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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楼主 |
发表于 2003-11-7 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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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作者:阿莱1975 回复日期:2003-10-27 21:07:57
不在忘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是由农民推翻的!!
作者:天涯穷儒 回复日期:2003-10-27 21:09:00
我在农村长大,对农村相当了解,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在我们那里,办个结婚证现在还要1000元,
国家一切政策在农村都变了样,
可问题怎么解决呢?乡镇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可国家没有
给他们一分钱,不找农民要,又找谁要去,我原来上中学的学校
现在居然有几个只上了初二的人在那里教书,你说初中没有毕业
怎么教初中生?
作者:天涯穷儒 回复日期:2003-10-27 21:37:21
顶
作者:朱鲁子 回复日期:2003-10-27 21:40:10
好!
作者:七五 回复日期:2003-10-27 21:40:41
ding
作者:醉里轻狂 回复日期:2003-10-27 22:02:45
一亩地一年两季产1800斤粮食,上缴300斤,还有1500斤,自己吃要400斤,还有1100斤,100斤粮食50块(最高的时候),共计550块,一亩地要化肥150元,要农药30元,还有370块.假设一家4口人,计1480块,学校集资要50块,还有1430块,油烟酱醋电一年300块,烧煤(不准砍树)一年要200块,还有930块.不时地来点水利费50块,还有880块,其他应酬要500块(如过年办年货),还有380块,衣服和鞋一年假设每人50块,还有180块.这就是农民的收入,你还不能生病,最多来个伤风感冒,要不你就得死,上小学一年级半年要300元,所以要读书就要借钱,上高中大学那是没影的事,所以农民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做苦力,拣破烂,抢劫,做小偷,卖淫,祖祖辈辈都读不到几年书,祖祖辈辈都是做苦力,祖祖辈辈都被城里人看不起.农民年收入2000元,还是人均,也不知道是哪个狗屁专家算出来的.以上这是现在2003年某农村某家庭的真实写照.
国家是富了,可是还有很多人都生存在我所描述的那种状态中.
作者:好奇心强 回复日期:2003-10-27 22:12:13
湖南问题与很多地方相似!但反抗与镇压又胜它处!郴州去年4月,城管当街打死人,引发冲突与游行,参与者数千,旁观声援者数万,数十武警,民警负伤,城管局被砸车被烧,最后靠便衣在人群分散时抓几十个人交差!
作者:好奇心强 回复日期:2003-10-27 22:17:30
大家到湖南去调查要小心便衣!他们可不讲什么公民权利
作者:香气撩人 回复日期:2003-10-27 22:24:16
和体制有关。我周围的一些同事,只要在乡镇工作过的,深更半夜去抓大肚子的事太普通太正常。计生工作是一票否决制,为了政绩,下面的人员做出过火的事情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这几年好多了,拿钱就行了,没钱的跑人呗。不光是计生工作,乱收费乱罚款是一样的,各级政府都负债,还要养那么多的人,哪里来钱?李昌平的良心在很多人的心里也有,光有良心有什么用?
作者:赋茗 回复日期:2003-10-28 07:27:56
尽一份心意,就多一分希望。
作者:瞬间快感 回复日期:2003-10-28 08:04:46
提
作者:农友 回复日期:2003-10-28 08:21:30
这么好的帖子干嘛不提?
作者:龙鹤羽 回复日期:2003-10-28 08:52:09
真的很黑呀 希望胡哥能解决
作者:天涯穷儒 回复日期:2003-10-28 08:56:33
当city不能继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也许矛盾就会显现出来
作者:平平淡淡是福 回复日期:2003-10-28 09:07:30
可能是危机,也可能是机会。走着瞧吧!
