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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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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5 11: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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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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