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曾国藩是如何三十而立的]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阿懒

阿懒注:
若说曾国藩是内圣外王，则他的内圣的起点正是30岁时，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日，曾国藩决心按照理学家的修养方法“脱胎换骨”、“立志自新”、重新做人。
且看曾国藩是如何三十而立的，都立了什么。
本文分析观点基本来自《"三十而立"如何立?初步建立个人支持系统》一文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27255-1.html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
武道房（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

摘要：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领军人物，理学对他一生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接受了理学，曾国藩就不可能如此偏执地去荡平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再造清室的“功臣”，《清史稿》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1]。熊十力亦评价说（曾氏）“宗主宋学，而足以宁一时之乱。"[2]曾国藩本人也认为信仰理学是他一生的分水岭，此前他读书问学是为了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此后便在理学严天理人欲之辨的影响下完全转变了境界。他在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3]曾氏三十岁时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是在这一年中，曾国藩在师友的影响下接受了理学。因此，考察曾国藩的理学交游活动，对理解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至关重要。学界一般都能注意到唐鉴、倭仁对曾氏理学信仰形成的影响，但关于其理学师友关系的研究仍有不少未尽之处。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参考有关文献，对曾国藩理学师友活动重新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以期对这个人物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阿懒注:曾国藩的事业成功，根基在于曾国藩的理学价值观，所谓"国藩事功本于学问"者是也，那么他的理学价值观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注意看到下面他的个人师友夹持系统和他的理学取向之间的关系。其实这篇文章的标题"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就是曾国藩个人的师友夹持支持系统如何最终形成了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方向。正是有了曾国藩的三十而立，才成就了日后响当当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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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懒

一
人们或许认为，由于理学自始至终是清代的官方哲学，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接受理学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曾氏之信仰理学，绝非是因为官方的提倡，而是由于偶然的师友机缘而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理学信徒。为方便讨论，我们先介绍一下嘉道之际的学术背景。[阿懒注:"师友夹持"这正是我所说的曾国藩的个人支持系统，曾国藩因为其"师友夹持"的个人支持系统，最终得以确立其心向理学的价值观]

乾嘉时期，考据学（或称汉学）成了学术的主流，而理学的地位则是一落千丈，几乎成了过街之鼠。即使是朱熹的老家，历史上向以新安理学著称的徽州一带，竟然“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4]更让理学人物难堪的是，此时科举考试以突破朱熹对经书的注释为时尚，甚至“答策必诋宋儒”，书店中再也买不到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了[5]。乾隆时期的昭槤不禁感叹：“近世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6]再看昭槤在书店中的见闻：“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黯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瑄）《读书记》（按：‘记’当作‘录’）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7]《读书录》、《居业录》是明人著的理学入门书，书店二十年已不卖此书，可见理学之萧条。

理学的困境到了嘉、道之际仍很严重。道光时期的方东树说：“今之言汉学者，诋毁程朱，欲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8]曾国藩接受理学多年之后也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笑讥唾辱。”[9]种种迹象表明，汉学大盛，理学一败涂地，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统治阶级的有意纵容支持是分不开的。此中的原因很复杂，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说明一点：曾国藩接受理学并非是在一个理学热的环境中，也不是受了什么官方的教育或栽培，他之成为理学信徒，实在是由于师友的机缘。

曾国藩最终成了晚清理学复兴的中坚人物。他之皈依理学，既有家乡学风的心理基础，更主要的是受到桐城派诸君子以及一帮理学师友的影响。

钱穆先生认为曾国藩学术渊源“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10]钱先生此论甚精，可惜此观点只有结论没有用材料展开论证。余英时就钱穆的思路进行展开，引杨树达日记中的材料，说明湖南学人在乾嘉时代懂汉学者极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接触不到当时的主流学术——汉学，湖南“在学术文化上还居于落后地位。”[11]杨树达的日记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但余氏的结论似可商榷。治汉学者少，其实并不等于说文化的落后。还是曾国藩文章中的一段话能够说明问题。他说：“乾隆之末，海内文人以靡丽辩博相高。昆明钱南园侍御沣，独以刚方立朝，视学湖南，以正谊笃行风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12]正如阮元督抚广东，广州成为汉学的重镇一样；钱沣视学湖南，提倡义理之学，颇乖乾嘉时以“辩博相高”的汉学潮流。这是学风的差异，似难以“先进”、“落后”衡量之。

