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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高官在场的会议上，我看见了柳传志掩饰不住的牢骚。
当时，一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一类是暂时没有官方背景，但努力在寻找后台的企业。在做此表述的时候，经济学家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柳传志，笑着说，联想应该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企业。
听罢此话，年过60的柳先生掩饰不住自己的愠怒，他侧过身体，盯着经济学家的眼睛问道：你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背景，一个卖PC的企业，又需要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忽然对老迈的柳传志先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如柳先生所言，今天的联想控股尽管有着显赫的影响力，但它涉及的相关产业，的确都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之中。比如联想集团，不过是一家基于PC品牌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神州数码不过是专做国外大的产品品牌代理业务和软件业务的公司；联想投资的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和弘毅投资的并购投资管理，以及融科智地的房地产开发，都是基本上没有政策门槛的行当。
换句话说，柳传志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浙江温州或者福建泉州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只要有实力，一样可以进去，并能迅速成为柳传志的竞争对手。
话虽如此，但这些民营企业和联想的制度格局却反差惊人。比如温州的奥康，王振滔以3万元起家，今天已经积累到近50亿的资产，如此庞大的财富，其产权当然仅仅属于王振滔，别人无权置喙。如果有人要想拿到奥康的股份，必须有庞大的资本，方可展开沟通。柳传志的格局当然远远不如王振滔。今天的联想集团无论有多大的盘子，其大股东必然是中国科学院。几年前，联想集团有过产权意义上的改制，柳传志和他的管理团队由此开始持有一定数量上的股权。但无论如何，今天的联想，依然是一家以国有体制为主导的股份制公司。
现在的局面显然是由于一些常识的缺乏造成的，比如企业产权的自然人性质最终将决定企业的发展能力，比如企业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建设性不足，会导致企业的价值模糊，还比如，可能是抽象的国有股权占据了企业的重头，企业的内部因此会滋生严重的官场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内耗将因此损伤企业的发展。但人们的观念，甚至是主流观念，并不认同上述常识。他们会将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上的革新，解读成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解读成企业家的贪婪。
以柳传志做事的气度，他显然是想要突破这种困境。之间的可选项不在少数，比如尝试与一家有资本实力的金融企业合作，通过并购的方式稀释掉联想占大多数份额的国有股份，并最终导向清晰的企业自然人产权体系。
但阻力看上去可能比计划更让人望而生畏。联想的产权改革，必然要取得中科院、国资委，甚至是更加高端的管理部门的一致同意，同时，还要接受主动并购企业的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可。此间博弈的纷繁复杂，利益的取舍和归属，几乎让人头痛。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日联想不能回避的困境，也正是我们要对柳传志先生报以同情的地方。
为什么最近10年来，在完全自由竞争的领域发展的大量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清晰的产权制度改革，联想控股一直在完全竞争的领域发展，但到今天为止，其股权结构中，非自然人的国有股权还占据主要位置。
为什么诸如联想这样的中国企业，会在管理上大面积复制中国的官场文化？这包括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信息不透明、员工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一定程度缺失，资源内耗严重等。
为什么诸如柳传志、张瑞敏等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清朝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官拜中堂之职的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是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
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坚持必要的妥协。夹在二者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一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找不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哪些，是中石油么？还是联想？
我相信柳传志的烦恼就在这里。他比谁都懂得这样的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背后绵延不断的文化，他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忍耐，以及忍耐的间歇掩饰不住的牢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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