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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荣毅仁被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提起了公诉。不承想，素未谋面的解放军一进城，让他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46年底。因为和行政院长宋子文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荣毅仁的茂新面粉厂花费130多亿元，代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了30万担小麦，磨制成民用的二号粉和专供军粮的统粉。这些面粉由粮食部派人抽取存样、试验，最后由上海粮食总仓库检收无误。
但是一年之后，宋子文下台，这些面粉突然变成了劣质粉，有监察委员诬陷荣毅仁故意把霉烂的面粉卖给政府，大发不义之财，甚至连东北军的失守也推到他的身上，说将士们就是因为吃了他的霉粉，才会守不住东三省。
正当荣毅仁被这起案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上海法院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如果不及时送钱，就要在第一次庭审时把他收押。荣毅仁被迫送去了黄金10大条，美金500元，折合美金共1万元。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但是这天正赶上解放军攻入了上海市区，一桩栽赃害人谋财的审判，就此夭折。
摆脱了官司的荣毅仁松了一口气，但是另一件刺手的事仍然让他烦恼不已，那就是国民党倒台，作为资本家的他，是走还是留？
家财万贯的烦恼
荣毅仁的烦恼与当时所有资本家的烦恼是一样的--共产党来了之后，万贯家财能否保得住？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上海的首富，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毛泽东曾经说过：“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
荣氏家族到底多有钱？
以经济不景气的1946年为例。当时正值战后恢复期，受战争的影响，荣氏企业虽然相继复工，但规模只恢复到战前的四分之三，布机开工率不到战前的一半，粉磨生产能力也仅是战前的三分之二。即使这样，荣家企业还是获利丰厚。仅申新二厂、五厂，一年就分红5次，股东和高级职员们所得的股息红利，总数就折合黄金1.4万多两，上海申新各厂，单是账面上的盈余就有161亿元，约合黄金8万多两。
1947年，荣家旧厂已多数恢复，还增设了一些新厂，据上海194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那时整个荣氏企业纱厂生产的纱锭数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以上，面粉生产数量占全国粉厂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可谓是首屈一指。怪不得荣德生说话有这样的底气：“在衣食方面，我拥有半个中国。”
虽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荣德生衣食住行并不豪奢。荣家有一大一小两个饭厅，五张八仙桌，每桌八个人，每餐两荤两素一个汤。荣德生到工厂视察时，都坐人力拉的黄包车，后来因为翻车，荣德生被撞伤，这才买了一辆奥斯汀牌小汽车上下班。荣德生也没有把财富看作炫耀的资本，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坐首位，荣德生说：“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
荣家生活勤俭节约，但其富豪生活还是有迹可循。荣德生的七个儿子都有专用的小汽车牌子，比如长子荣伟仁开的是皮尔卡，二儿子荣尔仁开的是帕克，四子荣毅仁开的是一辆小菲亚特……这些进口小汽车无疑是荣家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马路上的警察一看车子就知道是荣家的几公子，在路上从来不敢拦。荣家在上海的宅子也非常有名，集居住、休闲、娱乐与一体。据说里面可以放电影、打羽毛球、打网球，荣家还经常邀请各种娱乐团体前来演出，比如戏曲名董芝玲、杂技名家潘玉珍就经常受到邀请。
如此有钱，荣家自然要好好4思量思量。万一真像传言那样，共产党来了搞“共产共妻”，父辈大半辈子的奋斗不就全白废了？
受尽“官匪”气
但是，跟着国民党走，荣毅仁也有顾虑。因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已让荣家吃尽了苦头。
1946年4月底，荣德生在自家门口被绑票，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
其实在此之前，上海已经接连发生过多起绑票事件，“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在上海被绑……这些绑架案中，荣德生被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桩。之所以影响这么大，一是因为绑匪开出了100万美金的巨额赎金（后经讨价还价，降为50万），二是有国民党军政官员参与其中。因为荣德生被绑架时，绑匪开的是隶属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种车辆，拿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公然叫嚣是奉命前来捉拿“经济汉奸”的警备人员。
国民党当局在舆论压力下“破了案”，15个绑匪中有8人被判处死刑，但这些绑匪不过是替死鬼，真正的主犯仍逍遥法外。更离谱的是，绑匪被抓后，荣家被勒索的50万美元被拿到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只返给荣家13万，剩下的全被扣留。
