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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坛上，沈从文和张兆和是有名的师生恋之一。这段差距悬殊的感情之所以成功，在于沈从文“奴隶”般的锲而不舍。
“癞蛤蟆第十三号”
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选择靠笔吃饭，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好在沈从文认识了郁达夫，很快在文坛打开局面，后又经徐志摩推荐，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老师，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就闹了笑话。他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面前呆站了十分钟，然后又用十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看着学生，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最后，他只好在黑板上写着：“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大笑不止。
目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女生中，就有他日后苦苦追求，最终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江南名门，家世显赫，人又长得漂亮，身后有大批追求者。张兆和曾把追求者进行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在当时众多追求者中，沈从文并无优势，小学没毕业，又没留过洋，也不是教授，性格又很木讷，用二姐张允和的话说，他只能算是“癞蛤蟆第十三号”。
但是，“癞蛤蟆”偏偏对“白天鹅”一见钟情，沈从文没有勇气当面表白，就开始写情书。张兆和收到沈老师的第一封情书，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兆和没有回信，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然而沈从文的来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让她不胜其烦。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得不到张兆和的回应，沈从文开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了。1930年7月，张兆和在日记中描述了沈从文对她的室友说的一番话：“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很快，学校里谣言四起，这让声名清白的张兆和不堪重负，她决定找校长胡适去“揭发”老师的不当行为。岂料，在此之前，沈从文因为追求不到张兆和曾跑到胡适那里哭诉，胡适说他会出面帮他一把。张兆和主动找上门来，胡适认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
“不要讲！”
“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我顽固地不爱他！”
最后，张兆和气冲冲地走了。
然而，在沈从文马拉松式的爱情攻势下，张兆和还是动摇了。正如她后来的回忆，“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比张兆和更早接受沈从文的，是她的家人。
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追随而来。为了给张兆和留下好印象，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据张充和回忆，沈从文造访那天，张兆和到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她故意不见，站在门口进退无策。后来二姐允和出来，便请他到家中坐，沈从文怎么也不肯，坚持回旅馆去了。张允和“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等三妹回家，便劝她去看沈从文。张兆和不去，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张兆和来到旅馆，一见到沈从文，就像小学生背书似的，把二姐教的话一字不改地说了出来，之后，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了。
沈从文到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当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住在上海，沈从文没有见到，他回青岛后写信托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很开明，主张儿女婚事由他们自理，张允和得到父亲的答复后，跑到邮局给沈从文打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即表示婚事得到允许，又代表了打电报之人的姓名。毕竟是恋爱中人心思慎密，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电报，又悄悄去了趟邮局，重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追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与张兆和结婚。这位“乡下人”终于如愿以偿，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灵魂曾出轨
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后的生活，算得上如胶似漆，幸福甜蜜。但是，两人毕竟相差8岁，经历、所受的教育迥然不同，再加上沈从文是小说家，对爱情的追求，又多了一层美妙的幻想，所以当激情褪去，回归平淡的时候，两人个性的差异还是显现出来。
沈从文虽然是乡下人，但天性浪漫，相反，张兆和却要务实得多。张兆和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这种家事的琐碎，让沈从文对婚姻有了不同往日的看法。其中，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的，就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毕竟，在新婚蜜月里写出一部悲剧作品来，这种对比不同寻常。
沈从文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而这种“受压制的梦”，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后来，沈从文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当时，高青子在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沈从文去拜访熊希龄，熊希龄不在，高青子出面接待，初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后，两人又一次相见，高青子故意按照沈从文某小说描述的情节打扮自己，含蓄地表达了对沈从文的好感。沈从文何等敏感，自然心领神会，两人越走越近。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深深地伤害了张兆和。沈从文也很痛苦，他跑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请她帮忙整理一下自己“横溢的情感”。后来，林徽因提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最终，深爱妻子的沈从文及时刹车了，然而这种“灵魂的出轨”虽没导致家庭破裂，却加深了夫妻间的不理解。巧合的是，后来沈从文与高青子在西南联大重逢，又险些擦出火花。只是，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高青子最终选择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二姐张允和回忆，“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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