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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见识比李鸿章更远吗？ 文/朱国成 读史使人明智，果如培根所言，但我最直接感受是自己的浅陋、为历史的空空怅惘。今日读李敖《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代序《新夷说》，其中提到李鸿章洋务变法一节，录李鸿章同治三年（1864年）给奕䜣、文祥的信中说：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一段话，蒋廷黻分析过，这里李敖也做了分析，他们的角度当然是政治、历史，但我想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一下，因此我们暂且将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放在一边，比如重器具、轻制度，比如软弱性等等——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鸿章说我们要学外国，最先应当学的是“外国利器”，然后觅“制器之器”，然后培养“制器之人”，最后是“才亦可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我们看人家的枪炮好，那么就先学枪炮，然后引进制造枪炮的机器，然后培养设计、制造人才，最后形成人才聚集和不断涌现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外国技术的状况。拿冰箱来说，我们最初想到要自己制造冰箱，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短短几年中，中国人从意大利默洛尼公司连续引进了九条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形成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乐、上海远东、景德镇华意、重庆五洲、宝鸡长岭、兰州长风、长沙中意等阿里斯顿九兄弟。那么我们能不能制造自己的生产线呢？因为不是行业中人，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制造冰箱生产线。但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工业装备业——因为其重要性，也被称作工业母机——是非常落后的，虽然我们能生产很多产品，但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线都是进口的；而掌握这些技术的国外企业往往只是把那些落后的、二三流的生产线卖给我们，这个方面，洋人们一向老谋深算。 比如京东方2001年斥资7亿美元买下韩国现代电子液晶面板生产线，妄图跻身“新型真空与微电子器件、精密电子零件与材料的制造商”，但现在看这条生产线的技术属于4.5代技术，而主流技术已经过渡到第5代；目前日韩等国家的液晶面板生产企业已经做到了第八代，而京东方现在最高的也是六代。而京东方由此背上的沉重的债务包袱，现在仍在喘息不已。这样的例子，各位读者可能还能举出很多，可能行业中人切肤之感更多。 这些都说明，我们还没有“制器之人”。更不用说郎咸平所说的产业链阴谋里的“非常6+1”了。 我们真的比李鸿章见识更远、更高明吗，百十多年后的我们并没有跳出李鸿章给我们画出的路线。反过来，如果我们能从一百四十年前的洋务运动开始扎实地按照这个思路去做，那么我们或许会好一些罢？ 我们的问题恐怕是读历史太少，记性太差；而嘴巴说话速度的太快，以至于超过了大脑思考的速度；或者干脆放弃了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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