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眼中的蒋介石

翻阅日历

1942年初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史迪威临危受命，第5次来中国，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成为战时中、美沟通的中间人。无疑，他很希望此次中国行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内心也有很多顾虑。行前，史迪威在给夫人的信中对此有所表露：
　　
　　“现在责任落在我身上，一个受尊重的但是相当复杂的职位。我已经感觉到它，并且开始有了各式各样的疑虑。我可能做出有价值的事吗？或许做得一塌糊涂？如果我不把它做好又怎样？”
　　
　　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一切都已经很明了。因为跟蒋介石闹得很僵，史迪威除了卷铺盖走人，没有别的出路。
　　
　　史迪威走了。他的确很无奈。在中国时，没有人听他说话，也少有人相信他。还好，他留下了一本日记。因为在中国的遭遇实在不顺心，史迪威在日记中，宣泄了很多情绪。除此外，他还记录了很多细节。在他的笔下，盟友兼“敌人”的“蒋委员长”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是活生生的。
　　
　　蒋介石很暴躁
　　
　　史迪威刚来中国三个月，蒋介石就已经动了要撵走他的心思。
　　
　　1942年6月底，中缅印战区的美国空军突然从印度撤退，支援中东。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国民政府，蒋介石觉得这是美方理亏，所以事件发生后，史迪威收到了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通牒中提了三个要求：要求美国答应提供五百架飞机和零件、要求调派美军三个师立即开到缅甸前线、要求美国保证8月开始空运每月五千吨飞越驼峰的物资。
　　
　　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蒋介石于是将所有不满集中到了史迪威身上。双方在具体的交涉中产生了许多矛盾、摩擦，史迪威感觉自己是被阴谋包围着。所以，在日记里，他对蒋介石也就没什么好话可说。
　　
　　1943年1月的某一天，两人会面。日记中，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是：“他酸得像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几个月之后，日记中的蒋介石又“摇身一变”，成了“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
　　
　　史迪威善于捕捉蒋介石的负面新闻，在他的笔下，蒋完全是一个易怒、暴躁、没有涵养的领袖。有一则故事很可以说明这一点。
　　
　　1943年年底的一天，蒋介石心情愉快地出席陆军大学毕业典礼。可是，典礼上出现的几处细节失误，让他十分震怒。对此，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说：
　　
　　“在‘花生米’（这是史迪威在日记中对蒋的称呼，英语为peanut，美国俚语，是小人物，低能人物的意思）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2-3，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2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3开始，别从2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枪毙……枪毙，并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
　　
　　被史迪威捕捉到的蒋的又一次“自毁”形象，是在1944年，起因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电报有关。罗斯福不满意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取得的战绩，强烈要求蒋介石改革政府，以适应战时环境，其中一条就是要求蒋任命史迪威为总司令，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
　　
　　罗斯福特意指定由史迪威将这封电报转送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史迪威在当天（9月17日）的日记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心情，“应该将今天的日历涂上红色：真是等太久了，罗斯福最后终于说了老实话。他说了很多，几乎每句话都是一个火炮！”
　　
　　电报送到蒋介石手里，他什么反应？一开始，蒋介石装绅士，强忍着没生气。史迪威是这样描述的：“我带着这包胡椒粉去看花生米，给了他以后，靠在椅子上吐了一口气。这把鱼叉正好刺中了这条小鱼--正中脊背，一直穿了过去。这是很准确的一击！他脸色发青，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没有眨一下眼睛，他仅仅对我说：‘我明白了，’坐着再不出声，跷起一只脚乱摇。”
　　
　　蒋介石没能一直“装”下去，似乎史迪威也很盼望能看到蒋被激怒，看到他歇斯底里。两天后，史迪威在给夫人写信时，在信的末尾，不忘特意强调一句：“精彩的消息发生在我离开以后，喊叫（蒋的喊叫）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深夜。”
　　
　　史迪威真是有点幸灾乐祸了。他觉得自己的反击已经成功，坦言“我所扮演的是复仇的天使。”可是，他的好心情没几天就到头了。9月25日，史迪威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蒋介石表明了态度：“赶走史迪威将军，他不能合作，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权力比我还大。”
　　
　　就这样，史迪威被“扫地出门”，关于自己的这种结局，他不无自嘲地说：“两年零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
　　
　　将领们都是应声虫
　　
　　史迪威对“委员长”没有正面评价，对他手下的一帮兵也横竖看着不顺眼。
　　
　　刚来中国不满一月，史迪威就发现，蒋介石身边围绕着“许多应声虫”，他据此分析，蒋之所以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惯”出来的。这些“应声虫”给史迪威的工作带来很大阻力，所以，史迪威在日记里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嘲笑：
　　
　　“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坐立不安--乐观的时候只有一分钟，跟着又沉入失望惨淡的深渊了。他们感觉到--必然地--取悦蒋委员长是急切地需要的，假如我的建议或命令在他们认为是与他相反的，他们便始终坚持着反对了。当我固执地不管这些反对时，他们便实行对立的步骤--例如，停止军队出发，故意把时机延误--或者故意不发出命令，或者在命令中以一连串的‘也许’和‘并且’来敷衍，或者当强迫执行时，他们直截了当通知下级指挥人员阳奉阴违，不予执行。或者才一出击，便回报说敌人太强了。我恨不能把他们全都枪毙，可我连调走他们的权利都没有。”
　　
　　对这些将领们，史迪威很无奈。所以他很想知道，蒋介石是怎样指挥他们的？在两人关系还不是特别糟糕的时候，蒋介石这样告诉他：
　　
　　“晚上我醒着想象他们会做些什么蠢事情？然后我就写信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但是他们蠢得很，除非你已经想到阻止他们，不然他们会做出更多蠢事情，这是把握他们的秘密--你必须想象他们可能做错任何事情。警告他们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要写那么多手令的原因。”
　　
　　在史迪威眼里，这是一群讨厌的家伙，但如果你问他，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所有人中，他最讨厌谁？他应该首选宋子文。在日记里，史迪威对宋子文骂得最厉害。
　　
　　骂宋子文是有直接原因的。在蒋介石开始与史迪威闹矛盾的时候，罗斯福曾经给蒋写信，大力支持史迪威，但这封信竟然被驻美大使宋子文扣下。近一个月后，史迪威才得知情况，他气得在日记里破口大骂：
　　
　　“简直是谋杀，马歇尔来电说：弗兰克（罗斯福）的私人信件要汤米（宋子文）转给花生米，他竟没有转达！这混账东西！他难道不知道会被发现？会被逮捕的吗？他应该被调回来，剥掉他的‘黄马褂’，把他赶出去。想一想他那样的官职，竟压住了这样一件重要的信件。难怪我现在是住在狗窝里。”
　　
　　史迪威在中国的一切郁闷都源于对军队指挥权的争取，但蒋介石死命攥着，就是不放权给他。事实上，蒋与史之间曾有过一个很短暂的“蜜月期”，中间起“润滑”作用的，竟是宋美龄和宋霭龄二姐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俩与史迪威搞起了同盟，在她们的一再劝说下，蒋与史之间出现了短暂和好。最终，罗斯福那一纸电报，使这一切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