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活着或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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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活着或死去

　　近来，名人遗产争夺战闹得正凶，这让人想起了赵本山小沈阳在春节晚会的那两句精彩台词：“人死了，钱没花了”；“人活着，钱没了”。前一句，可套在那些去世了的名人身上，后一句，分明是给那些正为遗产打得头破血流的后人们准备的。

　　其实，正如人的活着或死去一样，财富金钱也有它的生命周期——活着的时候，它们帮着主人开创人生，开创世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当它只成为物质消费的抵偿物时，尤其再和毒品、奢侈品这些东西一有钩挂，它便死了。

　　但这只是一种理性的看法，实际生活中，人们更信奉：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于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古话，在中国人人皆知，流传很广。不过，你若再盯着这句话看上一会儿，你会觉得它未必全对：人毕竟是高级动物，不能一直把自己等同于鸟兽。

　　那么人生在世，和金钱财富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听有名的富人怎么说。

　　一百多年前，卡耐基曾激烈地攻击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所拥有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或传给后代的人：“那些在身后留下数百万美元财富的人，死去时将没有人为他哭泣，没有人给予他荣誉，没有人为他唱挽歌。公众对他的判决是：这个人富裕而可耻地死去！”

　　华人巨富王永庆是这样说的：“人经由各自努力程度之不同，在其一生当中固然可能累积或多或少之财富，然而当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再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

　　我们的财富自然和他们的财富不能相比，但这些话的道理，涵盖所有富人穷人。

　　“人死了，钱没花了”，和“人活着，钱没了”，究竟哪个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呢？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答案。抑或，这两样都不是，你还有更高明的。

　　名人多半是有钱人，有钱人留下遗产是为了让家人孩子过得更好，但是事与愿违，大笔的遗产却往往成为了家人亲友反目的导火索，他们为此争得死去活来。

　　巨额遗产，是福还是祸

　　能够继承到大笔的祖上遗产，相信这样的事情大家都盼望。历史上有名的豪门巨富，比如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几家不是通过好几代的财富传承才实现的？

　　荣氏家族就是通过一代代遗产传承，最终变成豪门的最好例子。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家境贫寒，靠给别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维生，赚的钱也就能勉强养家糊口。到了下一代，两个儿子荣宗敬和荣德生白手起家，成为了旧中国着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再下一代，荣毅仁是着名的红色资本家，官至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是中信泰富集团主席，曾经三次荣膺中国首富。在海外的荣家后代，也大都有非常杰出的成就。可以说，荣家后代的兴旺发达，与荣宗敬和荣德生积攒下的万贯家财有直接关系。

　　但是巨额的遗产也仿佛是一柄双刃剑，不仅能给继承者带来财富和更高的人生起点，但也有可能斩断家人间的亲情，毁灭掉后代的才华成就，变成“死的遗产”。

　　生前死后，遗产带来的尴尬

　　很多年前，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前妻安娜发表了一部小说《家族企业》，在她的故事中，主人公麦克林是科罗拉多州的报纸出版人，至死没指定继承人，他死后，4个子女自相残杀，他的传媒帝国也轰然倒塌。

　　很难说安娜的小说不是有感而发。这本小说发表十年后，默多克的确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在后两任妻子6个儿女的争夺战中痛苦难言。

　　1999年，默多克与安娜离婚，17天后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成婚，从此掀开了这场遗产大战的序幕。

　　安娜放弃了平分上百亿美元财产的权利，只拿走了10亿美元，但在离婚协议书上附加了一个苛刻的条件——老默多克死后，邓文迪无权继承他的任何遗产，除非她婚后能生育；4个成年子女则将得到新闻集团的控股权。

　　安娜以为自己稳操胜券：这时候，默多克刚从前列腺癌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正常生育应该是无望了。但是邓文迪也不是省油的灯：她说服默多克在化疗前把精子冷冻起来，之后顺利产下了两个试管婴儿。

　　然后邓文迪一步步开始了遗产争夺之路。首先，她要求默多克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也能进入家族信托机构，接着，2005年，默多克公开宣布这两个小女儿将与4个大孩子均分家族财产。

　　默多克的宣布激怒了4个成年儿女，他们认为父亲食言，违反承诺，群起逼宫。但包括前妻安娜参加的十多次家族秘密会议都无果而终。这其间，4人差一点要分断家产。儿子拉克兰曾试图和父亲协商解决，但也最后闹僵。默多克还未去世，遗产已经让家人分崩离析。

