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什么要学习儒家管理学

儒家管理学

                    为什么要学习儒家管理学
 为什么说儒学是一门组织管理学

   组织是互不相同的个体相互协调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有序群体,前提是有了差别和分工,这样才能互不相同。组织作为动词的意义是:把无序的分散个人凝聚为有序群体。

“相互协调”定义为占多数的个体按照同样的规则分配生存物资、生存空间或其它财物。配给制、俸禄制和市场制是三种不同的分配规则.按军功行赏、跑马占地、圈占公地等也是分配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很难长期维护一定地域上的群体协调.在有些短期存在的分配规则中,被分配的对象不只是财物,还有人,如奴仆或妇女。

“相对稳定”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几百年)里,群体中生存的个体数目不出现不可逆的减少,而且不出现协调规则的失效.协调规则在西方常称为竞争规则或“游戏规则”,如考场规则,市场规则等.协调规则能保证占多数的个体合为一群,组成社会,否则,社会解体,离散为个人或小群体。

研究如何才能使一个群体相互协调而且相对稳定的学问，就是组织管理学。

西方人要把这门学问分成管理学，经济学，法律学，其中又要把管理学分成组织行为学，管理沟通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这是西方人的思维特点和文化背景造成的。

下面来看看中国的一篇组织管理学名著——《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现代一些中国人这样来翻译：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阐明完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人民成为新人，在于达到道德上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

今天的中国人看了这样的语句，当然不明白它究竟是在说什么，当然就更不能明白这些话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组织管理方法，于是只好把儒学说成是哲学，因为哲学就是讨论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的。

我们的翻译是：“把学习生存延续的本领扩展为在群体中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原则和方法, 有三个路径. 第一, 公正地公开地取得物质收益并且仗义疏财.第二,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其他人. 第三,做事情考虑社会效果,当多数人都说好的时候,就适可而止.。”

    大学之道中的“大学”，直译是最重要的学问，如果采用现代术语，就是正式组织的管理学。这段话是对管理机构的领导说的，亲民中的“民”是被领导的成员。

大学开篇就告诉我们组织管理的三个最重要的方法，而且每一种方法都明确和具体，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人类组成社会以后就多了一种性——靠历史文化凝聚成的群性（社会性）

为了保证群体中生存的个体数目不出现不可逆的减少，群体中的个体常常合作育幼、合作抗灾。为了不出现协调规则的失效，群体中的个体之间要共有一定数量的信息，并且相互交流信息。无论是交流信息，还是分工合作，都会相互覆盖，即相互之间排他性地占有他人时间。动物社会中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人类的社会性与生物有所不同。

凡是动物，都要吃要喝，要繁殖后代。战国时有个人叫告子，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这两件事：“食、色，性也。”

   孟子精辟地指出告子这个说法太片面了：即使在低等动物中，多数种类的本性也不只是食和色，还有第三种：群——社会性。这三类本性在生物学中也叫本能或内驱力。“食、色”是人和低等动物的共性。人类还有与低等动物不同的特性：用时间纽带相互联结成群。这种群性与蜜蜂、蚂蚁用生理纽带联结成群不一样，也与牛、羊、猩猩用雄力纽带联结成群不一样。时间纽带是历史文化的纽带，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基本的道德准则，例如孟子强调的“义”，也就是不伤常人和不负恩人；孟子还推崇孔子强调的“仁”，也就是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和克己为人。

    有的读者会想，低等动物也不伤同类，甚至也能不负恩“人”。这些读者把同群与同类搞混了。动物学家用老鼠做过实验，老鼠辨别同群老鼠靠闻气味，它们对于不是同群的老鼠非常残忍，往往是格杀勿论。人类就不同了，识别亲人有许多方法，识别同乡主要靠语言，而且，即使不是同群的人，也不会见面就开战这取决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现实格局。

    社会性也叫组织性。同类个体之间有了差别和分工，互不相同的个体相互协调，就有了组织。家庭就是一种组织。较高级的动物都有雌雄差别，这是组织的基础。不过，如果只有雌雄之间的差别与协调，那还只是“色”性，还不算是“群”性。

