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体现着五个字,并可用之加以表述。
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
第二个字就是“运”。“时来运转”的“运”。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
,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
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办了一本刊物《当代英雄》。为此,1958年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右派。我因此离开学术界二十多年。后来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是1981年,我都已经50岁了。也是非常偶然,我不知道怎么被选去哈佛了。当时伯克利大学有人来哈佛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那儿做两年的特约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任何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
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我当时很着急,每天让猪漫山遍野在地里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我把那些猪养得还可以,老乡都很喜欢我。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这一点,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一边念英文单词。
我原来喜欢外国文学,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俄国小说。他们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另外,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一方面我欣赏那种特别进取的东西,立志要为大众做一点事;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知识”对我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了解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
第五个字是“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当你面临关口的时候。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走慢了、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我自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关口。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那里的领导挽留我,告诉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书写序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也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性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