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精神病人、权力以及真相

林帆

精神病，是挂在国人嘴边的一个词，往往用来讥讽不合时宜的人事。

如果真有精神疾病，精神病院当然是最好的去处了。在那儿，你不再引人注目，令人难堪。因为你会长久做某种姿势，你会裸体奔跑，甚至背诵伟人的语录。在一个真正的精神病院里，大家一律平等，反而都正常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正常人想知道精神病人的故事呢？失常后的情状让人害怕。

第六期《凤凰周刊》封面故事讲的是：精神病人。据该刊称，中国大陆各类精神疾病患者高达一亿之多，但至少有一半人未接受任何医疗服务。由精神疾病引发的事端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者推测，中国大陆精神病治疗机构或将超过1500个。

研究者担心，收治精神病人的权力存在被滥用的风险。法律规定，亲属在送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做出宣告。但这一程序经常被忽略。大陆一民间机构称：许多精神病院无视法律规定和医生职责，很少按医疗标准对即将入院者进行检查鉴定，经常剥夺受害人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等，将医院变成“监狱”。按公安部相关规定，收治精神病人“都应经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 但在个别地方，这项规定经常不被遵守。民政系统以及公安系统所属精神病院，因其肩负常规性或应急性社会管理职能，常常被要求配合维稳：对上访者，“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 一旦丧失了尊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病人。

有精神病的未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正常人却会因种种原因被送进去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摄影家吕楠二十年前拍摄的精神病人系列，令人震撼。这些被剥夺了尊严的人“异乎寻常地有着不可动摇的尊严”。关注那个以治疗精神病名义建立的角落，里面或许有我们不能相信的罪恶。

不能相信的还有“半夜鸡叫”的故事。同期《凤凰周刊》还刊登了一篇名为《半夜鸡不叫》的文章，讲述“恶霸地主周扒皮”后人出书为外曾祖父证清白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战士”作家高玉宝以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风靡大陆，其中描述地主周扒皮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催迫长工早点上工的故事传遍全国。从小背负屈辱的孟令骞，自2003年起，历经艰辛，通过细致考证家族史，还原历史真相，他翔实可靠的叙述还了先人清白。正如他的书名“半夜鸡不叫”。被塑造成恶霸地主的周扒皮，原名周春富，辽宁大连原复县阎店乡人，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特别抠门，对长工和短工“比亲人还亲”的人，靠勤俭持家成为殷实之户。在共产党所进行的土改中，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并被用绳子蘸水抽死。孟令骞从档案馆获悉，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该县共有1900人被处死。学者指出，这场土改，强行引入阶级意识，推翻了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真相已经揭开：“半夜鸡叫”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所谓自传体小说也是别人代笔的。

文怀沙头上的那顶“国学大师”帽子好像也是假的。戳穿这个把戏的是学者李辉。第八期《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给出了文怀沙成为大师的轨迹，并揭示了“国学大师”背后衍生的巨大利益链（文怀沙书法作品每平尺高达一万五千元）。批评家朱大可给这次打假事件下了断语：这是文坛清理门户的行动，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他提醒要在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设置明确的界限，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第十期《南方人物周刊》似乎在为文怀沙辩护，通过一系列见证人，还原了作为一个人的文怀沙的生命轨迹，恰当地指出：正是由于一个由附庸风雅官员和暴发户等组成的“文化江湖”的需要，才使文怀沙成为“国学大师”。该刊评论员义正词严的话更是泄露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却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

研究者担心，收治精神病人的权力存在被滥用的风险。法律规定，亲属在送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做出宣告。但这一程序经常被忽略。大陆一民间机构称：许多精神病院无视法律规定和医生职责，很少按医疗标准对即将入院者进行检查鉴定，经常剥夺受害人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等，将医院变成“监狱”。按公安部相关规定，收治精神病人“都应经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 但在个别地方，这项规定经常不被遵守。民政系统以及公安系统所属精神病院，因其肩负常规性或应急性社会管理职能，常常被要求配合维稳：对上访者，“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 一旦丧失了尊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病人。

有精神病的未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正常人却会因种种原因被送进去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摄影家吕楠二十年前拍摄的精神病人系列，令人震撼。这些被剥夺了尊严的人“异乎寻常地有着不可动摇的尊严”。关注那个以治疗精神病名义建立的角落，里面或许有我们不能相信的罪恶。

不能相信的还有“半夜鸡叫”的故事。同期《凤凰周刊》还刊登了一篇名为《半夜鸡不叫》的文章，讲述“恶霸地主周扒皮”后人出书为外曾祖父证清白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战士”作家高玉宝以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风靡大陆，其中描述地主周扒皮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催迫长工早点上工的故事传遍全国。从小背负屈辱的孟令骞，自2003年起，历经艰辛，通过细致考证家族史，还原历史真相，他翔实可靠的叙述还了先人清白。正如他的书名“半夜鸡不叫”。被塑造成恶霸地主的周扒皮，原名周春富，辽宁大连原复县阎店乡人，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特别抠门，对长工和短工“比亲人还亲”的人，靠勤俭持家成为殷实之户。在共产党所进行的土改中，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并被用绳子蘸水抽死。孟令骞从档案馆获悉，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该县共有1900人被处死。学者指出，这场土改，强行引入阶级意识，推翻了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真相已经揭开：“半夜鸡叫”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所谓自传体小说也是别人代笔的。

