大。这些国家的执政当局不得不依靠这些措施来取悦选民，拉得投票，但是其造成的政府负债逐年增长。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其GDP的144%，美国政府达150%，目前，美国政府公共债务为44万亿美圆。在这样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依然要强力通过医疗保险法案，增加军备预算。到2009年底，美国政府新增公共债务近二万亿美圆。美国政府债务的不断膨胀，引发了美圆的不断贬值，威胁到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日本政府公共债务到2009年底达到660万亿日元，债务利息负担达到政府财政收入的7%强。美国政府公共债务预期在2050年左右达到586万亿美元，届时，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负担将超过财政收入的20%，美圆就此崩溃。这还仅仅是静态的计算。2009年年底，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政府信用出现危机，引发了政府财政危机。
欧洲其他国家，如丹麦、瑞典、芬兰、瑞士等中小国家，其实施高税负、高福利的财政政策已经有近70年。1936 年，瑞典政府就通过法案，增加企业税务，同时为了确保瑞典人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通过了一系列相关法案，这些法案的基础是大幅度的税收扩张 ，直至国民平均税负达到45%左右。目前，这些国家由于其国内经济环境的稳定，消费能力的稳定，国民经济长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健发展，支撑了其高税负、高福利的政策。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因此获得了长期的稳定执政。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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