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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较沉郁，我随手找来《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阅读。这是一本由台湾人王健文先生(1)所着有关孔子的小书，开卷有如读一本隽永的散文，少了许多我们内陆这伙人的先入为主和自诩中庸的所谓神圣语气。
该书对孔子这位流浪的君子大致评说如下：
孔子七十三岁去世，在古代算是高寿，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大概只能用“挫败”、“流离”、“焦虑”、“伤怀”来形容。因为“不合时宜”，所以他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让他一生的故事更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对孔子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结局，但是幸而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阅读中，我不禁想起司马迁《史记》中对孔圣人的景仰之情：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觽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首先，谈资源被操控于少部分人之手导致的分配不公和民众生活之艰险。
面对孔子和其他可以“子”称者，令人不禁对近期媒体炒作的“小沈阳”深为恶之。似乎现在已经都是谄媚、宵小之徒横行无忌的时代，所谓的“大道理”早被骂作“理想主义”，成为阳春白雪般的“君子”们最后的一片遮羞布。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些取巧卖笑的戏子或星爷们个个身价千万，而那么多经过多年学习且必须要缴交数万元学习费用，才得以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竟然连份谋生的饭碗都没有？是否说受过高等教育而无法就业，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失败呢？且不说这些受到教育产业化“严重迫害”的年轻人及其父母，再看官方最近保守公布的一则信息：估计春节后将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以及上海等城市已开始“劝说”节后返城找工农民返乡等现象。
对于农民工以及城市贫民，我依稀记得美国作家欧.亨利(2)写过的《警察与赞美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滑稽、荒唐和悲惨的境遇啊！我们的现实中，到底有多少索比呢？当我这样想时，甚至开始担心一位寄居广州的老乡，一旦接纳他的朋友经营的公司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经营不下去了，他将如何生存？
我还想起江西卫视金飞说过的众多传奇故事中的一则。大约是：某农村老婆婆年逾古稀，贫病交加，几个儿女仅有小女孝顺，但自身收入微薄，无力独自承担治疗与赡养费用，多次主动找哥哥们索要费用，全遭拒绝。无奈，小女甚至诉诸法庭，兄与嫂经常和她闹至大打出手；老妈妈后来虽被小女强行送至医院，到底因无钱缴费，居然被儿子们偷偷“接回家中疗养”，实际上是等死，及至草草下葬，几个儿女依旧争吵不休……面对连块墓碑都没有、长满杂草的低矮坟堆，当老妈妈的大儿子“毫无愧意”地说出“中央领导都提倡丧事从简，我们能节约且节约”时，电视上及时传来曾接收老妈妈的那家医院医生指责的“如果再进行常规治疗，老婆婆可以再活很多年”，金飞更在屏幕上不禁痛斥这几位子女……但是，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想说的是，在废除农业税之前的中国农民，一直都在奉交各种名目的农业税费以及各级摊派，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农民辛苦躬耕结成的劳动果实中，差不多2/3以上的部分都被迫上缴了！但是，这些农民今天的疾病和养老问题，难道永远都应该由农民自己及其子女的承担吗？过去是谁挥霍了他们的血汗而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更别说什么感恩之情！
