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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日，第一届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帷幕，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巴金，应邀出席。
巴金很兴奋，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如此规模的集会。毛泽东亲临会场，并对知识分子做了简短发言，也让巴金备受鼓舞。毛泽东说：“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人民欢迎你们！”
对现场的代表来说，没有比这些话更激动人心的了，巴金也不例外，他突然觉得，自己当初不听朋友劝说移居海外，而坚持留在国内的决定，是多么明智。
当然，此时的巴金无法预料，仅仅短短几年，他们这些在场的六百多“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至少有三分之二被陆续戴上各种帽子，划归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
“我应该和人民在一起”
解放军未入城之前，巴金的很多朋友都纷纷离开上海，定居海外，很多人也劝他离开，巴金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
抗战胜利后，巴金满怀希望时局好转，但是短暂的欢庆之后，他看到的仍然是腐败。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相继被杀，《文汇报》被罚停刊七天，也让巴金感到心寒。他在此时完成的小说《寒夜》，就表达了对时局的严重不满。
事实上，早在上海解放前，巴金就与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抗战时期，巴金以参加座谈会的形式，受到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也在下榻的上清寺接见了巴金。当时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地问他：“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言外之意，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一切政府，而巴金抗战时期却积极从事爱国宣传，他所写的作品也让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无政府主义立场似乎不够纯粹。巴金的回答很巧妙：“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既没有否定毛泽东的说法，还貌似套了近乎。
巴金对中共领导人有好感，这种好感虽然肤浅，却影响了他的未来走向。况且，很多巴金培养出的青年作家后来都去了解放区，这些作家也是促成巴金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一个纽带。所以，当朋友劝他离开时，他说：“人民拥护共产党，我应该和人民在一起。”他不但没有离开，还劝他的朋友和他一起留下来。
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的那天晚上，兴奋的情绪干扰了巴金的睡眠。特别是接到《大公报》编辑刘北汜的电话，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之后，他更是无法入睡。
巴金想，既然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就一定要去亲眼看看这支闻名已久的军队。于是，吃过午饭后，他与住在附近的作家黄裳一起，来到福煦路和爱多亚路的交界，挤在浦东大楼四姐妹舞厅门前，看人民解放军从西向东行进。看着解放军战士一张张朴实的脸，巴金意识到，他多年来所期待、所争取的新时代也许真的要来临了。
从解放军入城这天开始，上海就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几天后，巴金在家翻译德国作家的短篇集时，忽然接到了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北平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也就是文代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巴金听到了毛泽东那番振奋人心的讲话。
完美中的不完美
参加文代会，对巴金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因为在这里，他见到了很多多年不见的熟人，大家闲暇时一起聊天，一起畅想未来，一起去游北海、颐和园，和乐融融。但是，快乐的巴金心中也有一个疑惑，因为他在文代会的代表名单上，没有看到好友沈从文。
巴金与沈从文是至交，两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齐名的作家。巴金曾经说过，他一生有很多朋友，其中最有才气的有三个，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沈从文。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却没有沈从文的席位，巴金内心隐隐不安。
事实上，此时的沈从文因为作品内容与时代的主流距离太远，其“美的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背道而驰，不断受到批评和攻击。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就把沈从文钉在“桃红色文艺”作家的耻辱柱上，让他无法翻身，只能搁笔。
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忘记了沈从文。巴金一到北京没有看到沈从文，就约了几个好友到家里去看他。看到仍然微笑着的沈从文热情招待大家，巴金心中有些茫然，他突然觉得，从这一刻起，他与沈从文的处境将会有天壤之别。而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如巴金所料，建国后，沈从文被迫退出文艺圈，到历史博物馆做了讲解员，以后任何一次大型作家的聚会，巴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