　　至于官司结束之后，手中的遗产让后代变成一事无成、只图享受的寄生虫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就是一个例子。

　　张志沂的母亲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佩纶曾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遗留的财产是相当多的。为了取得更多的遗产，张志沂联合妹妹张茂渊，和哥哥张志潜打了一场官司，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张爱玲眼中，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中年之后，还能将读书时候念的古文和奏折一篇篇倒背如流。

　　但是，躺在万贯家财上的张志沂一生无所作为，生活挥霍无度，还抽上了鸦片，成为了典型的败家子。在1935年前后，张志沂在上海虹口还有八栋洋房，到了解放前夕，夫妇两人却不得不搬入一间十四平方的小屋中，这样的房子连他们原来的佣人房都不如。

　　更多的遗产事件中，当事人各不相让，丑态毕露，对死者的***毫不顾忌，为媒体和看客提供了无数的“生鲜猛料”，整场官司成为了可供品评的“豪门恩怨”连续剧，这恐怕也是留下遗产的当事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场景。个中代表，就是龚如心遗产案。

　　龚如心的名字，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和遗产两个字联系在一起：1990年，她的老公王德辉被绑架失踪之后，她就与公公对簿公堂争夺王德辉遗产。经过漫长的拉锯战，龚如心获得了300多亿港币的遗产，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女首富。

　　没有想到她获得巨额遗产之后不久，就被查出已是患卵巢癌末期，一年多后逝世。

　　她死后的遗产官司比生前还要激烈。一共有四拨人轮番上阵抢夺她的亿万遗产，她生前交好的风水师也加入遗产争夺战，声称拥有她手书的最新遗嘱，并出示了龚如心手持经血内裤的照片，声称龚如心一直渴望和他生育孩子。

　　鸿福证券执行董事Kenny Tang曾对此乱象感叹道：“这次遗产争夺简直就像一场肥皂剧，其细节甚至比电影还令人匪夷所思。”

　　遗产争夺揭露的冷漠亲情

　　2004年，伦敦一对开饭店的中国夫妇，意外得知他们获赠高达千万英镑的遗产，而遗产的授予人，竟然是经常来饭店吃饭的一位女富翁贝沙尔太太。

　　贝沙尔太太的5个侄甥认为这样的遗产分配其中定有隐情，因为贝沙尔太太和这对夫妇根本没有任何亲戚关系，贝沙尔太太的遗产于情于理都应该归他们这些亲戚所有。

　　在法庭上，这对中国夫妇提供了他们多年照顾贝沙尔太太，最终成为好朋友的证据。原来，贝沙尔太太晚年独身一人生活，所谓的亲戚们根本没有在生前给予她任何温暖。在认识中国夫妇之后，他们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常常开长途汽车，将贝沙尔最喜欢吃的腌荞头和豆芽菜送到她的家中，每年都一起过圣诞节，就像一家人一样。

　　最终，这对中国夫妇赢得了官司。

　　像这桩遗产案一样，很多看似不近情理的遗嘱分配背后，展现的都是生前被掩盖了的冷漠亲情。

　　当杰克逊2002年订立的遗嘱公诸天下之后，杰克逊的父亲乔发现，杰克逊将价值约10亿美元的财产留给了他的母亲、3个孩子以及慈善机构，而作为父亲，乔没有得到儿子的一分钱。很讽刺的是，就连杰克逊的宠物黑猩猩“泡泡”都获得了200万美元的遗产。

　　乔·杰克逊理直气壮地准备通过法律程序讨还属于他的“公道”，却忘记了他对童年杰克逊是怎样毒打的——杰克逊在成年后一次采访中，还因为提到此事当众痛哭失声。

　　2007年，有“刻薄女王”封号的美国已故地产女大亨赫尔姆斯利逝世。在遗嘱中，她交代留给爱犬“麻烦精”1200万美元。她的遗嘱引起了轩然大波。曾因逃税入狱而说出“只有小人物才纳税”惊人之语的赫尔姆斯利，除了留给爱犬惊人遗产之外，还准备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饭店与不动产资产全数捐给爱狗团体，与此相对应的是，她把4名孙儿中的2人从继承名单中除名。

