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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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毛泽东在打仗时 “用兵真如神”，他的文章也是“用字真如神”，可谓是出神入化，字字珠玑。
　　
　　事实上，毛泽东文风的形成，除了少年时代积累的古文功底外，还得益于他所掌握的一些现代新闻学的观念和理论。蔡元培在1918年10月批准成立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新闻教研机构，毛泽东就是从这个研究会中走出来的第一批学员。
　　
　　新闻记者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18年立秋后。在当年的10月14日的晚上，他走进了北大红楼第16教室，亲眼见证了校长蔡元培主持成立“北大新闻研究会”，并有幸成为它的第一批学员。
　　
　　早在来京之前，毛泽东在湖南已小有名气。因为地处交通要塞，经常被各种军阀打劫抢掠，他所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特别增设了一门“兵式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又把全校编成一个营，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毛泽东是直属第一连上士。
　　
　　1917年底，桂系军阀谭浩明大败湖南督军傅良佐，傅良佐率领残兵仓皇出逃，湖南一师就成为他北撤的必经之路。面对溃军，校方决定让全校师生躲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跑到校长室，力劝校长“离校不如护校”。校方权衡再三，决定听从毛泽东的意见。而被师生誉为“浑身是胆”的毛泽东则协助校方，领导全校的学生志愿军投入到“护校”的运动中。溃军接近学校时，毛泽东号令学生志愿军一边放鞭炮，假装是放枪，一边高喊“缴枪没事”。傅军不知虚实，阵脚大乱，纷纷举出白衬衣缴械投降，年仅24岁的毛泽东不伤一人，就带领一帮书生缴了数十倍于己的士兵的枪，成为护校的功臣。
　　
　　由于机智果断，足智多谋，毛泽东深受师生的拥戴。但他总是感觉知己太少，活动范围太窄，他很想到更大的范围去结识更多的朋友，于是他想到了征友。
　　
　　征友赴京
　　
　　毛泽东以自己名字繁体总共的笔画数，取了个“二十八画生”的笔名，然后向长沙各校发出一则《征友启事》，称要寻找“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有志青年。
　　
　　但是，由于“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太过搞怪，很多校长都认为发贴的人不怀好意，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干脆认为这个人是为了到本校找女生谈恋爱，便一气之下找到了毛泽东的校长，称如果不对这个学生进行管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当他得知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救国救民、改造社会时，才放下心来。
　　
　　征友启事发出后，几个人陆续来信，其中长沙一位署名“纵宇一郎”的中学生给毛泽东写信约见，这个人就是罗章龙。毛泽东与罗章龙见面后，相谈甚欢，于是在1918年4月，毛泽东和校友蔡和森以及罗章龙等人发起组建了新民学会，决心要改造旧世界，开辟新世界。但是理想总归是理想，对于几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毕业之后何去何从，是他们当时亟需面对的迫切问题。因此，毛泽东召集了新民学会成员开了一场商讨会，决定集思广益，为未来找一个出路。
　　
　　在这次商讨会上，多数人主张留在湖南谋发展，但是年纪稍长的何叔衡却认为，应该趁年轻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并建议去日本留学。争论过后，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并选定由年纪最小的罗章龙先东渡日本，探探情况。罗章龙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登上了轮船，但是当他乘船抵达上海时，却听到了一则东京警察向日本华侨动粗的消息。这则消息，让罗章龙一气之下取消了赴日的念头，返回了长沙。
　　
　　赴日计划暂时搁浅，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又陷入了对未来的彷徨。不久，被北大哲学系聘为教授的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传回了这样的消息：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等人借此筹建了华法教育会，组织中国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刚刚毕业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继续求学的理想途径，便发动新民学会的会员参加。因此1918年立秋后，毛泽东一行24人辗转来到首都，准备考取北大留法预备班，接受半年培训，然后到法国勤工俭学。
　　
　　阴差阳错入新闻研究会
　　
　　来到北京的毛泽东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他决定赶紧找个工作来缓解一下。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叩响了恩师杨昌济位于豆腐池胡同15号的家门，杨昌济开门一看，来人是自己最喜欢的学生，异常高兴。
　　