也许有人说，现在是由于资源紧缺。而在我看来，假如说资源紧缺的话，那应该是非常之多的人都会有衣食之虞，甚至是饥寒交迫。但是，那么多父母亲除了为大学生投资数万元教育经费，和找工作的费用，还要对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继续承担“养育”责任。那么，这笔开支是怎么平衡的呢？
同样地，既然那么多人由于没有工作机会无分文收入，但为什么也有许多人每月收入超过5千元，更有许多人月收入超过5万以上呢？
我们不必说“土地上有多少资源就会有多少人”这样的大道理。但客观地讲，到底那么多资源究竟被谁独占了？资源是确实不够，还是真相往往却似乎是：大部分的资源一直或逐步被少部分人占有和浪费着呢？
有一位部队朋友对我说，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只要看看那些娱乐场所和奢侈品都是谁在消费，就会一目了然。
大富说，保护私利和确定分配不公的制度环境下，富人因为富裕，除了容易骄奢淫逸，就是挖空心思和巧取豪夺；穷人因为贫穷，除了容易贫病交加，就是相互自私和铤而走险。政府不体恤劳动，以及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恶果，是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残酷与冷漠。这个时候，我们若想做成一件事，所必得采取的正常过程，对一般人而言，就是一种不幸的冷遇链。而对于现实中“竞争取胜”的决定性策略而言，我们最好首先就要有某种特殊关系，其次起码至少要善于营建某种特殊关系。
其次，谈逆境中的君子之道与小人的龟蛇殊途。
“君子”指什么样的人？一般指执着于“大道”或“正道”的人物。起码都是些讲道理、重德行的人，更上者还要很有品位。不过，客观地说，君子之所谓，绝对是不能脱离君王的，意思是君子必须随时和君王存在联系，至少要有经常聊天的成分。说到“君子”，我们还要讲“小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古代的“小人”，并非指今天我们所说的品德恶劣的人，而是指那些身份与地位低下的人，一般情况下，除非“首长亲切接见”，小民通常只在媒体上或在断头台上看见君王，此类人即是普通民众，概言为“小民”。
我们现在无需过于比较“君子”和“小人”的德行或学问差异，只说他们不同的生存之道。这才具有现实意义。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不过分深究德行的瑕疵程度，仅从功业而言，君子成就大名声的：既有先名利双收，后晚景凄惨者，如卫鞅这类“打工皇帝”；也有奔走沽利不成，反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圣人，如孔子这类“万代师表”者；更高层次的古代贤人，隐君子之流，或老死于林泉，或“神秘莫测”如老子。
但是，小人往往创业时不太在意面子，对羽毛没有洁癖，除了屡屡成功，甚至偶尔还能成就帝国伟业，比如堪称“流氓皇帝”的有刘邦，“贪官瘟神”的有朱元璋，“功成身退”的有谁？基本上，小人没有不珍惜或不过分看重来之不易的战争果实的，似乎历来除了经常有君子归隐的记录，从来就没有过关于小人引退的传说？
不知道这两个群体及其道路之间是否隐伏了某种逻辑？
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君子与小人均身处逆境时，他们会如何面对？
君子首先容易选择逃避现实，借口姜子牙式的等待，实则隐没于草野；而身处逆境时的小人，却往往以最快的速度，躬身加入车间打工的人群。或者说，对于小人而言，或许只有生存都成问题或遭遇到灭顶之灾才可以被他们称之为逆境，相比君子的有志难伸，小人是并不在意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辨“君子”和“小人”，可见学问对人的生存能力是一种戕害。君子之道，很容易把学问同品行、品位连接起来，事实上阻碍自身实现目标的进程；小人模式，显然更适宜于生存。可见，君子向来因“学问”、“品行”与“品位”而自以为是。
但君子们一旦碰巧活在了在一个资源被严重私占的年代，他们是否就会必然地表现出不合时宜呢？比如说，晚年的孔子为什么要开始流浪？