沈从文的遭遇，触动了巴金。他想要给他讲句公道话，却没有勇气。巴金不走极端，但是也具有良知和反抗意识。他在活跃的时候并没有忘记那些受冷落的老友，一有空，就会去看望他们，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带礼物。巴金好友萧乾晚年回忆，巴金“当时请的人，不是得意的人，都是在文艺界失意的人。我们都没有资格出国了，他每次出国的时候，都带点礼物给我，或者给我的孩子。当时我在翻译《好兵帅克》，他去捷克访问，就给我带回一个好兵帅克的玩具，这个玩具我一直放在书桌上，但是‘文革’的时候，这个玩具同我其他的书和东西都消失了。”
巴金与沈从文的友谊，也一直没有中断。1949年文代会之后，两人一直保持书信联系。“文革”期间，巴金被打倒，沈从文到上海去，还特地到巴金家去看他。1985年，巴金最后一次到北京，坐着轮椅到崇文门去看沈从文。当时，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住在科学院宿舍的七楼，没有电梯，巴金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水土不服
第一次文代会还是让巴金心潮澎湃。毕竟，文艺界从来没有如此规模的大集会。看着大会场中间挂着的毛泽东和鲁迅的画像，听着文艺界领导的讲话，报告，巴金很激动。他本来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天生缺乏上台演说的才能，当别人高喊他的名字，让他上台讲话时，他竟然从会场逃了出来。
文代会的第十天，巴金在大会的招待所里，应《人民日报》的约请，写了一篇书面发言，题目叫做《我是来学习的——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巴金说，“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去发言的，我是去学习的”，而且，“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9月下旬，巴金又应邀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决议过程。在此之前，巴金从未在中国的参政会上有过任何一个席位，新中国的即将诞生，给了他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共商国事的机会。这种机会和待遇，让巴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自己工作和事业的发展，也满怀信心。
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少数文化代表之一，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他知道，中国人民“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这些场景在巴金的脑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当他回想起时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
此时的巴金45岁，如果以人生百年计，这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最佳年龄。
巴金是以低姿态走进新时代的，因为在20世纪二十年代信仰无政府主义，而且写过很多批判苏联，批判列宁的文章，这让他在新生的政权面前有很大压力。新生的政权对此没有计较，并给予他很高的地位，巴金对此感激不尽，他愿意为这个“幸福的时代”做一切需要他做的，哪怕有时会心存疑虑，但一想到为人民服务，他就无法推辞。
巴金为新中国添砖加瓦的“武器”，就是他手里的那支笔。
众所周知，巴金的笔调是忧郁的，他所善长描述的是世人的烦恼。但是，在百废待兴，人心鼓舞的新中国，这样的描述显然不合时宜。巴金晚年曾说，他当时特别想融入新生活，想丢下自己熟悉的笔，去描写新生活，歌颂新时代，然而，这绝不是丢下“派克”笔，换上“英雄”笔这么简单，因为巴金要做的，都是他“不习惯而且不会做”的事。
巴金内心隐隐不安。他想在完全不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领域，有所作为，却不知何为。他开始担心自己没有用处，或是不为人所用了。
巴金尝试改变自己，改变的方式，就是到下面体验生活，这也是巴金在建国后接触社会的惟一方式。只是，作为社会名流，巴金所体验的生活，都是别人给圈定好的，他所创作的作品，都是事先选定地点，按照政策的要求和宣传任务炮制出来的。巴金被安排到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作家，巴金到朝鲜，是带着改造世界观的“任务”的。在朝鲜，他见到了彭德怀，并被要求写一篇彭总会谈记，这些都在巴金的日记中有记载：“晨七时起，把稿子交给葛洛（访问团书记）。饭后大家读过提了些意见，在伊明房内把文章修改了，再给葛洛。”
最后，巴金把数次修改的稿子交给了新华社，第二天，彭德怀从新华社看到原稿，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些修改：“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致以同志之礼！”巴金按照指示，又对文章作了修改，然后发表。
像这种反复讨论和审查修改的创作过程，巴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他而言，现在的写作是工作，更是任务，带着任务写作，让巴金的真情实感无法流露，而巴金打动读者的，恰恰是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巴金两次去朝鲜战场，并没有写出传世佳作的原因。
与此同时，巴金安身立命的条件也受到了挤压。
在解放之前，巴金是自由职业者，他是靠自己的稿费来养家、以出版和写作来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的。但是1949年之后，大一统的体制，把知识分子纳入到权力体系当中，大家都有固定的单位，每月拿工资，而且一切关系都依附在这里。一旦失去这个依附，就意味着失去在社会中的正常身份，也就失去了社会的正常庇护。巴金的单位是作协，他一开始还放弃领取工资，靠与朋友一起合办出版社养家。但是1949年之后，国家对私营出版社进行限制，新闻出版的审查也十分严格，巴金感觉经济上越来越吃不消。1952年，他给妻子萧珊写信时，就多次谈论到生计的问题：“最近因‘三反’运动，合并事又延期了，看情形，下半年版税会大减。”“开明因中图欠款一部分改作股款，所以最近很穷，这期版税一时恐难结出。”