    原始氏族社会大都是由亲族组成，辨认血亲的依据是图腾：不但会说那个语音，还能履行有关的仪式，说出图腾与自己的祖先的传说，理解图腾是自己死后的归宿等等。因此，在人类社会之中，时间纽带是相互协调的基础，也是组织管理的基础。无论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和后来的文明社会，相互协调的基础都是时间纽带，也就是历史文化的凝聚力。

    《五经》中的第一经《诗》中，不但记录了时间纽带，而且体现着儒家管理学特别重视的时间纽带——道统。《诗经》有四部分：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是民歌，常常是男女对歌，是中华文化在周代民间的展现；小雅和大雅是独唱，是中华文化在士大夫中的展现；颂是合唱，是历史的积淀，颂扬列祖列宗：周颂是周天子的时间纽带，鲁颂是鲁国的时间纽带，商颂是宋国的时间纽带。商本来是周的敌人，周灭了商，可是周还是允许商的后裔保留自己的时间纽带。这就是儒家说的“通三统”。

《五经》中的第二经《尚书》一开始，就是记录尧舜时期的时间纽带：文，也就是烟火图腾。我们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子民，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文嗣”，都来源于这个时间纽带：炎是火焰的作用，黄是火焰的颜色，华是火焰的光华，夏是火星值夜的季节，也是夏朝的名。

    儒家尊重的道统，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时间纽带：伏牺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汉唐宋明清，颜孟荀董，韩（愈）周（敦颐）张（载）程（颢、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曾（国藩）。

尊重道统，不是不要创新。上面这个道统序列中的每一个先贤，都作出了十分伟大的创新，使得中华民族在与东亚环境相“磨合”的过程中，增长了可持续的智慧和能力——从孔子开始“儒家所讲与当时贵族阶级所守，貌同而实不全同。‘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此等皆儒家所创新礼也”。孟子“承认士君子礼乐的生活，亦可谓是文化的生活。此与贵族奢侈生活貌同而情异”。荀子主张“去世袭之贵族而以才智为等级”。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荫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现在有些人把创新单纯理解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实在是拣了芝麻， 丢了西瓜。制度的创新才是最大的创新。

    近现代大一统社会同样靠时间纽带相连接：“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具有合法化的基础……其解决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形上、神圣、纯正、本体的天（或神，或科学规律）来规范实际的政治秩序，使实际的政治秩序获得一个合理的存在基础与超越的价值源头。”

欧美选举代议制国家的超越基础是“神”，所以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要把手触按在《圣经》上宣誓。英国的国王和教皇是同一个人，民选首相宣誓效忠国王，和美国总统手触《圣经》宣誓的含义是一样的。苏联开创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超越基础：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时间纽带，也有与《圣经》类似的形象物，如原著（含著者像）或著者像或语录。

西欧的文艺复兴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复兴，而是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的复兴，也就是欧洲理性道统的回归。相当于中国道统在六朝中断之后，在南北朝末期开始回归。不同的是：欧洲有三个道统，除了理性道统之外，还有超越道统和法制道统，超越道统是基督教或天主教，法制道统源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在中国，理性道统、超越道统和法制道统是结合在一起的，法制道统在儒家管理学中不但包括民法和刑法，还包括礼。

道统是较大地域上组织管理的核心纽带。儒家管理学的道统落实到操作层次，就是《大学》开篇的所说的三项内容：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

    中国的超越基础源于家庭观念，外在表现是祭：“礼之最重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据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消极的弭解人类之冲突。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类此等心理状态，认为根于天性……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绵延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

有了超越的价值源头，才有可能把不同地区的互不相识的人们凝聚在一起，这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差异所在。只有人类才能把“统”扩大到从来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的群体之中，也就是儒家说的大一统，这个“大”是动词。