如果我们不将君子的流浪当成生活方式上的颠沛流离，不将他们的人生理解为百转千回，而是当成一种思想传播的营销手段的话，他们的流浪就是一种营销拜访活动，他们所面对的每一位君王或老板，就都是需要攻克的落后思想的典型堡垒。或者，并一定全是这样，他们并不想仅仅传播思想，甚至起初他们只要猎取实施抱负的平台和功名。故而，我还是将他们没有获得施展平台之前的那段生活状态，称之谓“等待”吧。这种君子式的流浪与等待，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仍旧有位出了名的痴迷君子黄宗羲先生，依旧重复了圣人的等待和思想营销。
那么，现在的独裁社会是否也是如此呢？现代君子会如何思考与选择呢？
其三，流浪的君子缘何流浪？
不过，可资一提的是，结合历史实情以及部分史书，如果我们不过分圣人化孔子，客观地说，据史料记载，他唯一一次被委以重任得以表现个人的礼乐思想和施展管理才华的年龄已经是大约51岁了。但仅仅3年，就被国君叫停，且黯然离开了鲁国政治舞台。大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不久后，孔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悲凉征程，直至死去之前，他仍在嗟叹时运不济……
无论孔子的学生们如何神话与粉饰孔子，甚至说到孔子30岁即已经声名远播，连齐国国君都登门拜访等等。这其实和道学学子在文章中诋毁儒学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在为自己派别的利益大肆进行造神运动。
历史上的孔子和书上的“孔圣人”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至少就真实的历史可举一例：孔子再次东顾，去齐国“求职”时，齐王既然是要面对至少已经处于“思想大师”或“CEO”地位的他，却说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隐藏有小瞧，甚至是歧视成分的推托话语：“您要来，我既不能给你季氏（类似CEO）那样的待遇，也不能马马虎虎给出介乎于季氏和孟氏（类似于部门经理）之间的待遇。”(3)可以推测孔子当时一定十分难堪和失望，听到齐王如此不“尊师重道”的话，孔子想必大有说辞，大道理讲了几箩筐。但等到他终于口渴喝水的空档，齐王却十分诲莫如深，或是有些狡诈和“老谋深算”地说：“（您这么多好的思想和策略，）可惜，我老了（不中用了）啊，有心无力用了……”孔子应该是一怒之下愤而离开了齐国，据孟子说“夫子连洗好的米都不煮了，即匆匆动身了”。
可见，性格刚毅的孔子当年应该至少还有两大希望之火在胸中熊熊燃烧：或许鲁国公司老板会回心转意继续重用他这个忠诚的“子弟兵”，或许是可以继续西行去“洋插队”……怎么说，孔子身上都还流淌着人生尚还长远和老骥伏枥的激越血液。
孔子的弟子们始终是极力维护“孔子”这一品牌的。即便对于其唯一的施政职务被双开，弟子们一说是齐国君臣恐鲁国重用孔子，将可能称霸，进而并吞了齐国；一说是鲁国老板居然受了齐国送来美女声色，好色无德，孔子恨极辞职。
之后呢？孔子去齐国折戟、回鲁国无望，到了卫国再次见不得老板好色，这都罢了，但“过匡”、“过蒲”时居然因相貌丑陋被疑作某反革命集团嫌疑犯几次遭遇羁押，导致后期因惧怕再次“过匡”、“过蒲”，不得已流落在卫国3-5年(4)。对其是否去留这个问题？君王根本懒得理会。孔子当时可谓是君子颜面和斯文都彻底扫地了，并且因此甚至于一度沦落至临街卖艺谋生，再先后辗转流落到邻边的陈、蔡、楚等国……
但不论孔子唯一的施政任期是因为辞职结束的，还是被老板辞退的，我们还是要问：导致孔子离职及其改革嘎然而止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孔子任CEO两年多，对于建立“大同社会”充满迫切的追求，痛恨贵族不尊君和侵害民众的种种实际行径。为了彻底改变鲁国现状，他在稳定政局两年多后，也即距离下课前三个月内（孔子当然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个结局），终于决心彻底实施全新的礼乐方案。其中，最主要的新政策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堕三都”。
效果如何呢？
据孔子的弟子们说，尽管鲁国老板只有三个月对孔子言听计从，但仅止这个新政实施三个月，鲁国臣民就已经达到了类似于现在5S现场管理之类的“路不拾遗”与“男女有别”的秩序。意思大致是说，似乎两年多的“稳定压倒一切”还不如这三个月就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同”效果。
怎么实施的呢？