钱沣，字东注，号南园，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监察御史、湖南学政等职。钱沣中进士时的座师是桐城派鼻祖之一的姚鼐。史载钱沣立身刚正，常以理学家的理欲之辨严格要求自己，“是一位把职责看得重于生命的无畏御史。”[13]他曾两次弹劾大贪官和珅，揭露和珅集团的专横跋扈和贪婪无度。他任职湖南学政时培养了不少道学人物，葛云轩便是其中的一个。钱沣是葛云轩中秀才时的座师，师徒二人交情颇好。葛云轩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老师，他在教授弟子门人时常以其师钱沣的学行为榜样。葛云轩本人也很有道学家气象，据说他“终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识恬吟。……怡然有以自得也。”曾国藩盛赞他说：“吾乡风气淳古，士人循循，不敢背越礼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论者以为渊源一本于先生。”[14]这样从钱沣到葛云轩再到曾麟书便有了一个理学的传承谱系。

据黎庶昌的《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麟书收了十来个徒弟，当起了私塾先生，曾国藩从五岁起便随父在家塾读书，前后凡八年。据说曾国藩的弟弟国潢出生时，父亲命题《兄弟怡怡》，叫儿子作一篇八股文，十岁的国藩居然照朱熹的解释写了出来。其父大喜曰：“文中有至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15]当然，曾麟书功名只到秀才，学问上也没什么造诣，对理学的精微之处恐怕也没多少领会，但他却是儿子曾国藩重要的理学启蒙老师，对其子价值取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上，曾国藩在成为进士之前对理学的了解是不多的，也还谈不上信仰，他对理学真正入门是在为宦京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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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懒

二
萧一山《清代通史》说：“自朴学盛行以后，理学衰微不张，……理学之薪传，反为文学家所夺。”[16]这里的文学家指的是桐城派。的确，在乾、嘉、道时期，我们很难再发现象清初孙奇逢、李二曲、陆世仪、陆陇其那样的理学思想家，治理学的人寥若星辰，只有桐城派诸君子在那里固守阵地。当然桐城诸人与其说他们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文学家更为合适，他们是用文学来表达理学的道德伦常观念。曾国藩中进士前虽然受了家乡重义理学风的影响，但他对理学的研究是不多的，也还谈不上对理学的信仰。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29岁）四月，他散馆授翰林院检讨，此时立的志向是“以文章报国，可以无愧词臣。”[17]此前所读的书除经、史、诗赋之外，极少涉及理学。[阿懒注:此时的志向并未成熟，也并无特别之处]

最早启蒙曾国藩理学入门的是桐城派门下的邵懿辰。邵懿辰，字位西（一作惠西），是清代后期复兴宋学的一员要将，是有名的理学家和今文学家。邵氏以举人的身份入仕京师时，曾经是文学家梅曾亮门下的一员，而梅曾亮则是宋学人物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桐城文派加上宋学是邵懿辰当时的主要信仰。据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29岁）十一月十六日日记：“邵惠西来，谈及国朝二魏（按：魏裔介、魏象枢）、李文贞（光地）、熊孝感（赐履）、张文端（英）诸人。”[18]这是邵氏第一次和曾国藩谈理学，所谈诸人都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五天之后，邵氏又对曾谈理学。曾氏日记云：“邵言刘蕺山（宗周）先生书，多看恐不免有流弊，不如看薛文清公（瑄）、陆清献公（陇其）、李文贞公（光地）、张文端（英）诸集，最为醇正。自渐（按：当作“惭”字）未见诸集，为无本也。”[19]这段日记说明两个问题：（一）邵氏是个宗程朱的理学家，他认为宗王学的刘宗周不免有流弊，而所赞赏的都是纯粹的程朱派理学家；（二）反映出曾国藩的理学知识实在还很贫乏。前已提及，明代薛瑄的《读书录》是公认的理学入门书，曾氏作为翰林院博学的高才生，竟然“自惭未见”，当然这并不说明他学识贫乏，只说明了理学在嘉道时还没有多少市场。