    儒家尊重道统，主张大一统，是一种思接千载，视接万里的博大精神。它的现实意义是：在国内不割断历史，在国际关系上奉行天下观。天下太平（平天下）不但是孔子的理想，也通过孔子著的《春秋》而融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中：“孔子虽据鲁史（即国别史），而所记注重当时霸业，即国际史、世界史也。孔子开始为平民社会创作流传一部世界史，而寄托了孔子对政治、社会的许多意见，故又曰：‘其义丘窃取之矣’。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而孔子即为中国最伟大之史学家，又为第一史学家也。”天下观是体现在儒家传统中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博大的民族主义，扬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儒家的大一统的理想不是大一律，大一律是基督教的精神，也是工业科技知识的内在需要。大一统反对大一律，保护多样性，正如历史上保护多种多样的宗族和民族。大一统要求一个纯正的开始，目的是减少非理性的纠纷，控制文明冲突的规模，争取和平互动，把文明的冲突化解在人类共识的可持续努力之中。

文明的差异是真实的、基本的，在当今世上，以及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个人、民族和国家能离开某一特定的文明而超然独在。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不一定也不应该表现为武装冲突。文明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在相互激荡中自我定性与定位，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互融中重新获得各个文明的特异性， 在多元世界中保存及发展各自的独特性。中国历史证明，儒家文明从未因文明的差异挑起与它国的武装冲突。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儒家文明仍将是消弥国际武装冲突的和平文明，是促成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是可持续的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这也就是《四书·大学》中所说的“平天下”的含义。

儒家管理学及其实践应用的八个阶段

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不是西方的任何一门专科，而是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参见图一：

天人合一的自然科学    \历史型的修心修身学/          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
 
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识事物、识字句
 识规律
 不自欺
 志向
 知行合一
 组织管理+工程技术
 中庸权衡
 
中：璇玑仪、尚书、论语、文字训诂；

西：博物分类学、圣经 《生物学》
 中:易经易传、黄帝内经；

西：数理化、《科学史》
 中：诗经墨子、邹衍荀子；

西：哲学、《心理学》
 中：中庸、孟子；

西：神学、《心理学》
 中：礼记、孟子；

西：新约、《法律》、《社会学》
 中：仪礼、孟子；

西：旧约、《法律》、《社会学》
 中：周礼、史中书志；

西：旧约、《法律》、《社会学》
 中：春秋、二十五史；

西：政治、军事、《法律》、《社会学》
 

          图一 ： 儒家管理学及其实践应用的八个阶段

（八条目见《四书·大学》，另三纲领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以上书类，不一定字字细读，但应有所涉猎，有所感悟，触类旁通：遇到问题时，能够联系有关知识，能够较快地深入进去，最后能够付诸实践，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

              案例：汉代宰相公孙弘是如何应用儒家管理学的

如果哪位读者已经当了干部，学了儒家管理学之后，可以参考公孙弘的方法来处理与上级的关系：

公孙弘是汉武帝的宰相，如果一种主张不能被汉武帝采纳，公孙弘不是据理力争，而是学习具体的管理程序，再用儒家管理学把这些程序提到理论的高度。汉武帝自己很熟悉管理，听说其中还有理论认识，当然很高兴，所以公孙弘的建议他都听得进去，最后还封公孙弘为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在和平时期，封布衣为侯。

组织管理的对象——中国人有什么特点

中国的干部和企业家，管理对象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点，必须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进行管理，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儒家就是深入中国人的特点来认识人，认识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干部和企业家要学习儒家管理学。

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是家庭观念特别强。

香港、台湾的成功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中国的大午集团（孙大午兄弟）、希望集团（刘家兄弟）、泰国的正大集团（谢家兄弟）等也是家族式的。不是说家族企业永远不败，而是说只有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进行管理，成功的概率才比较大。成功的企业家家相似，失败的企业各各不同。因为成功需要许多条件合在一起，家庭观念就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可是失败不同，只要一个条件不具备就会失败，其中不一定是家庭观念不具备。

反面的例子就更多了：这些年大陆上的贪官污吏，都把自己的“单位”当成自己的家族领地，家族观念变成了拉关系走后门搞腐败的温床。高层的陈希同和阎健宏是被揭发受惩的例子，中层和低层的上行下效行为不胜枚举。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周冠五（首钢）的儿子周北方，都是反面的例子。阎健宏（女，贵州）贪污的钱，大部分用在国外的儿子身上，也是例证。