我以为，从实质上讲，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自命不凡的所谓“堕三都”礼乐新政，其中最主要策略方案的内容，无非是进行组织架构与人力资源重组，既要明确地规定等级及其权利义务，也要严厉地监督与惩处僭越之徒。其中，孔子最为重要的考核行为，是诛杀了鲁国公司核心高管大夫少正卯。客观地评价的话，如果排除学说狭见，其实孔子之所为，和后来的卫鞅法治政策完全一致！
只不过，重视监督和考核的策略，其手段和方法是无所谓高低之分的，但实施者的命运却因讨好对象和时机环境上的差异而可能出现完全的不同：
其一，孔子以讨好老板为主，兼而讨好主要员工。若有老板的兄弟反对，老板会压制；若有普通员工反对，主要员工出面压制。因为利益有共享，到底孔子还不至于形单影只，好歹团结了多数来打击少数。卫鞅则大不同，居然只讨好老板，完全为独裁者服务，不管其他人死活，实际上等于也是将自己置于沸汤之上。
其二，孔子遇到用人不专的老板，时时得小心谨慎，且位不高权不稳就下课了，得罪的人既不多，更不彻底；卫鞅遇到信许有嘉的老板，位高权重，未免慢慢地得意忘形了，杀人如麻，无所顾忌。
其三，孔子是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一步一个脚印，年龄大，当然谙熟国情，懂行情，不经意间就能造势，不仅能写，而且会说，更牛的是办个会馆招了几千人合着伙到处大写狂吹，和今天的传销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要说不好的表现，除了实际剥夺了妇女社会权利外，也就是吹着干着，到底是出不了独裁的泥沼，孔子的最厉害的徒子徒孙董仲舒老人家更是玩出“罢黜百家”的妖魔化手段；而卫鞅呢，毕竟只是外来和尚，仗着老板撑腰，自以为“实干行天下”，也有平台体现“业绩说明一切”这个硬道理，在将所有人得罪完的同时，到底也是脱离了自己的群体，孤立于或自绝于能写会说之流，那一派都没有人同情他。
深入地讲，尽管孔子在鲁国确实是从草根起步，卫鞅是空降大和尚，但他们仰赖老板亲信的发迹过程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于，他们治理的手段都有惊人的一致，无所谓学派和门户差异的。是不是也可以说，理论上的争议不过是研究者自己堆砌的藩篱，真正用起来其实毫无差异：因为使用者及其对象其实都是人，是人都有相同的东西——人性。
也因此可以说，你得罪了再多再多的贵族都不要紧，问题是你得罪了利益：贵族如果没有占据利益，以及没有维持利益的武装力量，你怎么得罪这帮王八蛋都没人把你怎么样，你都是功臣；但是，你只拥戴一个最大的利益者，要剥夺其他利益群体的财产给这一个人，实际上你就是得罪了最大的利益者——挖老板的台角，甚至是将老板置于利益冲突的烈火之上，你还要不要老板混？！
这样说下去，无非是强调：维护各方利益实现社会稳定的那套分配机制就是制度，“老板混不下去了”等于说老板有可能被其他利益者篡位。
于是，历史一再体现这个道理：尾大不掉虽是独裁老板的心头刺，但治理尾大不掉者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显然，随着老板的反对，随着孔子下岗的，他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素养”目标——礼乐社会不仅没有来临，鲁国公司更是一夜之间，又复辟到了“礼崩乐坏”的景况。
无情的社会现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
尽管智者有雅量，但名利之徒比比皆是。这样的现实不仅不错，反而是社会的必然：初始说，谁家不想过上好生活？再且说，过上了好生活谁不想有好面子？再且说，人上人了，谁人又不想名利双收的好风景？于是，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权力”开始和“权利”较量。必然地，重视私利的独裁者需要制度。而制度化管理之于现实的中心工作，首要是建立武装力量：一是精神上的武装奴役被奴役者，是文化武装力量；二是肉体上的武装防治被防治者，是暴力武装力量。
但是，由于利益被少数人瓜分并被制度化，“短期性”随即成为利益被少数人独占的本质属性。这样的社会制度环境下，是不可能存在永恒王国和基业长青的企业的。可见，孔子及卫鞅这些君子们因终生追求君臣与民众共享太平盛世的“长期性”使命感，对独裁者而言就是理想主义；他们对社会和组织处于不同阶段的思想，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施政方案及其行为，则未必不是暂时性的（与“短期性”经营目标一致）最好的掠夺与镇压工具。那么，什么时候用他们？怎么用他们？什么时候清除他们？则全在君王们视利益流转的情势变化而定了。
