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刻理解和谐中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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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中国社科院易经大师余敦康在对易经进行现代诠释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概括的话：“中国智慧在易经，易经智慧在和谐”。他认为，易经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治国平天下的战略思维。据他看来，中国人虽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学过易经，但却无不继承了时代传承的易经文化的基因，从而在自己的思想言行中，将易经的内涵和精髓融会贯通。和谐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在2004年我们国家确立了将和谐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纲领，这既是对中国古老哲学思想的正本清源，更是我们对建国五十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啊。

在我们曾经的记忆中，我们是靠革命和斗争起家的。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历史上，从建国之初的“镇反”、“三反”、“五反”，到后来的“反右”、“反右倾”，再到之后的“四清”“社教”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大字报”、“大批判”、“斗私批修”、“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将每个人搞得神经高度紧张，谁都在时刻警惕着那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在那个始终“绷紧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年代，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整个国家，统统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我们经过那个荒唐年代的人，都亲眼目睹了家人反目成仇、每个小小的单位都是牛鬼蛇神成群结队的悲哀场景。多少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那些“文攻武卫”、“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等极端口号的煽动与蛊惑之下慷慨赴死，成为一个个愚昧无谓的冤魂野鬼。在那个时候，我们四面树敌，总是假想出那么多“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敌人，大到帝修反、封资修，小到走资派、叛特反、地富反坏右。在时刻保持斗争警惕的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里，敌人时刻都在磨刀霍霍，我们要为了革命事业时刻准备抛头颅、撒热血，为革命事业而献身。这些曾经的政治教育，尽管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了，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却是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的。

我们如今经常对那个曾经有着“鲜血凝聚的革命友谊”近邻的穷兵黩武，感到荒唐而可笑。自己的百姓连粥都喝不上了，整个国家民不聊生、一贫如洗，但却总是虚拟出别人要对他进行武力入侵的幻觉。这些伎俩，作为过来人，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每当看到我们的这个可怜邻居的可笑表演，就不禁想起我们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当年那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争论，大概起了非常负面的误导作用。当年以康生为首的一伙祸国殃民的阴谋家，通过绝对化的方式，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贫农的所谓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来解释一分为二，鼓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产阶级要靠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来解放全人类。而将主张化消极为积极、化敌为友、天下大同的合二为一，歪曲成主张阶级调和、是要让无产阶级重遭二茬罪、重受二遍苦。由此看来，理论的作用的确太重要了啊，一个哲学观点理解的不同，就可能葬送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千秋大业呀。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彻底推翻了那些极端、虚伪、谬误的歪理邪说，使中国的发展战略由“革命”转到了“建设”的轨道上来，由坚持斗争变成追求和谐。也许就是因为经历了吃不饱肚子、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不到保障的荒唐、短缺的岁月，人民才从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梦幻中，真正醒悟了过来。

三十年前，那场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们的改革开放确立了坚定的方向；五年前，“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无疑会成为我们中国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化各种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快我们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又一里程碑。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确要比前更加实际了，我们不再去做那些到处援助各国的“共产党、游击队”那样的傻事情了，而是坚持不干涉人家内政的做法。在处理台湾的问题上，不再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了，而是用民族大义来求得更高层次的和谐了。其实国家如此，我们每个公司、每个家庭、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嘛，在企业中，尽管免不了会遇到一些矛盾和问题，但又真的有哪些是完全不能化解和调和的呢？在一个家庭里，大事小情儿、磕磕绊绊，总是难免，但那就值得撕破脸、绷脸造吗？当然不会的了。我觉得，一些家庭矛盾被激化，一定与那些文革残留的遗风有关，如果大家都能坚持从维护和谐大局、追求自己实在的幸福出发，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至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许多人都认为是最难的事情之一，而在我看来，如果你真正具有生存的智慧，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坚持自觉替对方着想，拥有一个好人缘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可见，和谐是我们治国安天下的战略，也是我们持家为人的行为准则，坚持了这一条，幸福就会与我们每个人如影随形。

会飞的猫

　　我们如今经常对那个曾经有着“鲜血凝聚的革命友谊”近邻的穷兵黩武，感到荒唐而可笑。自己的百姓连粥都喝不上了，整个国家民不聊生、一贫如洗，但却总是虚拟出别人要对他进行武力入侵的幻觉。这些伎俩，作为过来人，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每当看到我们的这个可怜邻居的可笑表演，就不禁想起我们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

 

　　并非荒唐可笑，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清朝未期的百年屈辱史，就是历史的见证。中国建国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新，同样也担心势力强大者的侵略，否则就不会有抗美援朝（1951年到1953年）、抗美援越（1961年到1974年）、中印边境冲突(1962年)、对苏珍宝岛自卫战（1963年）……诸多的战争事件了。

 

　　中国安定的大局面，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从美国政府称霸全球战略的成功实施之后，中国政府随时准备战争的心态才逐步安定下来，然后才是邓小平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伟大举措的正式启动。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了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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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开始快速贬值，金价更是飞涨。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０年，金价从３５美元暴涨２４倍到８５０美元一盎司，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动荡。中东战争、石油危机、伊朗革命使国际石油价格从１９７３年每桶３美元暴涨１０倍到１９８０年的３２美元。 　
　　美元迫切需要新的信心支撑。
　　１９７４年，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临危受命，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迫使石油输出国接受以美元来结算石油交易。基辛格利用与沙特皇室成员的亲密关系，说服沙特政府采用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并把销售石油所取得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再回流到美国（the recycling of petrodollars）。基辛格还进一步要求沙特作为OPEC的主要成员国，说服其它国家继续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石油，只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就必须要用美元结算，美元成为所有国家必须拥有的外汇储备。在当今的世界上，７０％的国际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任何对石油美元的挑战，都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严重挑战。这也是美元至今依然是全球唯一霸主货币的原因之一。
　　基辛格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全球的石油、粮食、货币，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政府所控制垄断，从而使美国称霸世界至今（目前有些危危可及）。这也是当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何怀念追忆美国70年代盛景的原因。

 

 

　　均势外交：大国为谋求霸权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手段。“均势”是对立大国或集团之间力量对比未出现一方占有优势的客观反映。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从 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争夺欧陆和海上霸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最早推行这种政策的是英国，16世纪初，英首席大臣沃尔西初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梅特涅和俾斯麦是 19世纪推行均势外交的代表人物。梅特涅是以强大的中欧为支柱，联合英国，团结普鲁士，对沙俄若即若离，其目标是建立奥地利在中欧的霸权。为孤立法国、防止两线作战，俾斯麦的均势结构是拼凑德、俄、奥三皇同盟。均势外交只能用于拥有强大实力的大国,小国和弱国往往是列强谋取均势的筹码。例如在1814年10月～1815年 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波兰和萨克森成为大国“补偿原则”的牺牲品。均势外交不是和平外交的同义语，大国为了谋求有利于己的均势，有时不惜诉诸武力；均势外交为大国的强权政治服务，企图削弱对方，增强自己，造成有利于己的国际力量对比，以实现其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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