作者:江山如是闲 回复日期:2003-10-28 09:09:01
唉,家乡的事儿,自己顾不到了,顶顶吧。
作者:一品荷心 回复日期:2003-10-28 09:30:06
提吧,谁说没有人在踏踏实实的作事情。大家都看到了,这才是真的希望。
作者:花花江南 回复日期:2003-10-28 09:41:19
我就是衡阳市下一个县的人
我们那边还有一些更恐怖的事情
比如每年春节,我们这些从广州或者外省回家的人,在县城与农村的客车上,总是会上来一些地方小镇上的年轻人,拿着刀子,挨个儿搜乘客的钱物……
都是同一个县里的人啊,就这样子明拿明抢的
那些日子里连司机都提心吊胆,因为他们也会遇上形形色色公开的敲诈,比如在公路的某个地方被几个地痞拦住,要给些过路费才让通行
作者:浮雕 回复日期:2003-10-28 11:16:20
无语泪双行。。。。。
作者:塞疆 回复日期:2003-10-28 11:40:21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作者:陈愚 回复日期:2003-10-28 11:44:46
4、参加政策学习会
上访代表的一项工作,就是组织村民学习国家文件、政策和法律。
晚上九点前后,整个世界仿佛已经完全沉睡下去,天上的星星极其繁多,漫天仿佛布满了一闪一闪的精灵,不留一点空隙。彭双雄提着一盏应急灯,带着我们走了一二千米的路,来到一户农民家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屋里的两个老人,一个妇女和几个小孩刚刚吃完饭。这间屋子仿佛刚建了一半,窗还没有修好,地上仍是泥土,什么都没有铺。屋子中间,是一盏昏暗的小灯,照着下面老人愁苦的脸。屋子的女主人急忙切了两个西瓜招待我们,说是自己家里种的。不一会儿,陆续来了几个老人,其中一个坐在我们对面的老伯,跟我们说起村里的干部如何罚他家的计划生育,说着说着竟忍不住泪水直流,不断地擦眼泪。这件屋子的女主人说,孩子上学,期末考试都要上交几十块的试卷费,家里已经拿不出钱了,而孩子没钱交就不能参加考试,在家里苦闹……
陆陆续续的来了十几个村民,基本上都是老人,于是大家搬着条凳、高矮不同的小凳子,来到外面的空地上。彭双雄取出他带来的资料,包括一些政策文件,还有他在《中国青年报》上收集到的几篇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逐一给大家念,念完一点一点地解释。中间大家可以随意讨论。这些政策、文章都和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都很认真的听着,特别是听到政策规定的与基层政府实行的政策的差异,便纷纷讨论起来。其气氛之热烈,即使在大学课堂上也很少见到。在这场讨论中,我们一句话也插不上嘴。不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即使是在历史上的大转折的关头,知识分子都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至多就是相对清醒的旁观者。是要革命,还是暴动,还是改良,还是忍受,这是农民、工人们自己的选择。知识分子也只能安心的做一个旁观者。而对这里的农民而言,一旦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他们确实认识到这种侵犯,并且企图通过国家政策和法律对这种侵犯做出有效的抗争,他们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学习热情,甚至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行为的创造力,而且是为固有的政治体制创造一种新的血液,在知识分子的眼界所永远无法达到的地方创造一种新的制度生命。
当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当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被逼得面对两个陌生人,一谈起他的苦难就痛哭流涕不能自己的时候,当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看着盘踞在自己头上的官吏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的时候,当一家无辜的人被十几个自称干部的人闯进家里,把家里属于他的一切劫掠一空的时候,当一个人因为为群众上访而在最寒冷的冬夜被活生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冻、打到至今几年都不能下地劳动,光是医药费就搞得他负债累累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
中国的老例,一是忍受,一是暴动。忍受的程度是无限的,即使在大饥荒时期,那种宁愿易子而食,也不敢冲进衙门,放开肥头大耳的官僚的粮仓的事例,在中国并不少见。——一个只敢吃孩子,不敢从衙门抢回粮食的民族,只能是奴隶之邦。一个面对强权噤若寒蝉默默忍受并且以这种默默忍受为天经地义的民族,一样是奴隶之邦。忍受之外,就是振臂一呼,大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叫“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而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流血,而后要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改朝换代,再来一次悲剧循环。
当代的沿袭,是聚千万群众,冲击镇、县、市政府,乃至痛打官吏,纵火焚烧——即如2002年潮阳仙城镇的围攻镇政府;是上高速公路,堵车抗议;甚至是绑票官吏——即如今年的辽宁铁岭市。然而其结局,往往是政府部门的暂时表面让步,而后是秋后算帐,逮捕主要人物。
然而这里,在这个如此偏远,如此贫穷,如此落后的地方,这么多滔天的愤怒,这么多声嘶力竭的呐喊,这么多无助的恸哭,这群农民们却选择了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抗争,选择了法律,选择了以最理性的抗争方式。
这就是中国从来未有的新希望——以最理性的不合作精神对抗最恶劣的统治,以最有力量的法制观念压制心底狂热的冲动,以非暴力的态度与韧性对峙暴力的统治。
我们回到彭双雄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前后。他把厅上的大床让给我们睡觉。劳累了一天,十二点,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不料又断了电,连这台已经残破不堪的风扇也失去作用了。但是我们实在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
5、政治危机的原因观察
为什么以干群冲突为表征的政治危机在衡阳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在沿海地区农村却没有表现得那么突出呢?