　　在继承富豪们巨额财产的动物名单上，从乌龟到猫狗一应俱全，其中最有钱的是德国牧羊犬金特四世，它从父亲金特三世那儿继承了9000万英镑的遗产。

　　为什么这么多富豪宁愿把巨额遗产留给自己的宠物也不留给自己的亲属？个中原因，除了富豪自己的因素外，也许更应该问问亲属们自己了。

　　自己挣的钱应该留给子孙，这是大多数人的遗产观念，听起来也十分合理。然而，好多有钱人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不想把财富留给子孙，变成“死钱”，而想让它“活”起来，价值更高，生命力更强。于是，便有了遗产“生”与“死”的更高标杆。

　　财富，传承还是奉献

　　对于美国人来说，在拿到遗产前，有一件事不得不先考虑，那就是上交遗产税。一般情况下，交完遗产税，就可以不用考虑遗产太多不知道该怎么使用的问题了：因为都被收税收得差不多了。

　　旨在消灭富翁的遗产税

　　美国总统希思福家在纽约长岛有一座美丽的庄园，房子依山傍海，花木葱茏，是最理想的居家之所，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公共博物馆。是希思福家的后人找到了更好的地方了吗？不是的，原因很简单，仅仅是因为希思福的子孙不争气，拿不出钱来缴纳数额巨大的遗产税，这种豪宅短期内又卖不出去，只好狠狠心将祖宗辛苦建起的家园捐献出去。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也许会让人感觉很不可思议，但在美国，这样的情形相当普遍。美国的遗产税是不支持富人将大量财富传承给后人的，并为此设置了种种障碍。

　　先课税再分配，这是美国遗产税制度最显着的特点。法律规定，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必须在原财产所有者死亡后9个月内，负责以现金方式缴清税款，然后才可以进行遗产分配。一时钱不凑手，申请延期缴付，也不得超过6个月。

　　此外，缴纳的税款是根据遗产的多少划分为不同的档次，遗产越多，需要交纳的税款就越多，同时还必须缴纳沉重的个人所得税，两税相加的联合税率，可能达到遗产价值的70%以上。

　　如果某人在2000年留下200多万的可征税遗产，按当时200万到250万美元区段的遗产税率49%计算，他的继承人必须先缴纳近百万的遗产税，然后才能拿到这笔财产。

　　据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因为高昂的遗产税，有70%的私人企业、农场主等富豪无法将企业传给下一代。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这样的税制对富人来说显然很不公平，难道一直没有富人起来反对吗？

　　取消遗产税是愚蠢的

　　事实上，在美国富人中一直有反对遗产税的声音出现，所以，小布什上台后，为了取悦美国的富人，曾提出过遗产税的减免计划。没有想到，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居然是最有钱的富人们。

　　2001年，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上，120名顶级富翁联名以广告方式刊登请愿书，要求国会继续保留遗产税。

　　他们的理由是：减掉豁免额之后，死亡后应当缴纳遗产税的人不足美国总人口的2%，表明遗产税高度集中地针对富人征收。征收遗产税不仅有利于促进向社会慈善机构捐赠，更有利于平均社会财富。取消遗产税将导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税收，迫使当局必须增加其他项目的税率，或者削减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环保及其他计划的开支。

　　其结果是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更加富有，但一般靠薪资收入为生的普通家庭的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将受到很大的损害。而这点是他们无法容忍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会让不少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你要是理解什么是美国人的“美国梦“，你就不会奇怪了。所谓“美国梦”，是深深扎根在美国人崇尚公平竞争、通过自我奋斗实现自身理想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人信仰个人奋斗，更相信白手起家。据统计，美国百万富翁的财产只有10%来自继承。富豪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努力，让子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几年前，欧洲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23岁的继承人拉斐尔因吸毒暴死街头，至今还是美国富人们教育子女的警训。

　　沃伦·巴菲特是签署和支持这份请愿书的人士之一。当时，他以305亿美元个人资产的身价，雄踞全球富豪排行第二名，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遗产全部传给自己的后代。事实上，他曾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公开地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

　　很多富豪也纷纷现身说法，强调不管怎样，绝不会把所有财产留给后代。建筑工程界巨子约瑟夫·雅各布斯宣布，将来留给独生女儿的，只是自己公司价值100万美元的股份，其余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夫妇也把大量的财富和心血注入了以他们两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和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

