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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新的概念、新的口号总是后浪推前浪般地层出不穷，给人以新鲜感、给人以振奋感，但新鲜与振奋过后不久就会出现厌倦与疲惫的现象，可见国人在对待标志性语言的态度上“喜新厌旧”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这其中有其符合人性的合理性原因所在，但显然也有不符合简单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情况存在，而最典型的，就是对待“实事求是”的态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特别是“实事求是”这一词汇已经到了很多人熟视无睹的地步。非常遗憾的是，最基本的道理往往被最无视地对待着！今天“实事求是”已经嬗变成了人人都不会反对却又在行动中人人都有所反对的奇怪词汇，要想真正地做到实事求是，其难度有的时候真的是比登上青天还要困难。
“实事求是”的难主要难在两个方面：
难的第一大方面在于不知道什么是“实事”，无从准确地判断实事的状态。这跟我们的见识、跟我们分析判断事物的方法有着重大的关联 关于见识方面，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重土轻离”的国家，人民对于自己栖息的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念之情，这当然有很多的好处与优势，特别是对于沉淀本地文化的特质与凝聚人心方面有着莫大的正面效应。但显而易见的劣势就是见识的短缺，而且这种见识短缺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状况，而是一种“集体性见识短缺”。在此种环境之下，少数精英分子在外地游历学习以后回到自己的故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出来与大家分享的时候，众人更多的是一种“看戏”的心态，而不是把自己置入情景当中进行对比，更遑论要去对自身实施“改造”了。 其实，“见识见识”必须要先“见”而后“识”。对于芸芸众生的个人来说，“树挪死、人挪活”、“百闻不如一见”确实是至理名言，在挪动与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长出很多见识，受到很多启发，开阔很多思路。但是这种新式生活方式的建立有赖于很多外在条件的支持，其中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制约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更大，因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目前单靠个体自觉的见识扩大其最终的效用是十分有限的。 要想根本性地达到大范围和整体性的“见识扩大”，必然涉及到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的改变，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初始时是制度的作用更大一些，而后就是制度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当中而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了。 举个例子，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尤其是掌握一定实权的官员的见识大小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巨大，是“高影响因子”，对于他们就特别适合进行“见识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下情”的见识如何，二是对国外同类管理领域的见识如何。现在的现实是不少官员到下面是“走秀”，到国外是“走穴”，半遮半掩甚至偷偷摸摸的大有人在，搞得一旦他们的行踪在社会上被披露以后，往往群情激愤，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案例如前段时间浙江某地一帮官员集体“腐败出访”而招致丢官弃爵）。 其实，类似以上这样的政府官员出外考察“需求”是十分庞大的，从长远来看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就像当年大禹治水一样，与其想方设法的去“堵塞”，还不如因势利导地进行“疏导”，把隐形的需求“显性化”，把非正规的要求“组织化”，设计出一种“双赢”的制度来加以规范。譬如建立一种制度，要求所有希望到国外考察的官员，都要事先在政府官网上面预作公告，说明你出国的目的，时间、地点、个人的专业特长、所在部门对应的国外机构、个人的业余爱好、你初步的预算计划等，在这些信息下面接受所有访问者的问题咨询，这些咨询可以各色各样，既有网民对于你特定政务方面的访问要求，比如要求你考察一下欧洲的社区建设方法；也有另外一些更生活化与个人化的要求，如希望你能够拍一些塞纳河畔夕阳西下的照片，讲几个你所见到的国外教育孩子的真实故事……如此等等，你在出发前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纳整理，这样你就带着“神圣感”出发了，不似以前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了，事实上也在无形当中强化了你的观察能力与分析能力，而在心境坦然的状态下面，在享受自我又能够惠及众人的心境之下，你的能量发挥状况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当这些官员回国以后，要根据不同的人员情况对他们进行出访成果的“考察”，最大的变化是面对的考察对象不是纯上级部门或人大政协等，而应包括先前在网络上面提出过要求的那些网民。一般情况下你至少要在网上回答一些先前的典型提问，要求图文并茂；特别的情况下你需要召开一个类似于新闻发布会的宣讲会，用语言、图片、视屏等告诉那些关心你行程的人们——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的差别是什么？自己的思考是什么？当然也可以穿插一些逸闻趣事甚至是八卦故事，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听众进行提问与互动（宣讲会也可以以事先录好的视频形式放在网上供大家下载观看）。 总而言之，必须在制度设计中把原来不可避免私人化的东西尽量赋予组织使命的“神圣感”，达到个人与组织双满意的“双赢”效果，这样才能够整体提升政府官员集体性的见识水平，也间接提升了广大民众的见识水准。 类似以上对政府部门的“见识管理”，也可以扩大到企业、学校、社会团体等广泛的组织当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从判断实事状态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所运用的一些判断方法存在着重大缺陷，而这些缺陷的根源又与我们的文化习惯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在某个时点上，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的漂亮，但在一个时段上，特别是比较长的时段里，就比较难有持续性的好的效果。 进一步来分析，是因为感性判断基于的理由往往都比较表面化，而且受周围气场与氛围的影响特别巨大，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种处理事物的方法是容易被外界操控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义愤填膺反对的东西在你的内心深处是站不住脚的，但你已经“脱口而出”了，一旦面对大众“脱口而出”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做出了公开的“承诺”，这种公开承诺在“面子”的作用下是很难自我撤销的，这就造成当你冷静下来以后发现自己内心非常的痛苦与矛盾——是承认事物本身的事实还是坚持自己已经承诺的事实？在两种事实之间，当事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王石在汶川大地震后在其博客上的几句比较理性的话语，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十块”、“人格高不过坟头”等侮辱性的语言铺天盖地，大有铲除王石而后快的味道。但这个是事实吗？当我们把眼光看得更远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王石真的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为数不多的酷爱“干净”而且极具公益人格的人物之一，在房地产这样一个“烂人”辈出、污水横流的行业内部，像王石这样洁身自好，二十多年没有绯闻，不做老板甘当经理人的例子实在不能举出几个。那些当时把王石骂得狗血喷头的人士，对照一下地震前后王石的所有“行动”，特别是汶川地震不再成为焦点的今天，你自己为灾区还在做什么与王石在做什么进行对比的话，恐怕会自惭形秽的。 回到感性与理性的话题，进入2008年份，一个全新的词汇“科学发展观”横空出世了，其出现确实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相对应的，笔者认为，对于科学精神相对缺乏的中国来说，首先应该学习的是科学当中的理性精神！2009年如果有人还要来忽悠，我们也希望他们是“有根有据”的科学忽悠！
（下一楼还有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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