事实上,在中国其它地区,像衡阳县基层政府这样具有明显的掠夺性行为的基层政府几乎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在不顾农民死活,通过税制、义务教育等途径乱收费上,有的地方甚至比衡阳更加厉害。但是,为什么衡阳县农民对政府乱收费的反应会如此之强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源贫乏。
在衡阳,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与进城打工,而农业生产已经越来越无法成为经济来源。我们调查了一些农民关于农业生产可能带来的收益情况。一般而言,每个人口可以分到7-8分地。有的一年一熟,有的一年两熟。一年一熟的一亩水稻的成本投入如下:
稻谷种子:12元(8元每斤)
地租:100元左右每年
耕地:35元每亩
化肥、农药:70元每亩
水费:20元每亩
每亩水稻的总投入:12+100+35+70+20=237元
而每亩水稻的产出:亩产量600—800斤,每百斤45元,也就是说每亩净产值270-360元。
每亩水稻年纯收入33-123元。
这样,农民如果光靠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是难以供养家用的,更不要说要交纳小孩的学费等费用。而出外打工,由于近几年经济比较萧条,城市大量工人失业,劳动力明显大幅度过剩,尤其是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劳动力过剩程度更大。因此劳动力价格也大大下降,打工的农民能够找到的工作工资甚低,而且相当多的打工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这样,农民的经济收入便毫无保障了。
我们在广东潮汕地区某村调查水稻种植的年收支情况,结果如下:
每亩水稻成本投入:
稻谷种子:13元
地租:250斤稻谷每年,也就是112.5-125元
耕地:40元每亩
化肥、农药:85元每亩
每亩水稻总投入:13+112.5(125)+40+85=250.5(263)元
每亩水稻产出:亩产量900-1000斤,每斤45-50元,
也就是说,每亩水稻每年净产值在150元-240元之间。
如果单纯依靠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收入,无论什么地方都无法维持正常的生计。潮汕地区以及其它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的农民与基层政府冲突没有那么激烈,并非基层政府没有问题,而是农民自己能够通过其它途径谋生。即以潮汕地区为例,一般农民出外打工、做生意,年收入至少都有数千块钱,甚至有的有数万数十万的收入。因此,即使一部分正当权利收到剥夺,人们也往往对基层政府保持容忍。例如衡阳农民反映的每年17块的特产税问题,如果在潮汕地区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数目过小,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愤怒。衡阳县农民既没有种植农副产品,又缺少谋生的渠道,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中谋生,本来就比较贫穷,因此对利益收到剥夺自然也表现得相当敏感。
衡阳县政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体制性危机。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中,基层政府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它必须严格保证对上负责,税收任务,计划生育任务,等等等等,都必须由基层政府一力承担,另一方面它必须对下负责,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直接把上面的任务摊到农民头上,强令农民执行。而且现在,很多基层政府都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经济威胁。基层干部不是活雷锋,所以权力寻租是能够吸引人们挤进基层政府的唯一诱惑力和推动力。当前的基层政府人员,大多数都大大超过了编制,这些超编人员的工资,只能从农民头上分摊,而且这种超编从根本上是无法进行减员增效的,任何一场减员增效都会触及大规模的利益之争从而遭遇极大的阻力。当前衡阳县的情况是,基层政府在相当大部分农民的心目中已经失去合法性。在农民心目中,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农民的支持。政府一旦失去合法性,农民们对它便不再信任,特别是农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中央权威作为靠山,自己才具有合法性。于建嵘先生在《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中就说:“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著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
作者:西夏的人 回复日期:2003-10-28 12:57:03
中国的老例,一是忍受,一是暴动。忍受的程度是无限的,即使在大饥荒时期,那种宁愿易子而食,也不敢冲进衙门,放开肥头大耳的官僚的粮仓的事例,在中国并不少见。——一个只敢吃孩子,不敢从衙门抢回粮食的民族,只能是奴隶之邦。一个面对强权噤若寒蝉默默忍受并且以这种默默忍受为天经地义的民族,一样是奴隶之邦。忍受之外,就是振臂一呼,大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叫“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而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流血,而后要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改朝换代,再来一次悲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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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能在农民看得到的媒体上(非学术类报纸,湖南卫视等等)看到这段话,那么中国的才是真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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