这笔钱“发还”的第二天，淞沪警备司令部就来索要“破案奖金”，荣家只好送了4万美金做“酬谢”；又送了4万美金到市警察局“犒劳”。之后，他们不停地索要，荣家刚拿回的13万美金变相地送了回去，而且还不够。荣家没办法，只好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钞，给他们送去。这件事，让荣家特别气愤，荣尔仁对警察说：“绑匪才跟我们要50万，现在破了案，我却花了60万，我看你们还是不要破案的好。”
荣德生被绑架的赃款被“发还”后，经媒体大肆渲染，给荣家又招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国民党一些党政要员纷纷打来电话，借名勒索捐款，不少慈善机构、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也都要求援助，光上海一地，就有50多个团体前来要钱，有人甚至以个人名义，写信勒索，恐吓强借。更过分的是，荣德生回家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了两个排驻扎在荣家，甚至在荣家门口架起了重机枪，这让荣家人无法忍受，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但这种努力只能让驻扎的军警人数减少到9名。
被绑架了34天的荣德生，回到家仍不能安生，他想起自己被绑架，二儿荣尔仁被绑架，前前后后被敲去的钱财，折合美金达110万之巨。而且每当荣氏企业遇到困难，当局中总有人虎视眈眈，千方百计想要吞掉荣家的财产，这让荣德生深恶痛绝。后来荣毅仁曾说，父亲当年之所以不走，与这个直接相关。
相对于父亲和二哥的遭遇，荣毅仁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在开庭的那一天解放军进入上海，荣毅仁不知道还要为那场官司付出多大的精力和财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救了荣毅仁一次。虽然是阴差阳错，但似乎预示着两者将会发生某种关系。
解放军睡马路，荣毅仁放了心
1949年前后，蒋家王朝的倾覆已经板上钉钉，上海滩的巨贾富商人心惶惶，他们纷纷抽走资金、转移资产，打算到国外、港台避避风头，或另图发展。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十大资本家”，有九家举家迁徙，剩下没走的那家，就是荣家。
1949年初，荣氏家族也发生了一场走还是留的激烈争论。荣家后辈几乎一边倒地要求荣德生把工厂迁到香港。荣德生却不同意，他对子孙说：“吾等始终从事工商界，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我决不离沪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后来，国民党的军统头子毛森对荣德生施加压力，逼他去台湾，没有得逞。4月底，解放军横渡长江，无锡国民党当局在溃逃前，曾企图挟持荣德生去台湾，荣德生坚决不去，他说：“我什么地方也不去，生在无锡，死在无锡，除非你们再来绑架！”
然而此时，荣德生已经控制不了大局。陈文源在《荣宗敬荣德生：与时俱进的实业巨子》一文中说：“荣氏实业家的第二代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齐心协力，而热衷于自立门户，另创局面……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日益临近，有的人开始大量抽逃资金，把许多设备运往香港、台湾，另建新厂。据上海申新各厂的不完全统计，共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以及黄金和各种外币，共折合美金1000多万元。”1000万美金，在当时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
荣毅仁内心也充满了矛盾。走，舍不得父辈创下的基业，到国外也只能做个海外寓公，成不了大气候；留，又对共产党不了解，未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最后，他决定把家眷送到香港，自己留在大陆观望。二哥荣尔仁也舍不得父辈奋斗一生开创的事业，但是又确实害怕共产党，他对荣毅仁说：“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荣毅仁考虑再三，说：“我留吧。”与他一起留下的，还有七弟荣鸿仁。
多年后，荣毅仁回忆起解放军开进上海城的日子，感慨良多：“十年前的此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天天向我们厂里要棉纱棉布，要面粉。反动军队在我家门口架起了机关枪，我年老父亲住在无锡，音讯阻隔，不知是否安全。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担心得烦了，荣毅仁就这样安慰自己：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好，共产党再怎样，绝不致比国民党更糟吧？
解放军进城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吃流弹，荣家人都睡在楼下，荣毅仁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个厂长到荣家报告情况，荣毅仁问他怎么过来的，他说：“我是开车过来的，蛮好，没事。”荣毅仁听说解放军不进民房，都睡在马路上，决定跟这位厂长出去看看。一路上，果然看到解放军路宿街头。车开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还拦住他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开车去不安全，请先回去，等等吧。”
纪律严明的解放军给荣毅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天一直忐忑不安的心，也稍稍平静了些。
请陈市长吃饭，他会不会来？
解放军进城不到十天，荣毅仁就接到了上海市军管会发来了请帖，请他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荣毅仁见到了上海市长陈毅。
