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来通缉在逃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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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等事实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

社会良知还在。网上数以千计的留言，像一面镜子。它照见人们的热忱与良心被从日常繁杂的生活中传唤回来，与这个时代对簿公堂。

据说犯命案的“80后”多是些留守孩子。也就是说，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连“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贾君鹏待遇”都很难享受。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不是说有的犯案者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不认识么？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已经成了“文化孤儿”了。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如此形势逼人，的确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拖延对农村留守孩子的关注了。

至于“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老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我是连震惊的感觉都没有了。早在几年前，我在乡村居住时，便听到附近村庄有几个少年，在浙江走投无路时，劫持了一个“疑似老板”，而且最后将他给杀死了。而他们通过杀人夺来的不到一百元钱，逼迫他们只能徒步亡命天涯。

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这样的生活变迁有时候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时”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已经沦陷，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说到“外面的世界”，这条新闻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曾经多次提到的一部电影。1983年，美国著名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科波拉拍了一部名为《斗鱼》（Rumble Fish）的电影。尽管知道这部《鬼子来了》似的准黑白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一直把它当作讴歌开放社会的经典之作。

科波拉的影片将观众拉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好勇斗狠的暴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与发酵。受上一代人的熏陶，年轻一代很快像斗鱼一样加入到这种好战而混乱的生活中来。哥哥曾经是镇上人见人怕的风云人物，不过，自从在外面的世界有过一番闯荡之后，他希望弟弟能离开小镇：“我希望你骑着摩托车离开这里，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大海边。”

尽管影片结尾令人哀伤，哥哥在水族馆外被警察误杀，但这个片子的主旨却很清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像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一样，为一些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而如果到了开放的社会，这些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可惜，这只是电影，在外面的世界还未展开想象之前，便已经结束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弟弟走出故乡后遇到了什么。如果命运之神眷顾，他可以成为打工皇帝；如果厄运至极，他也难免成为与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人一样的杀人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小兄弟远走他乡，定然不是为提刀杀人去的。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间万物消长，终归逃不过一个因果律。关于这条新闻，我同样关心的是相关报道的结尾。据说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线索抓获一名逃犯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记得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此时，你一定会想，5000元赏金虽然很少，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

可怜这些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却发现自己像是乡下许多农田一样被抛荒的一代，发现这繁华城池不过是个比农村更荒芜的地方。想着这些孩子如何在被社会抛弃后自弃，从逻辑上讲，也许当下最应通缉的不是孩子，而是在逃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