　　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和蔡和森住进了杨昌济家前院南房靠院门的房间里。为了帮毛泽东找工作，他把毛泽东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去找李大钊时，蔡元培刚好在香山避暑，于是李大钊找到总务长蒋梦麟，说图书馆需要一个书记员，蒋梦麟代蔡校长批准毛泽东进图书馆做书记，月薪十七元。
　　
　　由于当时北大图书馆正从驸马府公主楼向红楼一层搬迁，毛泽东并没有立即上班。他听从李大钊的建议，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
　　
　　说起北大新闻研究会，首先要说说中国新闻教育的鼻祖徐宝璜。
　　
　　徐宝璜被认为是学界神童，他18岁从北大毕业就考取了官费留美，前往密歇根大学学习新闻。学成归国后，他先在梁启超办的《晨报》做编辑，后来因为父亲和蔡元培是莫逆之交，他被蔡元培聘为秘书，并在北大政治系开设新闻选修课。
　　
　　当时的徐宝璜只有23岁，却已经是教授。然而除了教好新闻课，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去成立一个新闻学的研究会。比他年长8岁的老革命学生谭平山因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看到各种学会诞生的消息，便向徐宝璜建议，应该成立一个“新闻学研究会”，以让更多的人学习新闻。徐宝璜听后很动心，便向蔡元培作了汇报。对于这个计划，蔡元培很支持，并亲自主持了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仪式。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蔡元培兼任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徐宝璜则是副会长兼导师。半个月后，徐宝璜又特地外聘了当时的《京报》老板邵飘萍担任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每周一和周三的晚上由徐宝璜主讲新闻原理，每周日上午，则由邵飘萍主讲办报细则、采访技能等报业实务。
　　
　　新闻研究会是收费的，校外学生全年会费是12块大洋，毛泽东因为只上半年课，缴纳了6块大洋。为了离上课地点近一点，他和蔡和森从杨昌济的家中搬出，与另外6位湖南同学在沙滩北街合租了3间小房，月租每月5元大洋。
　　
　　结识恩师邵飘萍
　　
　　加入新闻研究会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但是与班上其他活跃的学员相比，初来乍到的毛泽东显得有些落落寡欢：谭平山是北大的活跃分子，正是他向徐宝璜提议，才有了这个北大新闻研究会；陈公博是新闻研究会的干事，还担任研究会学术专刊《新闻周刊》的新闻部主任；就连与毛泽东一起来京的罗章龙也顺利考上北大德语的预科，摇身一变成为正宗的北大学生。
　　
　　与这些学员坐在一起，毛泽东注定要黯然失色。但是他并没有懈怠，每逢周二周三晚上，他还是坚持走进红楼，去听徐宝璜讲授西方新闻理论，星期天的上午，去听邵飘萍讲授报业实务。但是相对于徐宝璜，毛泽东对邵飘萍印象更为深刻。这不仅因为他从邵飘萍那里学到了一般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邵飘萍的乐善好施。
　　
　　因为崇拜邵飘萍，毛泽东经常上门求教。邵飘萍虽然事务繁忙，但总会抽出空来热情接待。遇到毛泽东经济拮据时，他总是慷慨解囊，加以接济。因此，毛泽东一直把邵飘萍看作是北大红楼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后来，他曾在多个场合讲起过邵飘萍对他的恩德。1974年一次接见外宾时，已是81岁高龄的毛泽东仍然谈到邵飘萍，说他的思想和人格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对于徐宝璜，毛泽东却只字未提。
　　
　　在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迅速掌握了现代传媒的理念，并学会了办报的方法，特别是邵飘萍总结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巨大舆论功能，对毛泽东日后的新闻实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8年11月，北大图书馆搬迁完毕，毛泽东开始在图书馆上班，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虽然位卑事琐，但是这份工作却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新事物的广阔天地。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说，红楼图书馆第2个阅览室是报纸阅览室，这个阅览室对研究新闻的人非常重要，“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在报刊阅览室工作，相得益彰。北大课堂是对外开放的，但图书馆资源有限，只对本校师生服务，所以毛泽东如果没有这个位置，会失去大量研读新闻的机会。”
　　
　　获结业乙等证书
　　
　　毛泽东在北大很渴望结识朋友，但当时的北大，没有几个人会在意这个默默无闻的外地青年，这让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在《西行漫记》中，他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对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两个月后，北大的期末考试临近了，研究会的学习暂时停止，毛泽东仍旧在图书馆做书记员。1919年初，毛泽东因母亲病重，不得不南下回乡。回家之前，他打算先乘火车到上海，为即将赴法留学的学生送行，于是跟同学借钱买了一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并借着这次难得的旅游机会，游了泰山，拜了孔庙。等他到了南京时，已经身无分文，而且自己惟一的一双鞋也被人偷走了。毛泽东光着脚丫举目无亲地四下张望时，恰好认出了一个从湖南来的老朋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买了一双鞋和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到达上海后，毛泽东得知出国的同学在经费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便设法向正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的章士钊求助。毛泽东从章士钊那里筹得了两万元，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作学生出国留学的经费，剩下的则被他带回湖南，用于以后的革命活动。