甚至于，那些没有被授予重任的君子，也还是可以被君王们利用的。这和今天老板如何利用管理教授、博士或MBA是相同的：首先，“你不是说了那么多大道理吗？这个事情你就去推动一下吧。”甚至老板们不在乎结论是否当时交待的目标，他真正盘算的，是在意你的激情可以挫伤那些尾巴长大老员工的傲气，或激活思想休克的懒汉；其次，考虑到这些管理先生们的言行确实具有“言论引导视听、行为驱除异己”的特征，故而这些人专一针对员工实施的精细管理方案，因其出发点确系用于讨好独裁者，而必然被老板们当作最合适的刀斧：“既然你日夜想着讨好我这个老板（独占利益的独裁者），就要用这把刀对付各个敌人和不安分守己的员工。”当然，在老板的心中一直惦记着“养虎为患”的戒条，他有一句没有告诉你的话：“你不要走得太远了，你一旦走到愈趋位高权重的执行者地位，迟早也要被自己这把刀清除了。”
显然，卫鞅的彻底忠君的命运，其实和一把刀的得宠及其末路命运果真无异。这种感触来自于我近日旅途中所见一事有关：一位年轻妈妈带着牙牙学语的孩子旅行，小孩被某人跌落的书砸痛而哭，妈妈赶紧抚慰小孩，小孩仍旧嚎啕；妈妈于是打了书一下，小孩哭虽弱仍不依不饶；妈妈于是打某人一下，小孩旋即破涕而笑。遥想过往所见所闻，似乎从来妈妈和小孩都是这般相处方才和谐……这个故事虽然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道理，但却是人性的复仇潜意识的表现。再说到卫鞅的行为及其命运。比方说，有钱的妈妈有很多的孩子，既管不过来，也教育不好，于是就需要请卫鞅去做保姆，保姆如何管理以及保姆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和上面所说到的妈妈和小孩的故事差不多是相同的。这个时候，我们会问这句话了：秦国公司的卫鞅，究竟是“那本书”，还是那“某人”？也许卫鞅之法就是“那本书”，卫鞅自己就是“某人”。
孔子则不然，他的心中既想到了君王的利益，也还想到了天下人的利益。对于后者，或者说，即便孔子没有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但他想到了那些男人们的利益。孔子中年后才稍微得了点志，年轻时只能立言，起码也是先从言论上讨好了天下的男人们，有着良好的公共关系基础；卫鞅则不同，年轻时就已经得到了君王的专任，从行为上彻底得罪了天下的男人们，弄得男人们连说话都要娘娘腔，不敢乱说乱动……
可以就“人才不过如刀”论，再说深点。我以为，卫鞅的所谓“法治”，本质上其实仍旧是人治；孔子的所谓“礼治”，当然也是人治。一方面，他们的方案是否得以实施成功，以及是否能够长久，甚至他们的个人命运，均取决于君王。另一方面，在势力过分失衡的社会结构条件下，用一人来强行治理各方矛盾，显然放大了个人的重要性，必然地，这个人只会成为独裁社会的悲情英雄：表面上看，好像是没有卫鞅，秦国变法随时终止，没有孔子，鲁国新政土崩瓦解；实际上呢，则是一个君王一套法，玩法前后不搭界，各玩各的，但利益是统一的，那么，管你卫鞅也好，孔子也好，没有现实意义我就不用——决于利益，阻碍现实意义我就赶远或打杀——还是决于利益。
话说到这，看来，我又要胡扯乱弹了：
原来两不得罪的孔子其实两相得罪，一是因为讨好天下人而得罪了君王，君王有理由不高兴；二是因为讨好君王而得罪了天下人，虽自诩“中庸”，其实被天下人骂作伪君子……
其实，卫鞅的心中只有君王，专一卖弄权术和手段，来帮助君王敛财、聚财和治平天下，他才真的是君王喜欢的“那把刀”。
但是，天下势衰势长，利器终有不利己身之理。卫鞅不能明白个中道理，当然更可能是难以接受“急流勇退”这个道理：从高处看，功名利禄、人人自危；从低处看，独裁寡恩、唯利是图。
孔子也不能明白个中道理，反而以一己之说而干列国之政，当然难以堪当启蒙思想的民主角色；不仅如此，孔子反而是在思想上建起一座六艺城，在向外招摇示威的同时，更极力排斥百家之所长……难道孔子一生计穷，无法施展抱负，真的是时运不济吗？
可惜，苏秦张仪的纵横之说依旧不出俗套，依旧是专一讨好多个或一个独裁者，君子的思想被君王们当作最好的文化工具，终于使得员工除了始终都是跪着的进贡者，也常常是君王相互攻伐的杀戮炮灰……
另外，通过阅读史料和比较当时的现实，我深信并认为，今天我们严格区分的春秋时期的学派与门户差别，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的猜测和个人私见而已，它们在当时是并不太重要的。或者说，顶多可能只是一些民间学者个人方才持有的基本派系之见。而对于求学者的门派选择与取舍，并不一定做了强制的基本限制。比如，卫鞅就是中途改学了法家，鬼谷子也似乎从来没有自认为创立或归属于何种学派。而在用人单位——列国，特别是在君王眼中，人才属于什么学派一点也不重要，或者说，他们甚至于同今天的事业单位、民企老板有惊人的一致：学派（事业单位）偏重“你是谁”，即通常会过分考察人才的学习与师从背景；君王（民企老板）偏重“你能做什么”，即通常会过分考察经历，好弄清楚人才到底可以为他做什么。
