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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我们比李鸿章的见识更远吗 文/朱国成 在上一次关于李鸿章对产业发展路径的规划和我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没有能比100年前的预言进步多少。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进步有些慢，而且更要命的是我们总是要比别人慢半拍呢？ 恐怕回答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和视野，但是我仍然愿意努力地回答它，而不在乎有人嗤笑我的浅陋。 这是因为，反思过去，是我们记录历史、回顾历史的根本意义所在。在这个方面，或许我们并不比其他动物或者植物更强，因为刚刚满200岁的那位达尔文先生告诉我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适者则是不断继承前代的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正是代际间的不断的试错、修正和继承才使大量的物种存在下来。 个体的反思，我们更多的称作修身、或者个人修养；而整个社会的反思，则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整个社会的知识管理系统。 相对而言，社会反思更复杂和困难，它通过个体对社会的反思实现，但个体对社会的反思却不会直接形成社会反思。比如，李鸿章在100年前的反思，基本上在其后的历史中被忽略掉。 我们的文化中有所谓的为尊者讳的习惯，实际上这些部分恰恰是反思的重点； 我们也习惯于因人废言，这样便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 我们还喜欢创新，当然创新中的绝大多数是表层化的，只是在争夺话语权而已，反而将真知灼见埋葬在所谓的创新中； 在群体反思中，我们还容易从一个极端进入另一个极端，比如从尚古转而极度贬低历史，甚至以非理性的群体运动代替理性反思； 更可怕的是曲解，我们很容易处于某一阶段或群体的对历史作出选择和片面性解释；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史家，有没有人在认真地记录历史呢，起码地，我们应当为后来者提供反思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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