现在中国人学了不少西方人的管理方法，但一用到中国就走样，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中国人的特点进行管理。有一个下海的知识分子，后来当了老板，跟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满口讲的都是西方人的那一套。可是笔者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却不说话了。问题是：“你希望你的儿子将来像西方人那样离开父母，还是有一点儿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人都是有感情的，中国人的感情，对自己的子女最真挚。很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他们不会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硬说希望自己的子女像西方人一样离开自己。

    家庭观念植根在汉语、汉字和特定的思维方式之中，归根结底，植根在太平洋西岸的环境条件之中。儒家管理学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密切关注人与环境的适应过程，然后总结出来的——家庭的人文环境，是强化“善”的人文环境。儒家管理学的基础，就是顺着这个人之常情建立起来的：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推广到“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管理在两千多年中一再显示其辉煌，近代以来也成果显赫。

    血缘情感强，在中国是变不了的。西方的管理学把它看成管理的阻力，所以谁要只懂得西方的管理学，谁就会在中国处处受阻。而儒家把家庭观念看成管理的资源，所以谁要是学了儒家管理学，谁就会在中国左右逢源。宗族这个东西，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中国它总在起作用。只有承认它，规范它，才能够有利于群体延续。宗族能够适应比较严酷的环境，不但比印度的种姓的适应性强，也比西方的俱乐部的适应性强。所以，当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严酷的时候，宗族观念将会有助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父母官”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来源，跟家庭观念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即便干部只把自己说成是公仆，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还是“父母官”——像“父母”一样的“官”，在重视之余，还要求他们像父母一样，起码要管吃管穿管教育。而领导们则在称呼自己是公仆的同时把单位当成家族领地，只享受“父母”的待遇，而不履行“父母”的责任，老百姓当然不满意。

          案例：把家庭观念和“父母官”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运用

丰田公司有个企业员工的墓地，碑上书：“生前，我们是丰田公司的职员，为公司的繁荣作出了光辉的业绩。死后，我们仍聚在一起，共享天国之乐。”每逢清明，老板带全体员工偕死者家属扫墓。它告诉每一位来扫墓的职工，只要生前为公司尽力，死后公司也会永远怀念你。

儒家管理学是顺应人的自然特性进行管理，而西方管理学是把人加工之后进行管理。这并不说明西方管理学在各个方面都比儒家管理学更精确，西方管理学并不是最科学的。例如，家庭宗族和血缘纽带是最自然的纽带，儒文化圈中的人们对于族谱很重视，可是西方管理学对于这种可以精确鉴定的东西并不重视， 反倒重视一些不精确但是经过加工的东西 。例如“地球上的第60亿位居民。这名男婴的特殊身份是由联合国指定的。”“指定”的意思是：本来很难统计出到底哪一个婴儿是地球上的第60亿位居民，可是为了精确化，必须有一个，于是就指定一个。这样，全球居民就像一架大机器上的零件，依序编了号。

    儒学是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 与西方任何一门分科的学问都不一样——“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在西方，有这么一种人——自由主义者（liberal），这种人的知识领域比较宽，所以能够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和情感，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参见《朗曼当代英语词典》）。如果把这些自由主义者的特点与群体延续的目标结合起来，就相当于儒学，或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则相当于中庸之道——不断地权衡调节，掌握适当的分寸——既不是唯法是从，也不是唯人是从；既不是金钱决定论，也不是主义决定论。

西方的学问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拿西方管理学来说，培养的是生产管理专家，营销专家，财务专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那问题来了，谁来领导，协调这些专家呢？我们把这个人叫总经理。那么西方管理学中有没有一门培养总经理的学问呢？没有。有读者可能会认为，当一个人把那些专业人才的学问都了，他不就成为通才了？他不就可以领导，协调那些专家了？可惜这个判断错了，西方的文化就缺乏整合的功能，所以即使把所有的专科都学了，也未必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整合型人才，即所谓的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