这个判断通过孔子周游列国求职，其中有一件典型事例表现出来：卫国君王卫灵公对天下名人孔子大师的到来，先是十分高兴的，谈话间就问到孔子是否擅长行军布阵？孔子是个君子，如实回答自己只会教习礼仪，即只专注于实施规范化管理模式，对带领团队搞军事竞争并不熟悉。第二天，主客再次会谈，卫国君王却只仰望着天上飞过的雁阵，对孔子的大道理明显心不在焉，见此，孔子更语重心长而又明显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有老板用我做总裁，一年小可，三年可以有所成就……”卫灵公不知是否听见，总之是连看也没有看一下十分真诚的孔子。不得已，史书记录当时孔子的选择仍旧是“离开”。
显然，当时是一个重视军事竞争的年代，列国的生存和发展系于军事能力的强弱程度，这和今天很多中小企业十分重视市场与营销是相同的道理。孔子的管理理念及其运作模式，只适宜于资源已经高度集中以及具有独裁组织结构的大企业之内，是不适宜进行外部竞争的。或者说，孔子适宜打造标杆管理模式，而非执着于攻城略地。因此，就个人生活而言，在那个尚武（重营销回款）的年代，孔子是不如那些小小的百夫长（区域经理）的，甚至不如那些不上战场的小卒子（生产工），经常会沦落到上街卖艺乞讨，衣食无继。这和管理大师经常活得比业务经理（业务员）差，实质上是相同的。
孔子不自知，并且直到65岁之前，主观上仍旧盲目自信，客观上选择了继续流浪。但这回离开卫国之后，孔子因见过卫国国君和女人勾肩搭背，加之对卫国有着主观性的判断，更由于卫灵公对其“言过其实”的轻视，故而曾经颇怀怨愤地公开议论了这位君王两句话。
其中，一句说卫灵公“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这句话的意思，和他的弟子总结孔子原先在鲁国离职的原因是相同的：不是孔某人爱频繁换工作，都是他奶奶的国君好色无德！第二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很有名很经典。不过，后世人对于这句话，可惜多只记得前半句，殊不知后半句的体会和表达，才深刻地表达了孔子对人性的理解。
 但无论如何，一幅画卷深深刻在了心存高远的那些后来的所谓志者心中：从此之后，尽管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挫败，但老当益壮和明显“人老心不老”的孔子，直至70岁前不久，他的心中始终都燃烧着理想国式的“大同”激情，流浪呼号于列国之间，持续着他悲情而伟大的求职生涯以及思想传播之旅…… 此刻，我的眼前似乎看见一位行色匆匆、面容憔悴的老人，站在当时还浊浪排空的黄河大峡谷边，面对着大河向东不断地奔流，不禁浩然凄鸣： “斯者如逝夫，不舍昼夜……”  其四，何去何从？ 呀哎，民主确实距离那个年代太久远了…… 但是我以为，过分夸大，甚至是过分神话的中国古代贤人政治的出现及其演进，不仅说明民主始终没有被重视，反而说明“贤人”及其学说其实一直只是个谎言。甚至于可以狭隘地说，即便到了今天，孔子的故乡，其实也不讲仁义道德那一套大道理，他的后人们仍旧是要将旅游门类的正当生意和不正当的勾当进行下去的。再者说，老庄哲学并不比之高明，甚至比之佛的忍耐更加灭绝人性。因为在我看来：所谓民主，即是首先就必须要随时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所谓民主管理，即是首先就必须要随时确保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并不得损害他人的需要。 显然，独裁社会或组织存在的目的，并非如此。老板之道，一般是这样的：一方面，普通民众不过是他们的奴隶和驱使对象，君子们一般都是帮他们管理奴隶的策划帮凶或刀器；另一方面，独裁者偶尔也允许异端邪说的思想者存在，利用他们暴露需要打压的矛盾，同时他们搞搞新意思，也是可以换点口味的。 呵呵，原来说了这么多话不如下面这句话简单明了： 老板喜欢你只为他一个人赚钱，但也需要有更多人给他赚钱，更喜欢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他钱赚。 这其实就是三个不同的老板需求层次和用人时机。说来如此简单，但是，一般时候，老板是很清楚的，人才未必清楚；有些时候，老板是很不清楚的，人才就更不清楚。