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与张翼的对话，关于《跌荡一百年》，发在《中国经营报》上的。“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中国经营报》：一部《跌荡一百年》，将1870年至1977年这百多年间“企业史”全景描摹，你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应该说这是你写作本书的基本初衷与立意。写作《跌荡一百年》，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讲叙者、旁观者抑或发现者？
吴晓波：我想做的工作是重新发现历史，以及从历史中找到用于当今的“史识”，也就是历史对于今日中国的借鉴。我国的近当代企业史是从1870年前后开始的，而在世界经济史上，这也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130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断断续续，企业家阶层的角色模糊不清。我想把这一百年写清楚，再接上最近的30年——已经出版的《激荡三十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发现很多规律。
《中国经营报》：对于历史人物的清晰认知与定性，一言难尽、殊非易举，《跌荡一百年》如何体现对于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
吴晓波：百年企业史上，有很多值得记取和细细研究的人物。《清史稿》把“晚清商父”盛宣怀称为“误国首恶”，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全面失败如果要找一个“误国首恶”，非孔祥熙莫属。孔氏在很长时间里是国家的财政首长，一度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百年以来，没有人在财经事务上比他权力更大，他把国家纲常全数败坏，而自己则成为举国首富。他是国家主义与官僚资本勾结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我在写作历史时，很少对人有强烈的好恶感，也拒绝用个人的情感来影响理性的判断。但是，孔氏是一个例外。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了解和清算，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类似人物在当今中国换胎重生。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最欣赏的人物是张謇、卢作孚和范旭东，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张謇更是中过状元的大儒，他们投身商业，精于经略，打造了中国的纺织业、运输业和化学产业，同时，却能保洁其身，事事以国家为重。卢作孚年轻时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些理念很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学习。他们的事迹应当被人们重新记忆，以为典范。
《中国经营报》：在我看来，《跌荡一百年》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的商业纪念。追究起来，大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萌生了写作《跌荡一百年》的念头？
吴晓波：写作《激荡三十年》时，我便规划了往上溯源的写作计划。我曾说过一个故事：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其间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样的疑惑触动我追溯更遥远的商业历程。而我们在观察当今中国的时候，常常也会问起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国家干预在中国总是那么的强烈？为什么企业家阶层是如此的容易被妖魔化，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企业家阶层总是“话不投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当我们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跨度之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看清楚很多。为写作此书，我近年去了国内不少地方，去南通时感触最深，尽管张謇已经去世80多年，但是他改造家乡的迹象仍然可见，我去他的墓地参拜，听到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张謇生前是江南巨富，而他把所有财产都用于南通建设，真可谓来去干净。2008年入秋，我专程去重庆北碚参拜卢作孚墓，当地年轻朋友却很少知道这个人了。
《中国经营报》：应该承认，社会公众针对百年商业简史的遗忘与淡漠，已经非常严重，你们的追寻与钩沉，你们的所有努力，为的是让中国商业史更具传承意味？
吴晓波：就跟王石会有的疑惑一样，当一个企业家完成了原始积累后，他总会自我疑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背后，便包容了对历史的追索，尤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更甚。
中国的商业进程是一段被割裂的历史，从历史年谱来看，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便是刚刚过去的1978年到2008年，在此之前，没有动荡的和平发展期最长不过10多年而已，在每一次近乎毁灭式的推倒重来后，我们便会丢失一些记忆，从而让我们不知何往，而发展是需要传承与延续的。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商业的“后望”与钩沉，艰巨而辛苦，繁琐而劳碌，期间，最能考验你自身极限的是什么？对于自己的切实努力与辛勤耕耘，你如何评判？
吴晓波：最考验我的是体力和知识的宽度，每每思及，我总是非常焦虑。傅斯年曾经说，一门学科要被突破，往往需要四个新，新办法、新材料、新领域和新问题，我所专注的中国企业史研究，是一个很冷僻却又无比鲜活着的课题，它与历史接续，却又日日更新。我常常想，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我们还很可能在十五年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完整、独立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商业进步史，这是一件很让人耻辱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也许仅仅是一次拓荒，是竭尽了全力的个人努力。所以，我常常感觉力有不逮，心生敬畏。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我一定留下了不少的错误，但对于个人生命来说，我不希望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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