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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嗜好形而上的哲学，可下面的一段话改变我了对形而上哲学的看法，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自己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这么写到：
赫尔曼.黑塞在他1943年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预言了人文主义者期盼的世界以及他的失败。该书描述了一群过着庄严而孤独生活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献身于伟大的传统及其智慧与美。但书中的男主人公——最有成就的兄弟会会长，最终决定回到饱受污染、庸俗低调、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唯利是图的现实中开，那是因为除非与世界有关，否则他的价值观只是“愚人金”而已。
德鲁克最后说：
后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需要有知识的人。享用过去伟大的遗产，注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人文教育必须要使得人们能够洞察现实掌握现实。
这真是睿智话语！惊醒了我这个曾经在思想沼泽中徘徊的梦中人，作为一个在当今变幻异常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想在思想中，找到精神家园，却被思想蒙蔽了双眼。在这段话的旁边，我写到：
任何思想、无论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任何思想、无论现代的、传统的、西方的、中方的；都要为我所用，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应用出来，并体现出效果，特别是体现出物质的效果，引朱子论读书的话是：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我对哲学有甚深的热情和喜欢，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对辩证法、传统的宋明理学、西方的分析哲学等有过超过常人的涉猎。这些哲学、这些思想不能不巧妙、不能说不是人类社会伟大的知识遗产。可我现在认为这些东东，很容易迷惑人、很容易让人陷入思想沼泽，最后愈陷愈深，欲罢不能。
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文中，总结晚明清初的思想发展、批判宋明理学的一段话，就更加贴近我们中国人的胃口了：
中国近世哲学（注：宋明理学）的遗风，起于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
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个新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接近朱熹一脉的学者，如顾炎武、阎若璩，都成了考证学的开山祖师。接近王守仁一派的，如黄宗羲。。。，也都专注在史学与经学上去了。北方特起的颜元、李塨一派，虽然自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反玄学”的革命。。。
这些人，胡适说他们掀起了一场“反玄学”革命，并说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都是“反玄学”大运动的一分子，分别攻击了玄学不同的方向，在胡适的眼里，这场运动的成就是这样的：
当日“反玄学”的运动，在破坏的方面有两个趋势：一是攻击那谈心说性的玄学；一是攻击那先天象书的玄学。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就兼有这两种趋势。他对于那高谈心性的玄学，曾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只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时，《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
他又说当日的理学家：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注：危、微、精，一说的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厥执中”）。
同时他对于那先天图象的玄学，也曾说：
“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也，畔也。。。。”
“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
这两种趋势后来都有一流人才的加入，继续发挥。。。。
反玄学运动，在破坏方面，居然能转移风气，使人渐渐瞧不起宋明的理学。在建设方面，这个大运动也有两种趋势：一面是注重实用，一面是注重经学；用实用来补救空疏，用经学来代替理学。
我为什么要抄胡适这么一段话，是因为自于丹讲论于之后，那帮国学的爱好者又搞什么“象数”、“心性”的。心存怜惜之意！不要将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些旧玄学上，这是过来人血淋淋的教训。
更为可惜的是，旧玄学未灭，新玄学又起。这其中包含辩证法、分析哲学。也包括胡适。胡适这个人，打着美国实用主义的大旗，标榜科学，可后来也是也钻入到乾嘉的玄学里，就无怪乎李敖说：胡适，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却干了那么多么多不重要的事。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打着科学的旗号，可是将哲学搞的玄之又玄，离寻常百姓远之又远，真可谓为科学的怪胎、玄学的余孽。
中西方都将哲学搞成了玄学，后来就有人物出来反对之。这中间的故事极多，如果写将开来，就得成一部哲学史了。这一潮流的总体趋势，正如德鲁克的观点，更强调与世俗生活的结合，更强调经世致用，比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就宣布哲学的死亡，将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推广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倡后哲学文化，反本质、反实在、更世俗、更实用。此风一来，真是世界潮流不可挡，顺之昌，逆之亡，全球经济忙！
结果搞出了金融危机！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简单吗？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真是一小挫人的事吗？我看来政府救市不过就是赈灾而已！有人成了英雄，学者大唱赞歌，谁反思背后的思想根源。
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以为杜威博士的世界是一个人类占据想象力的世界；天文学上的宇宙他当然承认他存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被忽视了。他的哲学是一种权能哲学，固然并不是象尼采哲学那样的个人权能哲学；他感觉宝贵的是社会的权能。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新支配能力，比这种能力至今仍受到的限制给某些人造成更深的印象；我以为正是工具主义哲学中的这种社会权能要素使得工具主义对那些人有了诱力。
人类对待非人的环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曾有很大的差别。希腊人怕傲慢，信仰一位甚至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所以希腊人小心的避免那种他们觉得会使对宇宙不逊的事情。中世纪时把恭顺做的更远甚于以前：对神的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义务。独创性被这种态度所束缚住，伟大的创建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尊，但又让自尊达到了造成无政府状态与灾殃的程度。文艺复兴的成绩大部分被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打消。但是，近代技术虽不全然适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倨傲的个人，确实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力枝干复活了。以往过于谦卑的人类，开始把自己当作几乎是个神。意大利的实用主义帕比尼就极力主张用“模仿神”代替“模仿基督”。
这位睿智的人提醒道：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感到一种严重的危险，一种不妨叫做“宇宙式的不虔诚”的危险。把“真理”看成取决于事实的东西，事实大多在人力控制之外，这个真理概念向来是哲学迄今教导谦卑的必要要素的一个方法。这个对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种疯狂道路上便更进一步——那种病况随着费希特而侵入哲学领域权能的陶醉，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学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种陶醉。
他最后强调：
我相信这种陶醉是当代最大的危险，任何一种哲学，不论是多么无意地助长这种陶醉，就等于增大社会巨祸的危险。
西方哲学史》写于二战之中，过了半个世纪多，这句话多么的贴近这个现实世界。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但思想又是导致社会巨祸的罪魁祸首，思想成就人，思想也葬送人。作为一个思想者，最忌讳的陷入教条主义、停止探索、盲信、盲从。在这样的时代里，我并不认为追求实用就是一种错误，因为说到底，思想就是要有用。但仅如此，那就是一种病态，思想者，把把握一种平衡。特别是把握道问学和经世致用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朱熹就是一位大师。朱熹在他那个时代，不仅是一位人文大师，也在其为数不多的几次任职中，呈现了卓越的才能，有“能吏”之名。
朱子的宇宙论是“理气论”，理无形，气有形，理气结合，成世界万物。朱子曾说：“理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又说：“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这均说的是理与气结合构成世界。在理与气的地位上，朱子是二者均不可少，实在要分出先后，则理先气后，。朱子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其之理”，“理与气本无先后而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在这里，并不想详细阐明朱子的宇宙论。只是想借用这一观念说明道问学和经世致用的平衡。我认为后世强调效果、强调实用的思想，仅就“气”上说事，围绕着一个有形的世界说事，并把“理”放在“气”之后，其流弊就是罗素所批评的权能哲学，人类因而自傲，种种人祸由此生焉。而强调“理”，则就成了玄学，就是德鲁克、胡适所批评的，误人子弟，浪费青春。因此，理气共同作用成世界万物，理气自然也会导致平衡。在明道问学和经世致用的平衡，本贴仅通过朱子理气论开个头，我相信，中国传统思想会提供更好地答案，而理学的名言：涵养需用敬，近学则在格物，则可以给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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