　　事实上，美国社会制度不光倾向于在遗产分配上“劫富济贫”，也相当鼓励人们在生前就把财富投入慈善事业。在美国，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美国每个公民的终身免税额为67.5万美元，每人每年赠送额在1万美元以上的可免税，超过1万美元的部分，就可使用自己的终身免税额度。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这就使得美国不少富人更加乐于捐款。

　　不慈善的人为何也捐钱

　　2002年，美国安然公司倒闭，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罕见的金融丑闻随之曝光。很多高管涉嫌金融欺诈、收受贿赂，令人们大跌眼镜，因为在民众眼中，安然公司积极捐赠，资助当地的芭蕾舞团、学校，孩子的游乐场地，与金融诈骗犯的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为什么就连诈骗犯都如此注重建立自己的慈善形象？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了。

　　众所周知，美国的陪审团是由普通民众担任的。富翁们平时拿着巨款过自己的好日子，和普通人毫不相干。但是一旦出事，你的命运可以说就掌握在12个陪审团成员手中了。他们的一念之差，可能就会决定你是该蹲监狱，还是可以无罪释放。

　　富人们可不想等到最后这个无可挽救的时候到来，而是在此之前就十分注重慈善，为本地社区捐款、为当地民众呼吁，甚至掏腰包给当地社会提供福利。这样，当他们锒铛入狱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就会大吃一惊地说“真可惜啊，好人也会犯罪”。

　　百姓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一旦做过好事的富豪犯法入狱，争取平民陪审团的同情就更容易了。或许，评审团里的某一位就得到过你的恩惠呢。

　　所以，美国的富人里面，好人因为慈善而捐款，坏人因为恐惧而捐款。老百姓手里握有的权力，对任何富人都有威慑力。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扶助弱势阶层的问题，不用政府介入就这么自动解决了。

　　比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

　　然而，事情并非都这样简单。虽然很多国家都设立了各种制度，促成富人们把财富回报社会，但是很多人也质疑这种方式的合理性。

　　比如遗产税，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征收遗产税，但取消遗产税，却日渐成为世界潮流。香港取消了，新加坡取消了，英美也围绕着遗产税的存废，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

　　其实，遗产税只是形式，如果想把遗产往下传的话，法律上还是有漏洞可钻。比如，父母可以把大笔财产捐赠给医院或某个福利基金会，条件是在子女的有生之年，接受捐赠的一方，必须以很高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一直到子女也死了，这个医院或基金会才算真正拥有这笔钱。如此一来，政府一分钱遗产税都收不到，子女却依然稳稳坐在金山银山上。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

　　所以，真正要促进富人散财、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许更重要的，还是改变我们心中的财富观念。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坐拥金山还是一贫如洗，每个人都清楚，死后钱财是不能带走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悟到：我们只是为社会保管一部分财产，而且保管期有限。如何让财富并不因我们的生死而价值全变，是每一个人该深思的问题。

　　我们只是社会财富的保管者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民眼中，乔·特莱茨克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穷酸老头。他经常去慈善机构吃救济餐，为了省钱就在报刊亭读报纸。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乞丐。

　　在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特莱茨克的律师接到了一个电话，老人要求把自己遗嘱中关于自己房地产的内容，修改为“无偿捐赠给纽约市”。一个月后，86岁高龄的特莱茨克告别人世。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捐赠的这笔遗产，总额竟然有140万美元之多。

　　“人经由各自努力程度之不同，在其一生当中固然可能累积或多或少之财富，然而当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再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

　　这是王永庆留给子女的遗嘱上的一段话。很遗憾，显然王永庆的儿女重视他的物质遗产甚于精神遗产，因为他的遗产官司也已经登场。从特莱茨克身上，从卡耐基和比尔·盖茨身上都能看出，他们的财富观同样可以浓缩成类似的简朴语言。

　　也可以用另外的话语表达相同的意思——富人积攒的财富并不属于自己，而不过是帮助社会保管、管理这笔财产，所以，富人有义务让这笔钱“活起来”，对社会发挥最大的效用。

　　做慈善更讲究效益

　　当巴菲特宣布把自己大部分的财产（31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时，《经济学人》杂志用戏剧性的语言评论道：“如果你是世界第二号富人，那么在这个星球上，看护你辛辛苦苦挣来的310亿美元财产的唯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那位事实证明比你还会挣钱的人。”

