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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了“再说一次，移民吧”，表达了对周遭的厌弃，有朋友问是否可以改变。
应该说，改变的可能还是有的。最彻底的改变当然是打破秦政模式，将管理的权力来源由中央转变为民选。曾有不少外国学者盛赞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先进的文官制度，这其实是种曲解。国外的文官制度是" 代理-委托制"，文官要对选举者负责。而中国的官僚体系脱胎于军事建制，出现于商鞅变法，官僚只对领导负责。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历史，没有看到文官制度与官僚体系的区别，而中国学者也不求甚解，看到有外国人夸赞中国的官僚制度，鹦鹉学舌般地认为中国体制不需要改变。最近舆论中出现的“世界中国化”倾向就是这种误解的反映。
当然，要中国完全民选几乎是不可能，但省下民选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可能的。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曾有局部区域出现过此种情况，反映良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试验在80年代的最后一年被压制了。
除去民选模式，中国也可以学习早期的新加坡。早期新加坡同样没有民选，但开放了媒体监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秦政模式下，官僚的权力完全来源于中央，造成了官僚根本不关心民众利益的状况。而开放媒体监督，让民众曝光官僚的恶性，如此，虽然民众没有官僚的选任权，但至少有了对官僚的否决权。梁文道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有点良心的官僚，他花10块把事情办成，留2块钱给自己，如此大家都有好处。可现在的情况是，官僚只拿2块钱去办事，留10块钱给自己，造成弄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用，就像四川的教室、塌方……”可以说，早期新加坡模式就是在追求“好官僚”。官员的选任依旧由上面决定，民众不要求这方面的权力，但如果被上面提拔的官员不被民众满意，民众就可以利用媒体来曝光坏官员，坏官员就得下台，如此，官员就会有警惧之心，至少会在把事情办成的前提下再去谋求自身利益。
至于有人担心开放媒体会造成政局不稳，我之前写过“尝试放弃报禁”，现在全文转过来，应该能作解释：
昨天的《震海听风录》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西藏问题上集体失语
”，首席嘉宾陈功认为中国应该开始培育政治精英。
应该说，集体失语这个问题是对的，但陈功的方法似乎不当。因为中国一直在
培养政治精英，从清王朝的留洋学童，到新中国的外派红小兵，前仆后继百余
年。可惜，这些精英几乎全部在回国之后就和光同尘了。《联合时报》的杜平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除非政治改革，否则中国很难培养出所谓的政治精英
。
其实政治改革这件事在中国也讲了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但就是雷声大雨点
小。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缘于部分人对政治改革的理解
偏差。就像我当年在药监局的时候，某些官员一听到“改革”二字就立马认为
这是一场“斗争”，就是“夺权”，就是“变天”。一个药监系统尚且如此上
纲上线，其他领域的人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就中国目前这种状况，可能任何希望“毕其役于一功”的弘大叙事都最终会落得胎死腹中。
由此，我个人的意见是，要破解集体失语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学学邓公。当年的中国，强敌环伺，国弱人疲，有些人要拼死一搏，另一些人想推倒重来，打来打去，不可开交。而邓公放下主义之争，从发展经济的技术角度来寻求突破，既解决了问题，也没有导致党的失势。那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不同样去尝试一些技术手段呢？海外不认同官方的话语体系，我们就开放舆论钳制，让海外听听民间的声音。
在我们当下的话语体系中，宣传人员普遍存在能力瑕疵。首先是不懂辩论术。我们的宣传人员长期习惯了只强调观点而不做论证阐释的表达方式，而熟悉辩论术的人都知道，其实观点这东西是很难认定高下的。我们说西藏好，别人说西藏不好。如果我们的宣传人员只会找人证明西藏好，那么这种证明永远都无法驳倒认为西藏不好的观点。因为，休谟早就说了，人不能从是中得出应该是。只要对方也能找到证明西藏不好的证据，对方就会坚持反对观点。正确的辩论术应该是，证明对方错，由此反衬自己的对，就像网友证明cnn的论据错误一样。在社会学科中，只有形式逻辑是中西方共通的，只要能证明对方在形式逻辑上有错误，那么就可以否定对方的观点，反衬自己的正确。优秀的辩论手有时可以不去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只攻击对方的错误，就是这个道理。其次，我们的宣传人员也不太懂政治。当我们被指责说谎的时候，宣传人员总是试图圆谎，这是政治术里的大忌。政治术强调的是“永远只说一个观点，同时不做证明”。希特勒说自己的民族是上帝选民，引来了众多的支持者。如果希特勒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希特勒很容易就会被拆穿，因为多说多错。而希特勒，也包括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聪明就聪明在，其永远只说同一个观点，还不去证明，别人爱信不信。就像你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劳动，不要管别人信不信，即便医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也一口咬死，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能劳动，说多了，别人也就以为你得了什么怪病。我们的宣传人员，一不懂辩论术，无法打击对方观点。还不懂政治术，老是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观点，以为观点多就能证明自己正确，可惜，观点越多，提供给对方的攻击点也越多。由此，带来了我们在舆论上的全面被动。要不是半路杀出陈冲、成龙以及众多网民这样的民间声音，还不知道此次西藏事件会给我国带来如何的麻烦。
当然，很多人都会认为，开放舆论会危及我们的稳定。我个人认为此逻辑不成立。首先，经济改革这么多年，对私有制的承认，早就改变了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要变天早就变天了，不会等到现在。其次，舆论的关注点多在具体事务、具体的人。就像中日领导再怎么表示亲善，可日本舆论却只纠着毒饺子不放一样。因为只有具体事务才是大多数人的切身体会，大问题则会让普通人感觉遥远而较少关心。在我们这个自古就有“告御状”传统的国度，人们的思维定式就是只要惩办伤及自己的具体贪腐官员，就可以不问魏晋。那么，我们今天开放舆论，普通人同样也不会一下子就变成异己力量。当然，如果开放了舆论，我们却不能在打击贪腐问题作出实质上的突破，放任对具体事务、具体人的仇视传导成为反社会情绪，那结果自当别论。第三，舆论是社会的反应，舆论威胁统治只是社会动荡的反应，而非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政治学里有一个基本观点是，只要物质生活的可获得程度比较高，普通人会淡漠政治诉求。因此，在目前我们经济尚可，国际各方势力也倾向于制衡而非决战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目前还不存在出现大范围社会动荡的急迫性，所以，即便开放舆论，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这些不同声音也不会动摇现有的政治格局。李光耀在新加坡似乎比任何一个集权者都要来的厉害，可新加坡的舆论开放并没有动摇李的威权。这也是一个例子。
从一定程度来说，此次的西藏事件其实是上天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此次事件中，民间声音为我们带来的助力，正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挡塞反对者的口实。我们不妨学学邓公，从技术的角度来推进政治上的次第改革，让多元化的声音都有存在空间，为我国的长期发展提前培育新生力量，就像改革30年冒出了民营经济这一重要经济支柱一样。 48年共同纲领，78年改革开放，08年开放报禁，三十年一步，我国自当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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