前者自然有了卫鞅的疾风飞扬和孔子的末路流浪，后者有了列国争雄的此起彼伏和薄冰上的焰火狂欢…… 那么，什么是人才之道呢？ 孔子代表高级人才总是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但曹操代表大老板却在沉吟：“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孔子一生襟怀不曾开，临到晚年，遽然逐年漂泊，最后连有些弟子也开始了说一套做一套，甚至也有弟子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临终前的孔子，到底是绝望，还是惊醒了？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毕竟他除了个人继续坚守“君子固穷”的自尊心之外，颜面无存的他不免经常发出悲哀的绝唱：“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我想，除了孔子的学说确实让后世很多年的独裁政体得以长期稳定之外，当时孔子周游列国也堪当诺贝尔和平奖了。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个大道理太大，各国兄弟还是经常要手足相残、你争我夺、熙攘为利的。 而我之所谓的“民主”，它的实现之道在哪里呢？ 话先要回到文首所说的“资源”多寡及其如何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这虽然只是本质问题的表象，但也隐藏了解决问题的出路。从策略管理上讲，毕竟人蛇共处，必有患毒之时，但“百步之内定有解毒之草”。可是，为何个别国家经常“爱”用外来和尚呢？说来说去，引进外来和尚好当刀使：不是要你懂国情，你懂了就和自家“子弟兵”一样“狡猾大大的”了。像这种认定自己人中有能力、有思想的，都是心怀不轨之徒，已经成为了数千年来的独裁者的基本心理常态。或者也可以说，这些独裁者因为害怕内部人超过或取代自己，不如干脆直接对外公开贬低他们的能力与思想。这个时候，外来和尚及时提交了一份如何杀头和制约奴隶们的三六五等评价指标体系，独裁者焉能不欣然采纳呢。 因此，我以为，世上从来都是先有私欲，然后有独裁架构；先有独裁架构，然后有五蠹横行；先有五蠹横行，然后有分配不公；先有分配不公，然后有禁灭人性；先有禁灭人性，然后有德行管理；先有德行管理，然后有思维禁锢…… 君子说，春天已经来临，万物呼唤复苏。但君子也说，这个春天，似乎还看不见种子的萌动。而欧.亨利早就写过：“每当雁群在夜空中引颈高歌，缺少海豹皮衣的女人对丈夫加倍的温存亲热，索比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焦躁不安、翻来覆去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冬天已近在咫尺了。” 即便是民主的核心确已找到，但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将何去何从？ 所幸，我没有像孔子那样流浪于晚年，眼前并非暮气一片。但孔子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其执着的意志力，不仅让我们坚定地燃亮智慧火炬，更激励我们要将民主之道鹰扬于世…… 我要告诉每个人： 所谓民主，即是首先就必须要随时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所谓民主管理，即是首先就必须要随时确保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并不得损害他人的需要。 (1) 王健文，生于台湾花莲，读书在台北，成家在台南。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系。着有《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等。 （2) http://baike.baidu.com/view/88041.htm (3) 详细见孔子弟子书，具体历史背景参见《左传》等史书。 (4) 存疑。《史记》说再次往返过，而过多数后世史家均认为孔子始终蛰居在卫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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