　　
　　1919年10月16日，在毛泽东的母亲去世11天后，开办一年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结业典礼，为这一期的55个学员颁发结业证书。虽然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只上过三个半月的课程，而且当时他本人并不在场，但是蔡元培仍然认可了他的学业，并为他颁发了乙等证书。
　　
　　湖南《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开始把从徐宝璜、邵飘萍那里学到的新闻知识应用的实践。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在担任《湘江评论》主编期间，他自己做编辑做记者写评论，自己拉广告跑印刷厂，使《湘江评论》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型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销尽，后又加印了2000份，从第二期开始改印5000份，仍供不应求。
　　
　　《湘江评论》的成功与毛泽东的办刊风格有很大关系。胡适晚年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这话说得很真诚。《湘江评论》全部使用白话文，在创刊号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把深奥的道理说得如此浅显易懂，自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因此当毛泽东把《湘江评论》寄给李大钊后，李大钊说，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一份刊物。
　　
　　《湘江评论》在第二、三、四期连续刊登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文中，毛泽东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分析辛亥革命教训的同时，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民众大联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影响，也让湖南军阀盯上了毛泽东和他办的《湘江评论》。8月中旬，在军阀张敬尧的干涉下，出版了4期正刊和1期增刊的《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毛泽东接手了湘雅学生自治会创办发行的《新湖南》，结果又被查封。
　　
　　毛泽东大祸临头，他决定离开湖南，到北京去寻找驱张运动的支持。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只是与第一次来京相比，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穷学生一跃成为驱张请愿团的团长和湖南《大公报》的特约记者。这一次，毛泽东住在北长街20号的福佑寺。历来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的毛泽东，在这里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自任社长，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宣言。毛泽东的恩师邵飘萍虽然此时正远在日本流亡，但仍拿出100块大洋，支持毛泽东的“平民通讯社”。
　　
　　白天，毛泽东组织旅京湖南人到新华门总理府、前门等处游行请愿，打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标语；晚上，则在福佑寺挑灯夜战，为《大公报》奋笔疾书。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毛泽东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并陪恩师杨昌济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杨昌济在临终前给已是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写信说，毛泽东和蔡和森是前途远大的海内奇才，“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当时的章士钊未必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但是因参加北大新闻研究会而进入新闻界，并进而步入政坛的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恩师的预言。在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一直尝试着用笔杆子去影响社会，改造社会，即使后来他拿起了枪杆子，手中的笔也从未停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