　　这句话看似调侃，实则是一句大实话，巴菲特把大部分钱捐给盖茨基金会，正是因为盖茨基金会是最有效率的慈善机构。这和他做股票生意的逻辑一样：一定要把钱交给最称职的经营者。在他看来，这不是他自己的钱，这是社会的钱。花得没有效率，等于自己渎职。

　　这样的慈善思想并非始于巴菲特，而是早在卡耐基时代就已经成形。卡耐基认为慈善有很多领域，而一个人的财力是有限的，应该投放到最能够产生效益的地方。他认为，再没有比把钱花在优秀的、有能力有抱负的青年人身上更好的投资了。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免费图书馆，于是他一共修建了2811家免费图书馆。

　　卡耐基代表着一些学者所谓的“自由慈善主义”。这种慈善精神并不主张为了捐赠而捐赠。也不是尊从上帝的旨意或社会习俗而捐赠。捐赠不是为了有钱人精神上的救赎，而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

　　这样的捐赠不能以遗产的形式留给社会。因为掌握这样的财富的人，是接受了神圣的信托来照顾社会的利益。他必须亲自履行这一责任，使每一分钱的捐赠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利益。

　　从微不足道的地方做起

　　与卡耐基“改善受惠者品行”的慈善目的略有不同，eBay创建人奥米迪亚做慈善的目的更朴实，方式也更灵活。卡耐基、比尔·盖茨等慈善家用的都是传统的方式，把钱交给某个慈善机构来操作，奥米迪亚则开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他甚至不为他的100亿美元选择捐赠方式及捐赠项目。他把选择的权力给了所有的人。

　　奥米迪亚尔网络公司基金会的全球捐赠部门设计了一个网站，在那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慈善项目。

　　印度哥印拜陀的一群老师提出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看起来甚至有些微不足道——学校新厕所计划，所需的资金是5000美元。这些老师发现，每年学校都有很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退学，他们大概猜到了其中的原因。

　　几个星期之后，包括纽约一位作家及摩根银行一位银行家在内的4位捐赠者凑足了那5000美元。不到3个月，这所学校就建起了女孩专用的厕所，捐赠者收到了孩子们寄来的感谢信和照片。事实证明老师们的猜测是对的，女孩们成批退学的原因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她们觉得，没有独立的厕所很难堪。

　　几年过去了，因为这个小小的慈善项目，有一百多名女孩留在了学校，据估计10年内，440个女孩会留到毕业，再推测下去，这些女孩中，说不定会有一些因此而走出贫困。

　　捐款不是富翁的专利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捐款并不仅仅是亿万富翁的事。

　　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 合 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的老人，平时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了20分钟后，她蹒跚地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旧汽车半路抛锚，要送去车行修理。随后她宣布，把“六 合 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一半捐给当地消防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自己连一辆新车都没有买。

　　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社会捐款运转。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着名学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后的学生。哈佛大学，就是以捐献人约翰·哈佛的名字命名的。

　　在美国，更多的捐赠者不是大富翁，而是像这样的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最终汇集成慈善的天文数字。

　　中国慈善在路上

　　事实上，在慈善的道路上，中国富豪的身影并不孤单，王永庆、李嘉诚、龚如心、陈光标……都对慈善事业投入了大量心血。龚如心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每月支出不足3000港元，甚至连头发都是自己剪，而把大量钱财投入慈善事业。在生活中极端抠门的王永庆，在汶川大地震时捐出1个亿的巨资。陈光标不仅向人大提议向中国富豪开征遗产税，至今捐款已经超过9亿元。今年上半年，中国接收境外捐赠40.8亿元，其中李嘉诚独捐20亿。

　　但客观地说，属于中国人的慈善事业才刚刚上路。虽然也有汶川地震时的举国狂捐，虽然也有中国NGO的样板，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但中国大部分富豪的捐赠意识和推行慈善事业的专业程度，都远远不能和已形成传统的欧美富豪们相比，普通百姓的慈善意识也亟待进一步提高。

　　下面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民政部日常使用的慈善捐款总数中，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的富人阶层。中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仅是美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的1/5500。

　　如果说中国的富人在慈善捐款方面只是兴趣不高的话，比起他们来，中国企业就显得更为吝啬了。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字，中国99％的企业没有参与日常的慈善捐赠活动。

　　看来，中国人面前的慈善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