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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危机带给中国巨大的潜在机遇（之一）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如何将中国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并讨论如何在沿海地区，将产业升级换代，从简单的代工（OEM），走进设计加工（ODM），并进一步走进品牌加工（OBM），变成高附加值的品牌生产。 而所有为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不是成效太大。西部和中部的省份，派出了各种招工团，希望将自己输出的劳工里的家乡父老，尤其是做了技术领工，和从事比较高技术的人才挖回来时，这些人才又因为前一阵的劳工缺位，到处成为香饽饽，而不肯回乡。而沿海地区，虽然大谈特谈腾笼换鸟，大家在认知上一致，可是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估计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来了新凤凰，才想着怎么踢走老母鸡。 现在好了，金融危机带来了严峻的国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企业开始倒闭了。大量的农民工开始凤回巢了，整个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家希望发生的转型，现在被强制的经济规律，逼上了台面，看来不改就是一个死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做到成功转型，重新整合外贸加工业，并在国际市场上抢夺品牌，就需要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进行运作。 在20年前，当中国兴起了从广东沿海地区，进行三来一补，以国际贸易为目的外向型经济时，笔者就很鲜明的提出了要注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然笔者当时是赞成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相信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是外贸经济可以解决的，而且只有把外贸经济当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工具，才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治统一。 而中国改革到了今天，自然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也创造出了一个依赖于继续维持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主要诉求就是以维持这个发展模式，继续在不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中的现有利益。如果中国继续被这些利益集团挟持，中国走下去的道路，就是拉美化。 这个集团在政治上，要打的旗号就是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搬出来，修修补补，作为己用。光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谈之后在邓小平理想中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其主要要求是继续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工，满足于在世界体系中垂直分工的低端地位。在这种思考方式下，自然就是反对新劳动法对工人工资的提高，赞成国家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的倾斜政策。 在舆论上就是夸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度，用不准确的流言和报道，来干扰中央政府的决策，以大规模企业倒闭，经济发展跳水而不是周期变化的俯卧撑，来吓唬政府和人民。而一些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报告，只可以在网上流传，而无法上该上的媒体，终于惹恼了俺们的广东汪洋大佬，出来大声说，广东的情况基本面良好，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倒闭企业，就是要让他们倒，不要救。 其实汪洋大佬的底气足，是有原因的。因为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出口企业转型，使中国产品中的机器设备和运输产品大幅增加，而低附加值的玩具和鞋类占中国总出口量低于5%。不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增加自己的技术研发投资，和有意识对产业扶持，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做到了。在现在这个大好的大浪淘沙的情况下，对外贸企业的退税和扶持，要区别对待和适可而止，不要又救了一些需要被淘汰的不良企业。 在中国开放的政策中，一定要明白，开放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有利，而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尤其是对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定位问题上，不要被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就是上面讲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枪手，继续号召以“市场换技术”，把各种国家的重要和利润丰厚的行业向外资开放，并以所谓国际接轨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口号，扼杀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技术的生存空间，而迫使中国的工业只能停留在技术的最底层，成为国际工业分工的廉价人力，土地和环境资源。 在中国改革的政策上，则以新土地改革为幌子，希望中国放弃以保护农民权益为基本考虑的农业集体化和农民协会这些在欧洲，日本，南韩和台湾都有一定成效的做法，号召土地私有化，和以美国式的农业生产化道路，希望为靠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主控的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企图为农村的大规模土地兼并，而迫使农民流浪进城市，而为他们的外贸型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眼里，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让中西部人民和农村的农民多穷几十年，这样才可以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更有利。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那些反对新劳动法的经济学家们的“宏论”，看看俺有没有说错。 因此在新土地改革的看法上，与俺这类希望确实保护农民利益，希望他们可以通过土地升值而快速致富的人不一样，这些人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向拉美化的方向前进。比如说菲律宾农村改革的例子，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就是创造出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来保证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工。而中国政府的城市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创造出这样一批的城市流民。而中国居然就有所谓的学者，跳出来要求中国建立城市贫民窟。 好在中国有很多为了农民利益而思考的学者，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如陈锡文，李昌平，温铁军，曹锦清等人，都会令中国土地改革，不会被利益集团分子绑架。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的快捷，也为农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城市土地资本集团侵袭，增加了一定的保护力。这些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算是直追前辈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大师，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选择空间。 而利益集团在金融上的主张，就是当时对美国金融危机救市的鼓吹。因为美国人实在没有钱了，中国就必须借钱给美国，买美国国债，这样美国人又可以大手花钱，然后这些外贸工业的得益者，有可以继续玩下去了。那么中国自己那些穷人，是不是应该借给他们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是，可以。但这些穷的中国人，必须先搬到美国，才可以借到这些钱。 不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是美国人民给吓怕了。你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也不敢借了。美国联储局的目标利率是1%，但实际交易的利率，大概是0.25%。美国人前几年的乱花钱，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不太高的时候，几乎是各种实物在家里堆得如山，时不时要捐给救世军去帮穷人。所以美国人民是只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算是被你赶出住房，已经有人民开始在户外的公共土地上，开始建设临时帐篷城市了。这样的话，两年都节衣缩食，看你中国的那些外贸商人们，还可不可以靠血汗工厂吸血。而就算中国政府里有人想走拉美道路，这下都没有机会可以走了，真是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大好事情。 而在这个被逼出来的经济转型，就需要沿海和内地省市的配合，来把这个关系中国人民的未来福祉的大事情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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