邵懿辰是曾国藩的好友，立身行事颇有理学家的风格，“讲气节、重行谊”。他曾对鸦片战争中有卖国之嫌的大学士琦善“发十九事难之”；“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邵）手疏七不可诤之。诸公贵人，病其峭直。”[20]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50岁)，杭州被太平军攻陷，时邵氏正在杭州，作为知己的曾国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屈“殉国”。果如所料，“（邵氏）三日不食，骂贼遇害。”[21]“位西之学，初以安溪李文贞公（光地）、桐城方侍郎（苞）为则，摈斥近世汉学家言。为文章，务先义理，不事褥色繁声，旁征杂引以追时好。”[22]邵氏学宗李光地、方苞，是个理学人物。他对引领曾国藩理学入门起了很大的作用。邵懿辰既是梅曾亮的门人，而邵、曾又是好友，因此曾国藩和梅曾亮的交往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道光年间，梅曾亮在京城做了一个户部郎中的小官，长期得不到升迁。曾国藩有《赠梅伯言二首》。其中第二首盛赞梅氏的文章：“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读书养性原家教，绩学参微况祖风。众妙观如蜂庤蜜，独高格似鹤骞空。上池我亦源头识，可奈频过风日中。”[23]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斥“众妙”（盖指学术主流汉学），褒“独高”（指桐城宗旨）；其二、认识到了桐城源流，并说自己“频过”（多次拜访）梅曾亮。与邵懿辰和梅曾亮的交游，使曾国藩也进入了桐城派的门下。后来以曾国藩为首形成的湘乡文派，其实就在桐城门户内。考曾国藩日记，他50岁时作《圣哲画像记》，其中回忆说：“姚先生（鼐）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24]对于方苞，他也甚为推崇，评价方氏“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25]前已提及，桐城派是嘉道理学的主要阵地。以方、姚为宗，其实也就意味着曾国藩接受了理学立场。考察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不可忽视邵懿辰、梅曾亮以及桐城派对曾国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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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懒

三
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及其学术规模的确立，受唐鉴的影响最为巨大。曾氏自称：“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坐眢见明，亦耿耿耳。”[26]曾国藩说自己虽然成了进士，当上翰林，但以前做的学问都是“无本之学”，只是和唐鉴交游之后，才开始接受理学，如盲人见到光明一样。

唐鉴(1778-1861)，字敬楷，号敬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曾任山西、贵州按察使，浙江、江宁布政使，做外官长达二十年。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29岁），内召入京为太常寺卿。唐鉴是个坚定的理学信徒，在当时汉学方炽的环境中，他截断众流，独标程朱，倒是有很大的反潮流勇气。1846年(曾国藩35岁)曾国藩作《送唐先生南归序》，其中回忆说：“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辱。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27]

唐鉴在京师期间聚拢了几个理学弟子，如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窦垿、何桂珍、吕贤基等人，形成一个理学小团体。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35岁），唐鉴致仕南归，将理学的精神又带回了湖南。湘乡生员（即俗称“秀才”）罗泽南、刘蓉等人与此时退休家居的唐鉴相从切磋问学[28] ，使湖南也出现了一个理学小环境。

考唐鉴理学圈子中的人物，曾氏与吴廷栋的交往最早。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号竹如，出生于安徽桐城，后迁居霍山。道光五年(1825年，曾国藩14岁)拔贡，累官至刑部侍郎，后授山东学政。吴氏少年时的老师陈澨凫是与方苞、姚鼐齐名的桐城派刘大櫆的门人，故吴廷栋受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据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道光十六年(1836年，曾国藩25岁)条下所记，吴廷栋官刑部主事时，“力自刻苦，常守朱子‘志士不忘在沟壑’之训，故不以利害为欣戚，不妄拜一人，……不妄受一钱、一粟。尝言廉耻者人心之天理也，风俗波靡，使无一二人存此天理于不绝，世运何由否而复泰？又曰人生纵不能为转移风俗之人，亦不当为败坏风俗之人。”[29]这一年是1836年，吴氏44岁，此时曾国藩还没有考取进士。

道光十九年（1839，曾国藩28岁）,吴廷栋有《呈唐镜海先生诗八章》，其中之四曰：“末俗扇浇风，利欲争纷拏。人心成锢疾，谁为挽风波？所嗟廉耻丧，举世相媕娿。道在愧厉之，师立善人多。”[30]从此诗的写作时间上看，吴氏结识唐鉴的时间应早于曾国藩。据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29岁)七月初四日和初五日日记：“初四日，头痛甚，……初五日，请安徽吴竹如比部（曾国藩自注：名廷栋，乙酉拔贡，小京官）诊视，知为疫症。”[31]看来吴氏颇懂医道，曾、吴的结识即因此而起，此后常相往来，成为终生挚友。

