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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期待下，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终于在上任第一年正式访问中国。中美两国，一个是蒸蒸日上的未来之星，即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另一个虽然加速下行但仍身为今日全球霸主。因此，中美首度正式对话，早已超出两国的意义，也早已超出“当下”的现实意义，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一场交锋。
美国建国两百多年，鲜有今日之困境。对外深陷两场深不见底的反恐战争，对内则是仍在持续的经济危机。如果回顾历史，与上世纪六十年代颇为相似：对外是一败再败、越陷越深的越南战争，国内则是黑人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的维权运动。同时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进行着激烈的制度竞赛。在“两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以战略著称的美国出人意料的打出“尼克松主义”，与中国结盟，不仅成功从越南战场脱身，还改变了中美苏的战略对比，而中国则在外部环境改观的背景下走向改革开放。如果说苏东集团二十年后之败，实是在此埋下伏笔。现在的美国虽然没有苏联的对抗，其危机程度并不减当年。如果说当年越战之败败于背后的中苏联手，今日阿富汗、伊拉克之败则更为复杂。
阿富汗和伊拉克在社会构成上都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是松散性、蜂窝状的部落结构。在此之上建立的政治体系也如此。打烂一块局部，并不影响整体，而且还有迅速的修补功能，堪称任何大国的百慕大黑三角，无论多少军队进去都只能是灭顶之灾。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英国三度入侵阿富汗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的超级大国之一苏联也是卷刃而归。现在又轮到美国，恐怕也将是同样的结局。这才是奥巴马在是否增兵上举棋不定的真正原因。
至于伊拉克，更是美国的战略失误。当年老布什没有打进伊拉克，是想以此维持中东均势，牵制科威特、平衡伊朗，其它温和派国家如沙特自然也会站到美国一边。结果小布什推翻萨达姆，却出现了一个什叶派政权，算是圆了伊朗殚精竭虑也未得的梦想。要知道伊拉克什叶派的九大家族除萨德尔家族，都起源于伊朗境内，并在反抗前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得到过伊朗的支持。目前伊拉克什叶派主要政治力量达瓦党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均与伊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拉克什叶派最高领袖西斯塔尼就出生于伊朗。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也大多来自伊朗，库尔德政党联盟一直是伊朗盟友。不仅如此，其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出于同为伊斯兰信仰以及希望借伊朗抵抗美国民主压力的原因，对伊朗多表同情，认为伊朗与美以为敌，是因为以色列先拥有了核武器和美国中东政策的双重标准。因此，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问题的表决中，阿拉伯国家普遍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拒绝将此事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相反的，现在美国却成为中东唯一的众矢之的。
处于衰落中的美国，面对中东这种“中世纪”困局，已很难找到解决之道。如果撤出，阿富汗铁定再落入塔利班之手或者干脆再成乱局，这无异于宣布反恐战争的失败。如果再发生大规模人道性灾难，美国不仅将站在道德审判席上，还要再面临是否以人道的名义回到阿富汗的困局。而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也会在没有美国的压力下与伊朗改善关系甚至联手，建立以伊朗为核心的伊斯兰“什叶派力量”联盟(访问美国的什叶派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甚至不想对真主党与伊朗有一丝的责备，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在全球的影响力将急剧衰减。这也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现在的美国虽然没有一心想取代它的苏联模式这样的威胁，但中国无意向外输出的和平崛起模式，依然对美国产生了相当的威胁。政治就怕有可选择性。如果美国的制度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美元也不再是唯一的世界货币，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追求和维持霸权的资本？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趋势已日益接近成为现实。
可想而知，此时的奥巴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矛盾来到中国。世界上所有的挑战：反恐、环保、核扩散、朝鲜半岛、全球经济发展都需要中国参与和支持，甚至寄希望中国改变生活方式、升值人民币以尽快帮助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而另一方面，美国却没有什么筹码与中国进行交换。不仅如此，一个没有筹码又实力衰落的美国还不能坐视中国毫无阻碍的高歌猛进，还要想尽办法遏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
客观的说，美国面对中国要说一无所有、无计可施也不准确。它既有拿不到台面上的伎俩，也有台面上的冠冕堂皇。现在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主，拥有巨额美国国债。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借债者往往是大爷，债主往往还要看对方脸色。对于享有世界发钞权的美国来讲，这些巨额债券实是双刃剑。但如果双方真的撕破脸皮，受损最大的自然是中国。这不妨称作美国的“无赖牌”。另一张牌则是“西藏牌”。奥巴马打破二十年惯例没有在华盛顿会见达赖而是推迟到访华之后，固然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压力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却也摆明了和中国讨价还价的态势。而且在奥巴马访华之前，一向主张大西藏的达赖竟然访问中印两国有争议的藏南地区（直到2003年他会见印度记者时还表示“阿鲁纳恰尔邦”事实上是西藏的一部分），这恐怕不仅仅是要讨好印度，显然还是要增加中国的危机感，反向增大美国的筹码。
当然，面对前所未有困境的美国如果打破零和思维惯性，再度寻求“新尼克松主义”，仍然会取得三十多年前一样的成效。三十多年前的尼克松主义面向的是中国，现在仍然如此。美国要做的其实有两条。一是与中国分享权力，分享世界的政治、经济权力。当然权力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有多大权力就自然有多大义务。既然中国崛起不可避免，既然西方单独主导世界已经走到尽头，何不尽早承认和全面接纳中国，共同应对全球的各项挑战呢？二是在台湾、西藏、新疆等中国的根本利益不再作梗。中国在实现统一和崛起之后，自然会对美国投桃报李。这远比两岸力量完全失衡后实现统一而美国被边缘化要好的多。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寄希望于美国还不如寄希望于自己。此时的奥巴马来访对中国实是一大历史机遇。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更可视为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乃至全球秩序的预演。奥巴马访华，实是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中美第一战。如果说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实力，那么这第一战的结局如何，不是已经未战先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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