作为知识分子的巴金，不论是经济生活，还是精神表达的渠道，都被纳入到体制之中，他想要再过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已经不太现实。
响应号召
建国初，与“旧我”告别就成为摆在巴金等从国统区而来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删改旧作，写文章批判自己，成为一时之风。
在这股潮流中，巴金是比较清醒的。他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与新时代存在差距，但仍毫不掩饰地说：“我重读这本小说（《家》），我还激动得厉害。”所以，当老舍、曹禺等知名作家对旧作抽筋动骨时，他只是做了简单的改动，非常自信地保持着它们的本来面目。1958年，当别的作家恨不得烧毁旧作时，巴金还把那本“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灭亡》放在《文集》的卷首，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但是，巴金的勇气也受到身份和环境的限制，作为作协副主席，大会小会的主席台上都为他留有一席之地，这让巴金既自豪又感激，他只能用勤勤恳恳作为回报，不辜负新政权对他的信任。
这样，“响应号召”就成为巴金的家常便饭，他表态的文章越来越多，热情洋溢的赞歌也写个不停，各种政治运动，需要他表态，虽然不情愿，也要配合。当年“除四害”打麻雀时，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巴金竟然捧着个铜盆在院子里十分卖力地敲了整整一个下午。此时的巴金根本无暇想到，自己的价值应该用笔而不是用铜盆来实现。
残酷的现实面前，巴金开始出现犹疑，他试图在良知和政治环境中寻找一种平衡。
好友萧乾被《人民日报》第一版点名后，很多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次开会时，巴金却主动坐到了他的身边。当时，坐在萧乾前后左右的都是出了大问题的，比如丁玲，冯雪峰。萧乾怕连累巴金，让他赶紧坐到前面去。巴金没有理会，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对萧乾小声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周恩来走进会场后，环视座位后，忽然大声问：“巴金呢？”巴金这才缓缓站起来，一面向总理点头致意，一面弯下身来对萧乾说：“要虚心，要冷静……”然后就坐到前面去了。很多年后，巴金对《巴金传》的作者徐开垒说：“他（萧乾）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批判好友柯灵，巴金也是于心不忍。
当年批判电影《不夜城》时，叶以群让巴金写一篇批判文章，巴金推辞：“我对电影是外行，请别人写不行吗？”叶以群说：“罗苏要写，你也要写，需要有你署名的批判文章。”在政治摊派面前，巴金没有选择的余地，文章交出去后，他心里内疚，就在当天晚上趁着月色，偷偷跑到柯灵家，跟他道歉。
建国初，巴金一再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充满着幸福和自豪，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但是，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却让他发懵。巴金“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特别是“反右”后，一批革命的作家冯雪峰、胡风等人一夜之间成为“专政”的对象，这对巴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在这种压力下，巴金不得不以盲从来换得政权的认可，人民的认可。当年“胡风反党集团”遭到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时候，巴金在上海连写三篇批判文章，还亲自主持过几次针对胡风的批判会，恐怕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做出的反应。晚年的巴金提起这件事，后悔不已，说那样的巴金“让自己感到恶心”，但是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还有多少人能够明辨是非呢？
巴金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1962年，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想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这篇发言在《上海文学》发表，并被美联社转发，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张春桥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因为这篇发言，巴金被当成了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群情激昂的声讨，巴金也许真的困惑了：这个是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诚恳地接受改造，还要遭受这种待遇？
1948年底，沈从文在给一位作者的退稿信中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的担忧并非庸人自扰，巴金走过的路，就是很好的例子。巴金因为“思”而着作等身，又因为“信”而一味盲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思”的道路上，巴金比沈从文走得更远。当别人沉默或控诉“文革”所遭受的冤屈时，巴金却以75岁的高龄，历经10年写成了一部《随想录》，他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解剖。他被称为“中国的良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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