从曾国藩的日记看，曾、吴时常切磋理学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31岁)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曾国藩与唐鉴交游并接受了唐的学术观点之后。在此之前，曾氏日记多次写到与吴的交往，但并没有关于讨论理学的记载，尽管吴氏早就是个理学信徒，而且也比曾国藩年长18岁。我们不妨推测，“天质木讷”的吴廷栋[32]，此时可能还不足以改变曾国藩的学术信念，但由于二人的密切往来，无疑对促进曾国藩向唐鉴问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30岁）七月十四日，曾国藩正式向唐鉴问学。此前两天，他先把《朱子全集》买来，并花了两天的时间翻阅了一下，但不得要领[33]，看来他去见唐鉴是有备而来。七月十四日日记云：“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34][阿懒注:注意曾国藩请教的都是如何修身的问题，都是关于价值观方面的，而不是技巧的。]从这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从“昭然若发蒙”这样的字眼看，曾国藩对唐鉴的教导心悦诚服，已彻底接受了唐氏的学术观点。这一年他30岁，一生62年的岁月已走完近一半，但这时他终于找到了今后的为学方向和安顿身心的道路。[阿懒注:曾国藩在其师友夹持这一个人支持系统的支撑下，终于在30岁时，三十而立，找到了今后的为学方向和安顿身心的道路]第二，为学、为人要一宗《朱子全集》。他后来说“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35]，显然是受唐鉴的影响。第三，唐鉴向他介绍、推荐倭仁，称道倭仁的理学践履工夫十分笃实，要求他和倭仁交游，这使曾氏在“师友夹持”的影响下，进一步接受了理学。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出生于河南开封。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号文端。是咸同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有《倭文端公遗书》传世。据方宗诚观察，倭仁治理学，最初从王学入手，“俱由阳明、夏峰之言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36]看来倭仁也和曾国藩一样，开始都曾受到吴廷栋的影响。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29岁)，倭仁向唐鉴问学，唐氏明确地指点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37] “居敬穷理”是程朱学派的宗旨，可见倭仁也是在唐鉴的指导下皈依程朱理学的。他师事唐鉴只比曾国藩早了一年，而且这一年中进步很快，唐鉴对他很满意，所以当着曾国藩的面称赞倭仁“用功最为笃实”。这无疑促成了刚入道的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

关于曾国藩何时与倭仁开始来往，由于《曾国藩日记》佚失了道光二十二年一月至九月的日记，我们还难以推断二人结识的时间。不过时间至多不会迟于这一年的九月份。据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31岁)九月十八日致其四位老弟的家信：“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曾氏自注：垿，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38]由此可见，曾、倭已相谈甚欢，曾、窦此时尚未谋面。曾国藩搬进城后，唐鉴的那个理学修炼小圈子才正式宣告形成。[阿懒注:注意这段话，曾国藩时时注意维持自己的"师友夹持"个人支持系统。另外，他和师友交往，所谈非如何升官发财，而是如何立志，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所谓"师友夹持"系统，因个人能力、意识、志向、性格、毅力等等缺陷，可能无法站立，但前有良师，后有诤友，想偷懒、想不进步，会有"师友夹持"你，迫你站立、迫你建立，所谓被逼成功是也!“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这两句话就是曾国藩对自己这一系统的解读。当然到了后期，曾国藩更是把自己的这一系统发挥到极致，他的湘军重要人才都来自他的师友，从师友夹持到师友相期为功，再延伸到对后辈的奖掖提携，都是曾国藩这一个人支持系统的延伸。]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31岁）十月初一日是曾国藩决心按照理学家的修养方法“脱胎换骨”、“立志自新”、重新做人的日子。他在后来的书信中多次提到这一天[39] 。就在这一天，他去向倭仁求教：“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40]在倭仁的影响下，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31岁）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就“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阿懒注:从此建立自己的日志反省系统，他的日志系统之前就有，现在是加入了反省这一重要元素，对系统的加强和升级][41]这一天的确是他一生的分界线。我们翻看他的日记便可发现，十月一日之前和之后的风格是很不一致的。十月一日之前多是就事谈事，很少自责语；之后多检点身心、见过自讼的语言。而且从这天起，曾国藩发誓以日记自课，“誓终身不间断[42] ”，并开始和理学同志们互换日记，进行所谓“师友夹持”、互相课责。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32岁)以后，我们在曾氏手稿本的日记上就看不见同仁们的批语了。看来互换日记没有持续很久，但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并自我批评的习惯却坚持下来，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

查方宗诚撰的《吴竹如先生年谱》，其中保存有不少吴廷栋和曾国藩等人讨论理学的材料。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34岁)条下，“四月与曾公论省察之学”有一大段话。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35岁)条下也记载了在吴廷栋的家中，吴与倭仁、曾国藩、何文贞等人讨论理学的热烈场面。他们的活动甚至影响到了吴的长子吴应炽。“应炽侍立窗外静听，常至夜分”，他偷听到都是父辈们对“程朱书潜心讨论”，由是也影响到了他的世界观，“知功名富贵不足轻重，耻于苟获，立志为人。”[43]

