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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久龙 深圳报道
“这个案子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不了了之。”3月1日,在深圳中信城市广场的一间咖啡厅,老张(化名)神情黯然地坐在记者对面。半年前,老张还是中天通讯的高管。作为年收入过亿的山寨机厂商,在“山寨江湖”中,中天通讯曾经风光无限。但随着手机市场整体下滑,包括中天通讯在内的“山寨”厂商备受煎熬。
去年年初开始,老张也逐渐意识到风光难再。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面对市场困境,一度声名显赫的“山寨机王”,中天通讯董事长黄朝晖竟会突然“失踪”。
2008年11月7日,中天通讯董事长黄朝晖及其家族高管突然集体“失踪”,留下的供应商欠款及其它债务总共超过2000万元。迄今“失踪”已经超过三个月,其“失踪”原因至今尚无中天通讯的官方说法。伴随着黄的逃离,中天通讯轰然坍塌。
一代山寨机王的瞬间陨落,在深圳的手机圈震动颇大。多位业内受访者认为,中天通讯的命运不足为奇:“山寨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投机,一旦失去某种机会,就可能产生过激做法。”
“山寨机王”沉浮,无疑是山寨模式的一个典型缩影。
“机王”神秘失踪
黄朝晖出身手机界的“名门望族”。其与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天时达集团蔡清楚、宝捷讯的董事长黄子良都是一家人。记者采访获悉,蔡清楚跟吴瑞林是亲兄弟,黄朝晖的母亲是蔡清楚(蔡清楚原姓吴,名清楚)和吴瑞林兄弟的姐姐。目前吴姓家族至少拥有7张手机牌照,在业内素有“中国最大的手机家族”之称。
2003年,黄朝晖创立中天通讯。中天通讯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公司主要高管均为黄朝晖家族成员任职。中天通讯主要生产中低端手机,其目标市场定位为“主要针对居住在欠发达地区的中国消费者”。
2007年3月,中天通讯成功地通过返程收购在英国AIM市场上市,上市公司更名为中天通讯移动通讯股份公司。其2007年年报(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7月1日)显示,报告期内自有品牌手机销量51.26万部,同比增长111%。
就在这份堪称“靓丽”的业绩背后,一场风暴却没有任何征兆的悄然而至。2008年11月6日晚。中天通讯售后服务部门一位负责人突然接到行政副总杨金英的电话。“老板娘(杨金英)跟我说,我生病住院了,你们好好做,资金很快就会到位。”上述中天通讯售后服务部门人士回忆说:当时并没有察觉什么异样,只是觉得这是稳定人心,毕竟我们已有半年多没发工资了,员工早已人心惶惶。
有细心的员工事后回忆,2008年11月6日这天晚上,一般都会停靠在厂区的老板们的“奥迪”、“宝马”已经悄然消失。2008年11月7日,中天通讯员工发现,黄朝晖等“家族高管”的手机这一天集体关机。一接近黄朝晖人士事后对记者回忆:“我们不停地拨打他们的电话,但是没有任何人能联系上。”
当天,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便协同地方法院将公司厂房查封。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伦敦证券交易所AIM市场,ZTC.L(中天通讯上市代码)公告停牌。至此,中天通讯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山寨”式崛起
“中天通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2008年12月,一接近黄朝晖人士对记者透露,随着手机市场的下滑,公司今年确实遇到一定困难:“我们希望能和黄总一起度过难关,但是没想到他竟会撒手走人。”该员工对黄朝晖失踪感到意外,因为黄一贯 “讲义气,为人慷慨”。
中天通讯的崛起,是一条典型的山寨模式。
中天通讯官网显示,中天通讯在成立之初的主要业务是OEM,主要集中于中国南部的手机市场。公司有4条组装线,根据每款手机工艺的不同,每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80到120台手机,年生产能力达60万到90万台。知情者透露:“早期中天通讯并不仅限于手机代工,还做贴牌出货,而且量很大。”
2005年,中天通讯如愿以偿的获得了原信产部颁发的GSM手机生产牌照。其官网表述:“自此,中天通讯便开始步入独立设计、研发、生产自己品牌手机的发展轨道。”
记者调查发现,事实远非“独立研发”这样简单。“由于在当时,手机牌照属于稀缺资源,中天通讯获得牌照后就开始卖标(卖手机牌照给其他的无牌厂商贴牌)。”多位业内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2005年到2006年,中天通讯一张贴牌的价格大约在35元到40元。
上述原中天通讯高管估计:“2006年,中天通讯估计卖了超过100万张牌照。”由此推算,中天通讯一年仅卖牌的收入就超过3000万人民币。而根据中天通讯2006年度财务报表,其手机销售的净利润为 2600万人民币。“卖牌照赚的钱,比卖手机还赚得多。”上述原中天通讯高管证实。
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收益,卖牌照还让“中天通讯”品牌在终端市场迅速提升。在全国三四级市场,中天通讯手机迅速扩张。“在市场的上升期,卖牌照还带动了中天通讯自有品牌手机的销售。”上述原中天通讯高管认为。
一代“山寨机王”在深圳“山寨江湖”声名鹊起。
“山寨”式陨落
从辉煌到陨落,中天通讯仅用了短短两年。
让中天通讯快速聚集财富的“卖牌”模式,在市场开拓期一度成为其自有品牌迅速拓展市场的推手。但当市场趋于饱和,“卖牌”模式也给中天通讯自有品牌的销售带来另一层隐忧。
“中天通讯的贴牌机和中天通讯的自有品牌机,往往是走同一个销售渠道。”2008年12月,华强北一家中天通讯贴牌机经销商透露,当市场趋于饱和后,贴牌机与自有品牌机并存,无异于双手互搏。
“大约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的手机销售就感到走货很困难。”原中天通讯售后服务部门相关人士透露。而另一位原中天通讯高管则透露:“事实上,从2007年底,公司的手机生产几乎陷入停滞。”
另外,随着获得牌照的手机企业逐渐增多,作为中天通讯重要收入来源,“卖牌”买卖开始大打折扣。“到2007年,贴一张中天通讯的牌也就10块钱左右。”知情者透露,相比较高峰时近40元一张的贴牌价格,收入缩水至四分之一。
2007年10月,手机牌照制最终取消。蜂拥而入的竞争者令市场竞争陡然加剧,这给中天通讯手机带来了较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牌照制的取消,让“卖牌”价格进一步跳水。“到2007年底,中天通讯一个牌也就2到3块钱了。”上述知情者透露。
双重压力之下,一度风光的“山寨机王”倍感压力。“从07年底,就感到公司资金紧缺,我们07年奖金都没有发放。”多位员工对记者表示。
2008年开年不久,中天通讯便开始停发员工工资。在此背景下,不少员工先后离去。知情者透露:到黄朝晖失踪时,公司仅有200多名员工,而2008年年初还有500多人。
一位接近黄朝晖人士对记者透露,由于市场的下滑,让黄朝晖对手机行业萌生退意。他说道:“他想从中抽身,进而做一些其他的投资或者资本运作,早已经没有做实业的心态了。”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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