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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小节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要看放在什么样的场合。在自己家里随意躺坐，把二郎腿放在桌上也可以，只要太太不发怒。在外交场合就大大不同了，外交官代表国家形象，一举一动都得合乎礼仪，稍有不慎，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夸大歪曲。新中国外交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例子，驻外大使举止不雅的行为被记者偷拍，一张“不雅照”导致了一个大使命运的改变。
国庆招待会上被偷拍
王任叔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应该不会太多了。
他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前，因为参加“左联”和进步文学活动，两次被上海巡捕房和南京政府关押。后来在印尼，又被作为战俘关押并驱逐出境。可以说，王任叔为革命先后坐牢三次，功劳、苦劳都不小。
他还是一位作家，曾经用锋利的笔，写出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他还先后编辑了《译报》副刊、《爝火》、《大家谈》以及《申报》副刊《自由谈》，还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又以巴人、八戒、行者等各种笔名写了大量诗歌、杂文。因而，有许多人评论说，王任叔在上海作家中，是从事抗日活动最活跃、写出的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有革命经验，文笔好，一身文人气质，还略懂外语，建国初期，王任叔被看作是搞外交的好坯子。
1950年夏天，王任叔带上几位外交官，去印度尼西亚，出任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可是好景不长，王到任仅仅一年，就栽了一个大跟头，被下令调回。这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事情还得从一次国庆招待会说起。
1951年国庆节，王任叔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主持了一次庄严而又隆重的国庆招待会。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国庆招待会的意义自不待言。因此，王任叔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天天气有些热，来宾也多，宾主尽欢，两个小时的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当来宾们带着满意的喜悦，留下不少赞美的话一一离开后，王任叔紧张的心情随即舒展开来。他东看看，西看看，脑子里反复想的是，他在客人中的活跃周旋和来客们的喝彩。
接着，一种成就感使他有些陶醉，有些飘飘然。当发现招待会场地上只剩下使馆工作人员时，他便有些忘乎所以了。王任叔大吼一声：“同志们！我们可以歇歇脚了！”接着，他直接把自己的上衣脱掉了。阵阵凉风扑身而来，让闷了两个小时的身体顿觉舒畅。但王任叔仍然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把衬衣也脱掉了。这时，王大使情绪又一次振奋了起来，他光着膀子，走到酒台前，拿起一瓶饮料，举起就喝。喝了一口后，他还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大家辛苦了！”说罢，举起饮料瓶，又猛喝了一口。
正在此刻，也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个外国记者，在谁也没有发现的那一刹那，他端起相机，对准王任叔粗野喝饮料的洋相举止，连续按了几下快门，便把王大使这一不雅的姿势拍走了。
大使被调离外交部
王任叔的这一行为不是一时冲动造成的，而是长期养成的自由散漫、不拘小节毛病的就地复发。他被人偷拍，在场的许多人都没有发现。有的人看到了，但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外国记者早已扬长而去。
王任叔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被拍到，甚至有人从侧面讲到此事，王也不以为然：这有什么了不起，招待会已经结束，我们是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还不能脱下衣服松快一下。这些记者又偷偷摸摸回到我们使馆里乱拍，不管他出自什么目的，是友好，还是别有用心，都是无济于事，很无聊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说，老子忠于职守，南征北战，国内国外，枪林弹雨，在蒋家枪口下，我都平安无事。一个记者在这个地方还能翻腾出什么大浪？俗话说，脚正不怕鞋歪。敝人怕君子不怕小人。我虽人在他乡，但对小人的小动作，何惧之有，螳臂挡车，不足挂齿。
但很多事情往往都会超出自己的主观想象。
当夜无事。第二天清晨，在印尼各大报纸上，出现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新闻，还刊登了招待会的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王任叔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的镜头。有的报纸在刊登这幅照片的同时，还添枝加叶地进行了一番歪曲说明，从而大大丑化了王任叔的形象，丑化了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形象。
这一不雅照事件事出有因，在印尼，很多人表示理解，同情。但是，当时在国内那种纪律严明、个人自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年月，像王任叔发生的这类事，很难博得同志们的同情。即使有人在内心里有所同情，也不敢讲出与领导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大家普遍认为：王任叔不拘小节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就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可怜巴巴的王任叔，被调回国后，在招待所休息了一段时间，被调离了外交部。
悲惨的晚年
离开外交部后，王任叔竟然有两年之久没有正式的工作去向。1954年，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文学出版工作。这是他的老本行，他原本可以在这个领域大展身手，做出一番成绩。可是，不雅照事件给他带来的霉运似乎并没有远离他。
1957年，爱舞文弄墨的王任叔写了一篇叫《论人情》的文章，结果遭到党内一霸康生的批判。文章里其实没写什么过头话，但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给你扣一顶帽子很容易。于是，《论人情》成了大毒草，王任叔的日子不好过，尤其在“文革”时期，他是挨批、挨斗的重点对象。
遭受多重折磨后，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浙江大堰。有关部门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他被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在家乡一个侄儿的带领下，王任叔背着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一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50年前，他赤手空拳从这里走出去，50年之后，竟然又孑然一身回来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一开始，在一种美好期望的支撑下，王任叔整理干净小木屋，投入到自己很早就已经动笔的印尼历史一书的修改中。他没日没夜地写，早已成为乡亲们相传的话题。
通常人们会说，意志坚定的人不会被困惑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个时间剩下不多的老人了。他能忍受孤独、忍受政治压抑，但是，他担心自己等不到冤情平反就离开人世。
他苦恼到了极点，多次写信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要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过多久，他的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发作。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寒冷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老人的精神分裂症日益严重，王的侄子担心会有什么意外，两次给北京写信，要求派人来大堰安排他到外地治病。然而，两次离乡都没能治好他的病。1972年，王任叔的病情再次恶化，不久，这位曾叱咤文坛的老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3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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