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咸之交近十年间，曾国藩在师友的“夹持”下，经历了一个从对理学很陌生到对理学及宋元以来的理学史十分熟悉的过程。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34岁)，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这是一部以程朱派为正宗的学术史著作。唐氏命曾国藩校字付梓，曾氏为之作《书学案小识后》，表现出他对“国朝”理学史已是相当的熟悉。道光二十九（1849，曾国藩38岁)年，曾国藩校刻朱熹所编的《孟子要略》，这算是他以汉学家的方法研究朱子的一部学术专著了。朱熹此书久已亡佚，曾氏好友刘传莹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中辑佚搜出，但未及整理刘氏便去世了。曾国藩在此基础上从《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真西山文集》、朱彝尊《经义考》、王白田《朱子年谱》中搜寻该书的线索，并仿朱子《近思录》之例，为此书“疏明分卷之大旨”，而且议论说此书看起来打乱了《孟子》的章节次序，但结合朱子的一贯思想，即“但见其首尾完具”[44] ，这表明他对朱熹理学已有十分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阿懒注:38时《孟子要略》完成，至此，曾国藩终于算是从三十而立走到了四十不惑。]

曾国藩的理学交游还有刘蓉、罗泽南等人。[阿懒注:刘蓉、罗泽南是未来湘军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与刘蓉，彼此之间有不少讨论理学的书信往来。但从现存文献看，曾氏与他们探讨理学都是在他确立理学信仰之后的事，[46]更何况曾国藩为宦京师之时，刘、罗还是乡下的秀才，还谈不上对曾氏信仰的影响，限于论题，此处就不予考论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 8:02:42编辑过]

阿懒

注释：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曾国藩》，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18页。
[2]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十力语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3][38][39][41][4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3、34、41-46、40、46页。
[4]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页。
[5]道咸时期的邵懿辰说：“方乾隆中，士大夫鹜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参见邵懿辰：《半岩庐遗文·王孝子传》，清同治元年刊本。
[6][7]昭槤：《啸亭杂录·卷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318页。
[8]朱雅：《汉学商兑题辞》，见钱仲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3页。
[9][12][14][20][21][22][23][24][25][27][4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22-223、238、238、283、282、282、85、250、560、168、567-574页。
[1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2页。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2页。
[13]（美）A.w. 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钱沣》（中），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嘉庆二十五年条下，光绪二十五年传忠书局刊本。
[16]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1页。
[17][18][19][31][33][34][4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2、49、50、46、91、92、113页。
[26][3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4页。
[28]参见《罗忠节公年谱》道光十八年条下，清同治二年长沙刊本；刘蓉：《复曾涤生阁学书》，《养晦堂文集》卷五，同治二年长沙刊本。
[29][30][43]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道光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条下，清光绪四年畿辅志局刊本。
[3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466页。
[36]方宗诚：《节录倭文端公读儒粹语编笔记跋》，《柏堂集后编》卷六，第27-28页，《柏堂遗书》第三十九册，光绪年间志学堂家藏版。
[37]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四，光绪元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刊本。
[45]《曾国藩全集》中收录的曾氏第一封与刘蓉的通信是在道光二十三年；与罗泽南首次书信往来是在咸丰元年，都是在曾国藩皈依理学之后。分别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5、79页。与罗泽南的交往亦可参见《罗忠节公年谱》文宗初年条下。

阿懒

关于曾国藩的介绍，可参考百度百科曾国藩词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5481.htm

 

阿懒

补充资料
1.曾国藩三十而立和之后的道路
1841年（道光21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阿懒注:三十而立]
1842年（道光22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阿懒注:曾国藩32岁确定每日必做的12门课程，基本构成他的个人支持系统，其中包括读书、修身、反省等]
1848年（道光28年）38岁，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阿懒注:由三十而立入四十不惑]

1853年（咸丰3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阿懒注:43岁，开始他的事业之旅。]

1864年（同治3年）54岁，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阿懒注:54岁，奋斗11年，公司终于在纳斯达克上市。]

1869年（同治8年）59岁，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阿懒注:59岁，重新回顾自己的理学之旅。]

1872年（同治11年）62岁，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阿懒注:62岁，离世。]

 

2.梁启超对曾国藩的精妙评价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
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
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阿懒注:然则，其一生得力的基点就是他30岁时真真正正服膺并实行理学。]

 

3.曾国藩对自己一生功业之根本的总结

1870年（同治9年）60岁，11月24日，写下遗嘱。[阿懒注:总结其一生功业之根本，本在力行理学。]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 8:19:49编辑过]

纵横沙场

慎独

tuo988

很详细的曾国藩资料 收藏了

成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