当时在会上，很多工商界代表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比如生产原料与电力不足如何解决？工厂停工如何复工？工商界生活享受高，会不会降低？甚至原来有小老婆的，要不要离婚？陈毅笑答：“工商界的生活不变，包括原有的妻妾在内，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人民政府不过问这些家庭事务。”
荣毅仁当时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命的保障，一个是兴办实业的希望。当他听到陈毅侃侃而谈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时，心里便有了底。会议一结束，他开车回到公司，一进门就对焦急等候的经理、厂长大声说：“蛮好，蛮好！马上作好准备，迅速复工！”
这次谈话，让荣毅仁对陈毅留下了好印象，他一直想找个机会请陈老总吃饭，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说，这事儿要问陈老总自己。
请市长吃饭，他会不会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荣毅仁。事实上，中共方面也为此拿不定主意。陈毅接到荣毅仁的邀请后，曾专门把这个问题拿到市委会议上进行讨论--资本家请吃饭，去还是不去？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同志不赞成去，他们怕和资本家吃饭，丧失政治立场，陈毅说：“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难道吃了这顿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
两天后，荣毅仁接到通知，陈毅同意到荣家吃饭。按照陈毅的嘱咐，荣家没有多请人，只请了盛丕华盛康年父子作陪。陈毅快言快语，他对荣毅仁说：“现今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惟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有困难，我们政府会帮助你的。”
陈毅说这番话倒不是敷衍。
荣家远走他乡的人，抽走了大量资金，申新各厂资金枯竭，处在困境中。上海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荣毅仁，同时，还通过人民银行给申新各厂发放贷款。1950年的农历年关，申新因资金问题发不出工资，申新六厂的女工下班后围住荣家，占领了荣家的客厅。荣毅仁不敢回家，跑到盛康年的家里。事情很快汇报到陈毅那里，陈毅一听大为火光，他立即指示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女工的思想工作，又邀集有关部门开会，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及银行贷款贷款等方面，做了综合部署，这场年关风波很快被平息。
毛泽东一句话让他坚定了信念
1951年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并由此引发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自然成为“五反”的重镇。当时，全国到上海来要交待材料的很多，一个工商业者往往有二三十个单位来找，有的还擅自跑到上海来抓人，搞得资本家人人自危，心理承受能力差点儿的，甚至跳楼自杀。
作为上海工商界首户的荣毅仁在这场运动中，自然无可逃脱。连续一年的时间，荣毅仁天天去沙逊大厦，白天学习，晚上才能回家。在这里学习的资本家个个心事重重，有的老板不堪压力，每次学习，都会自备安眠药。荣毅仁压力也很大，学习间隙，他都要到会场外面兜圈子，缓解压力。
“五反”运动把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薄一波和陈毅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把荣毅仁划分为基本守法户。这个结论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1952年夏，荣毅仁接到评定通知书，申新被定为完全守法户，核定的国家退赔金额为657万元。作为上海最大的工商户，荣毅仁对这个评定简直不敢相信，他对共产党的好感也因此递进了一层。
荣毅仁的回报也是超乎想象的。1954年，荣毅仁率先将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两年后，他把整个商业帝国无偿交给了国家。很多人认为，正是荣毅仁这一举动，赢得了共产党的尊重，这也是荣毅仁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原因。
荣毅仁得到了中共领导的另眼相待。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共场合点名表扬荣毅仁，1956年他到上海时，还专门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这是毛泽东惟一视察过的一家公私合营公司。在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一周年的时候，陈毅亲自为荣毅仁竞选上海市副市长一职“拉票”。陈毅说：“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了。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
荣毅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他又被邓小平点将，当上了纺织部副部长。这些职位与荣耀，都是与1949年荣毅仁做出留守大陆的决定息息相关。虽然“文革”中的荣毅仁吃尽了苦头，但是对党的信任始终不动摇，这为他日后出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奠定了基础。晚年的荣毅仁回想起1949年留守大陆的决定时，并不后悔，他说：“跟着共产党，这条路我走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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