文怀沙头上的那顶“国学大师”帽子好像也是假的。戳穿这个把戏的是学者李辉。第八期《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给出了文怀沙成为大师的轨迹，并揭示了“国学大师”背后衍生的巨大利益链（文怀沙书法作品每平尺高达一万五千元）。批评家朱大可给这次打假事件下了断语：这是文坛清理门户的行动，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他提醒要在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设置明确的界限，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第十期《南方人物周刊》似乎在为文怀沙辩护，通过一系列见证人，还原了作为一个人的文怀沙的生命轨迹，恰当地指出：正是由于一个由附庸风雅官员和暴发户等组成的“文化江湖”的需要，才使文怀沙成为“国学大师”。该刊评论员义正词严的话更是泄露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却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

权力才是我们社会的真正主角。第十期《瞭望东方周刊》以驻京办转型为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谈资。比如说第一个宣布撤销驻京办的河北潍坊市，低调行事的理由竟然是“怕伤害兄弟城市的感情”。畅销小说《驻京办主任》的作者王晓方断言：如果说那天没有驻京办这三个字，那它肯定是改头换面成其他部门了。一些驻京办主任称，他们已经从接待进京官员转变为截访维稳。

迎来送往，驻京办这个权力的落脚点，甚至成为长官们的私域。驻京办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乃在于权力运作的内幕。故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管道。大众怎能不被寄生于权力旗袍下的虫子异样的舞动所吸引？

对权力的迷恋，催生出无数网络英雄。

改刊后的《南都周刊》，推出封面专题：谁在统治网络。炙手可热的网络权力被他们拆解成几大系统，分别是：舆论控制、娱乐控制、信息控制、技术控制、交际控制、消费控制、知识控制和隐私控制。一个帖子要经过怎样的关卡，才能最终浮上水面影响舆论？报道者给出了一个粗略的描述。但网络权力终究臣服于现实权力，他不过是后者的映射罢了。网民们以为自己能分享到那种权力，其实遥不可及。专题里有一篇记述网民反抗腾讯控制的文章，或许揭示了网络权力的残酷性。资深网民“老宋”，发现自己的QQ号被腾讯公司转赠他人，他的网络社会关系瞬间崩裂。从此，他孤军奋战，建立反腾讯QQ论坛，三个月后，他最终讨回了自己的号码。与企鹅帝国的斗争让他明白：不加制衡的权力有多么可怕。

相比之下，农民这个无权者依旧指望善良的权力。第八期《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介绍了成都的农业试验。这个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试验，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找到一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还仅仅是一个试验，农民的命运依旧掌握在权力手中。碰到了好干部，才有转机。

农民贫困的根源或许在于土地不能成为资源。第五期《博客天下》刊登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话直截了当——“农民有权利要求有自己的土地，过上富裕的主人翁的生活。所以，我认为中国早晚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都成为有产阶级，中国的经济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很简单，把农民的还给农民。但新问题又冒出来了：土地的帐怎么算？

农民不挣钱，有钱有知识的人却想挣农业的大钱。网易CEO丁磊养猪仿佛一个标志。因为对农产品安全的担忧，一批人投身新农业，他们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让自家人吃到更放心更健康的蔬菜。第八期《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一个特别报道：“乐活胃”催生新农业。专家说，高科技人才的进入有望改变农业低素质的状况。“我就是要用我的时间和知识，去帮助中国的农民，在生产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时候，不仅能够获得利润，而且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让我们记住丁磊的话。

在金融危机面前，原本相当红火的高端酒店业一蹶不振。“大酒店，大麻烦”。第八期《第一财经周刊》的封面故事讲述高端酒店业的惨淡情形。停建、转手、降价、裁员，风卷残云正抖擞。该刊执行主编解释“正面报道”的话耐人寻味：我们会严格区分是“企业的宣传需要”还是它有“为读者服务的价值”。

精神病人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我们也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能感觉到自己的痛苦的人似乎也不多了。最近在首都剧场热演的话剧《操场》，便索性以痛苦为卖点。那种文人式的痛苦，尽管令人有矫情之感，但仍旧吸引了不少男女。话剧为何突然鸿运当头？《读者》原创版三月号用五篇文章阐述“话剧复兴”这个主题。分析者给出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一批优秀导演以他们创新的作品赢得了市场。与此同时，数十个民间非职业剧社团体日趋活跃。对话剧的前景，有人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越来越宝贵的真实体验，将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爱情+笑料”的小剧场话剧将是主流。据第十期《北京青年》周刊报道，2008年，北京小剧场话剧高达145部，其中新剧目就有90个，十来家小剧场共演出2000场次小剧场话剧。“在剧场里共同呼吸”，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观赏表演的同时，也享受着“聚集”的乐趣。此话可谓摸到了人们的脉搏。

舞台上的人，在观众眼里，好多时候与精神病人无异。每个人内心的隐疾，带着时代的体温而瑟瑟发抖。谁上台，谁就是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